张园园

摘要：马二先生在《儒林外史》中是一位形象鲜明的人物，在小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学问上，他迂阔腐朽，为人却又古道热肠，充分显示出了他人格分裂的特点。本文力图通过在泰伯祠大典上马二力担“三献”重任这一角度，分析马二先生的人物形象特点，从而渗透出作者吴敬梓试图通过“仁义礼乐”来挽救包括马二在内的当时丈人命运这一理想破灭的无奈与悲哀。

关键词：《儒林外史》;马二先生;三献

中图分类号：1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5-0008-02

一、前言

马二先生在《儒林外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结构上讲，他在书中第十三回出现，上承蘧公孙，下起匡超人，起着纽带性的作用;从占据文章分量来说，作者吴敬梓在文章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回集中的交代了他的事迹，而在三十七、四十九回又穿插对他的描写。可见作者对马二先生这个人物还是很重视。马二把科举考试作为自己终身事业，他的命运与周进、范进相似，然而周、范纷纷中了举、做了官，尤其是周进官运亨通。而他却毫无收获，但他并未气馁，把精力又转向了选批程墨，他对文章“理法”“举业”的看法已经成为他的经典名言。从这个角度来说，马二当然是迂腐愚昧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泰伯祠大典上，做了“三献”的工作。这其中的原因就值得我们探讨。本文从三个维度探讨分析马二作为“三献”原因。

二、出身江浙地区的地缘因素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马二做了“三献”工作。吴敬梓用整整一回目描写了泰伯大典的盛况。虞育德作了大祭主祭之人，庄征君做了亚献，迟衡上、杜少卿做了引赞的工作。“三献”的位置则空缺出来，众人相互推让，似乎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众所周知，虞育德、杜少卿等人在整部《儒林外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是这部书的灵魂，无论在人品方面还是学问，都是作者所赞赏的，甚至是理想化的。由他们做泰伯祠大典的祭祀主持工作，当之无愧。“三献”的地位虽然没有他们的地位高，但也至少是诸生的杰出代表才可胜任。迟衡山引荐了马二，是因为他是浙江人。陈美林认为马二位置“三献”有其所处地域的原因。他指出：泰伯所建立之吴国，其范围包括苏、浙、皖部分地区。主祭虞育德是江苏常熟人，亚献庄绍光为江苏南京人，安徽之杜少卿要做引赞，三献自必推拥浙江马纯上了。文木老人于此细末节处亦下功夫。马二被推举为“三献”，其地域上占有先天性的优势，这是首要原因。

三、瑕不掩瑜的“迂儒”品行

笔者认为马二担当“三献”，众人并无非议，除受地缘因素影响之外，而作者有其更深层用意。马二做学问显示了他的“迂”，鲁迅称之为“迂儒”，但在为人品行上，却突出了他的“善”，又可称得上为“善儒”。即使马二家道没有杜少卿、虞育德那样殷实，声望学问没有他们显达，但马二作为一个小人物，始终没有抛弃传统儒学对于一个文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仍然坚守着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准则。这一点是吴敬梓极力渲染的。

仗义疏财，崇义弃利。马二最大的特点就是是“仗义疏财”，凡他人有困难，都义无反顾地慷慨解囊。吴敬梓甚至直接用了“马纯上仗义疏财”标明回目。在外貌上，吴敬梓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猥琐，邋遢的形象，“身长八尺，形容甚伟，头带方巾，身穿蓝直缀，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几根胡子。”马二虽其貌不扬，谈不上英俊伟岸，但也至少也不令人生厌。这样的外貌特点与其善良品性是相称的。从这个细节上看，作者是有意塑造他在读者心中形象的。马二对朋友可谓是尽心尽力。他与蘧公孙见面不过数次，却为朋友之义而倾囊相助。在与差人的周旋中，一方面彰显了他的智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待人真诚。在朋友危难之际，马二挺身而出，为“义”而不惜“利”。就连鲁小姐也啧啧称赞，“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气！有胆识！相与了这样的正人君子，也不枉死了！像我娄家表叔结交了多少人，一个个出乖露丑，若听见这样话，岂不羞死！”作为一心醉心于八股文章的鲁小姐能对马二有这样的评价，真是语出惊人。本以为马二是“举业当行”之人，才那样礼遇他，而今马二却做出这样举动，着实意外，更是让人感激。而作者也借鲁小姐之口表达了他自己对马二的看法。从马二先生对于“义”和“利”的态度上看，的确是个“君子”。

