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馨逸 屈雨虹 严雨秋

摘 要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其特有的文化学术思想，丰富了古代教育模式和思想，为培养人才、德育智育各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常熟历史悠久，它所属的江浙一带也是古代教育的繁盛地区，书院众多。在明清时期，常熟地区大小书院蓬勃发展，其文学教育在师资上、教学理念上、教学制度上均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本文着眼于明清时期常熟书院及其教育状况，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探讨。

关键词 明清 常熟书院 文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9.01.076

Abstract The academy is a unique form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in ancient China. In its long history， it has enriched the ancient educational model and thought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and academic thoughts，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moral education. Changshu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ts area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is also a prosperous area of ancient education. There are many colleg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large and small academies in the Changshu area flourished， and their literary education develop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eachers， teaching concepts， and teaching system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shu Academy and its educational condition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makes som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y； Changshu Academy； literature education

明清时期的教育开始呈现新貌，旧有的禁锢式教育开始受到质疑，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书院是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典籍整理机构的功能发展的结果。有“官学”与“私学”之分。官学的前身是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演变为书院之后，以文化学术事业为主要，不再负责具体政务，因此与一般的政府部门区分开来。私学最初等同于向社会开放的书斋，摆脱了只属于某一读书人的私人性质，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由于起源不同，官办书院与民办书院在教育上存在一定的区别。[1]发展至后来，官学由朝廷设立，私学便由民间的有富庶人家集资，或是一村一庄的住户合资置房舍，请先生讲学。明清时期常熟的一大书院——虞山书院，最初就是由邑人曹善诚所设的私学，张居正毁天下书院后，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由常熟知县重建，至此变为官学，更名虞山书院。除此之外，据《重修常昭合志》可考，明清时期常熟书院主要还有游文书院、养贤书院、琴川课院、东湖书院、修正书院、梅里书院、智林书院 、清水书屋、海东书屋、学爱精庐、海虞试院、桂村书院、鹿苑书院、苏州试院、亭林书院等。清代后期，在外来文化和战乱冲突的影响下，这些书院部分被摧毁，幸存下来的书院大部分被改建为新式学堂。经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明清常熟书院的文学教育别具一格。本文针对明清时期常熟书院的文学教育情况，进行研究，总结出关于其師资、教学理念、教学制度三方面的特色。

1 多元、流动的师资特色

明清常熟书院的师资来源分为两大部分。相较之下，官学教师的组成更接近于现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学，从中央到地方，建制都已完备。地方官学有专设的行政长官负责。教师入职需要进行考试，入职以后，教师除了要接受和其他官吏一样的“考满”和“考察”外，还需要通过专为学官而设的“学官考课法”。官学的教师任职制度、教学内容形式以及考核审查方式是更为接近今日的教师现状的。比起官学，私学的师资来源相对自由。以虞山书院为例，在《虞山书院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下之普汜，无私者，道也专一。有方者学也道：则匹夫匹妇无不该而学，则君子事也。君子学又以教天下之不学。故曰：‘学者觉也，不独自觉，还以觉人也。”彼时虞山书院之“教”，具有非常浓厚的君子意趣，教学是发乎君子个人心性的一种普教倾向，而并非来自官方系统的职务指派，一部分的读书人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将普及教育视为己任，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相聚在书院讲学，这就是私学教师的来源的一个部分。

同时，私学书院的讲学者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书院会同时聘请或更换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前来讲学。正如明代吕柟在答“问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时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故用人以治人者，不可借求同。求同则说谄面谀之人至矣！”[1]一人之学未免狭隘，闭门造车易使思维僵化，文学之中本没有绝对的答案，各学派百花齐放才能促进文学研究的繁荣，，启发新思想、催生新学派。另外，推进师资的流动，不把任意一位优秀学者局限于一所书院，就可以使得整个地区各个书院的师资呈现出可变化的、流动的、平衡的状态，从而使教育朝着“公平”的方向更进一步。

2 开放、合理兼具启发性的教学理念

私学中的老师并非所有人都受到过教育教法的专门训练，只要有学识，有道德，便可入院讲学，他们并未受过系统教育方法的打磨，直接从学者过渡到教师，其教育方式是伴随着教育过程的进行而成长的，其教育理念是成熟在教育实践之后的。这让他们的教育理念不趋于统一，极富个人色彩。但在以儒学为文化主导的大背景下，学者之学为儒学，所授之理亦是儒学，他们追求“学”当为“君子之学”。