古道热肠，淳朴善良。如果说马二对于蘧公孙的仗义行为是缘于他们是朋友关系的话，那对于仅有一面之缘的洪憨仙和匡超人，更是显示出了他古道热肠。马二先生游西湖时，看到那些美味食物垂涎三尺，可他只能买一碗面，几个笋干填饱肚子，可见马二真是没钱了，也再次证明了他待人真诚。当得知洪憨仙是骗子时，他并有气愤、懊恼。当得知他病倒了，马二又急忙去看望他，直到红憨仙气绝身亡。事后还帮助料理红憨仙后事。这原本不属于他分内之事，然而马二却都做了，并且比他人做的更好。当马二在给予匡超人的帮助时，更是展现了他淳朴善良的本性：帮他修改文章，教他文理之法，送他盘缠衣物，他像长者一样对匡超人的谆谆教诲，又像一位兄长对他关怀备至。这让匡超人感动的两泪交流。他与匡超人本是路人，一个偶然机缘让他们相识，或是觉得匡超人乖觉，或是同情他的经历，或是觉得匡超人有仕宦前途，无论什么样的原因，都让这个萍水相逢之人不遗余力的帮助他，从而改变了匡超人的命运。

马二的这些行为表现与杜少卿、虞育德有很多相似之处。杜少卿救助娄太爷直至去世，帮助鲍廷玺重整戏剧班子，对于他人的任何请求，都有情必应。他们并不看重金钱、名誉、地位。学识上，马二先生或许比不上他们，然而在德行方面，可以说是与杜少卿一类的人物，杜少卿、虞育德等是作者所赞同的人物，马二先生自然也是作者极力认可的。在马二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文人人性的善良，甚至带有“侠胆义胆”的儒侠风格，凸顯了人性本身最质朴善良的一面。这与小说中的所描绘的道德滑坡、物欲纵横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是能当上“三献”的原因之二。

四、“仁义礼乐”理想的创作意图

吴敬梓特意安排马二参加泰伯祠大典并且使其在大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缘由之三是作者在他身上寄予的“仁义礼乐”社会理想以及这种理想的破灭。泰伯祠大典是整部《儒林外史》的灵魂，本书以泰伯祠大典筹备、举行、衰落为线索，暗含了作者社会理想由产生到破灭的过程。《论语》记载，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让天下彰显地是“仁”，表达地是对兄弟的“义”，体现的是对其父的“孝”。而“仁孝”则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根本。泰伯祠大典中体现的仪礼彬彬，声乐和雅，实质上表达是作者倡导儒家传统的“仁义礼乐”思想。作者试图通过传统儒家经典的“仁义礼乐”思想来挽救当时文人命运。作者对“名儒”“真贤”的追寻，对他们的奇闻异事的描述，既是作者对于自己理想的追求，又是树立的“名儒”“真贤”榜样，在当时文人中产生影响，从而使他们对于自己的职责，自己的命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功名富贵”。

儒家思想对士人的要求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帮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有“道”的标准就是“仁义”。在“无道”的社会，儒者应是洁身自好，在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时追求富贵是一种令人不耻的行为。而明朝统治者制定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成为讲经论世的儒士们竞相奔走的正途，伴随而来的是做官讲究许多的实际利益，从讲究文行出处的“真儒士”到追求功名富贵的“伪儒生”，把原本保持着质朴善良人性的清寒儒士在追求仕途中失去了为人本性。作为一名儒士，失去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没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一味的沉浸在做八股文章，倡导举业当行世界里，抹杀了儒者的真正的职责。作者正是想通过举行泰伯祠大典来唤醒当时沉迷的文人，尤其像马二这类保有善良人性之人。

然而，大典之后，不僅儒士各奔东西，他们所追求的仍然没有做任何的改变。而且连马二也在追求科举道路上会越走越远，在科举的大潮中越陷越深。几年以后，泰伯祠已无人问津。当年的盛典仅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第四十八回“泰伯祠遗贤感旧”中，王玉辉和邓质夫去看泰伯祠时，第一次泰伯祠大典的盛况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狼藉，桌子上的灰尘似乎向人们昭示着礼乐文化的衰落，以及世道的衰微，对于礼乐文化不在的感慨与无奈。而这恰恰说明了作者“仁义礼乐”的美好理想的破灭，以及对于这一切无法挽回的悲哀。

吴敬梓似乎让马二兜了一个圈，原本想通过泰伯祠能够唤醒他对社会清醒的认识，重拾传统儒家信仰，然而他却仍然去寻求仕途之路。这也正表明了作者对当时士人追求“功名富贵”之路潮流的无力扭转，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奈与悲哀，同时也体现了科举之路深深影响了一代文儒，他们都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就连具有“疏财仗义”的马二也不例外。

马二是当时一类文人的代表，他们受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逐渐被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不知不觉的所腐蚀，从而造成了为善又性迂的人格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