《虞山书院志》中有云：“言夫子之言，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夫小人之于学岂亦孜孜矻矻，庄坐雅读。而学之与不过闻所闻，焉见所见；为而善念勃然兴，非心瞿然，化矣。”又有：“彼君子之学，其起于先王，景行于前哲，亦何以异此。然则学不在诵读而在以勃然，瞿然者也以勃然，瞿然者又必有独而动。”[2]其中的“小人之学”不过是空有其表，学仿见闻，并非发自内心的勤谨钻研，终究不得精髓。而“君子之学”，如果只是仿效先贤，不是从内心自然流露的行动，就和小人之学没有区别。学习不在于诵读，而在激发人心中的“善举”，勤谨学习的人也要有发自内心的“善举”，这会让他们拥有独立的思想，而因为他们本身勤谨，必定又导致他们有独立的善行。[3]

《虞山书院志》卷二《宝簿引》中写到：“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几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境他方，但愿听讲，许先一日或本日早报名会簿，俟堂上宾。”[4]“虞山会讲”相当于今天的周期性的学术交流会议，这个会讲是面向所有人群，不分高低贵贱，不分年长年幼，更不分职业身份，没有限制，只需提前报名。在这样的理念下，每次会讲都是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思想激情碰撞，对当时的文学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虽然书院提倡一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但并不是放任学生自由，它在日常规范、行为道德等方面对學生有一定限制，如《虞山书院志》中写道：“圣贤像必朝夕礼恭，勿生怠玩即此是学，倘假读书之名招引好事之人混杂一处，饮酒喧哗，涂壁画墙，敲钟击鼓，毁坏物件，不惟工夫费而院体，且坏矣，非吾徒也，责其僕去其人。”“读书者有事出外越宿不来，须要报知经管人役，全锁钥即交付本役看守，不许擅自开锁，渐起争端，起更时管门者径闭总门，勿得私自出入，倘有失所罪归何人，慎之慎之。”[5]可见书院的内部管理制度较为严格。

3 严格有序的教学制度

《虞山书院志》卷二《会约》对当时的讲会章程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每月初三日，诸生会文于精舍、经房，儒学监会”；“每月初六日孝廉会文于弦歌楼，本县亲阅”；“每月初九日讲书于学道堂，本县辍政半日往听焉。佐领、儒学各官、乡荐绅、孝廉、生童、孝子、善人，悉会听讲”；“会讲午饭四位一桌，二荤二素；晚饭荤素共六色，酒数行。外境来住宿书院者，加早饭，一荤二素。教主倍之。上司与教主同。”[6]由此可知，当时的书院对于会讲的日期、参与人员、地点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也是书院在不断发展中的一种进步，它的讲会制度在日益完善，并被后世沿用。

明朝把书院纳为科举制度的一环。教师的教授内容以朝廷之命为准绳，围绕着科举选拔制度进行。明宪宗以后，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取士的依据。明代有一种名为“学官司考课法”的教师考核制度，规定“以九年之内科举取中生员名数为则，定拟升降”，直接将学生的成绩与教师的仕途挂钩。在这样严苛的规章之下，官学之内的教师人人自危，不得不把八股奉为教学核心。当时官学之中的文学教育，无不是咀嚼平仄，语古人之语。文学上的创新只能在古人言语的范围内，凡是跃出八股之外的，全数视作对先圣的亵渎。如此一来，大大扼杀了人的创造性。私学自由讲学的风气使朝廷感到威胁，再后来遭到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在八股至上的大环境之下，想要独辟蹊径实属不易。[7]虽然私学中也有不少高人雅士，授人开明活学之道，但毕竟居于少数。对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鼓、中股、后股、束股的悉心钻研；对四书五经原文的死记；对排比对偶的文字的反复熟悉；学习用孔孟之言；掌握对子的平仄对仗；摒弃风花雪月的典故，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教育的主流，清朝时，承接这样的文学教育制度，加以沿用。

4 结语

书院作为古代的教育场所，受历史局限，在性质、含义、任务、内容规模、组织形式各方面与今天的学校不可同日而语，其发展历史上存在腐朽刻板的一面，而在其另一面，办学方式、教育组织形式、教学方法至今仍有值得取经的智慧。只要结合当下教育情形，适时适当改造，以为己用是大有裨益。文学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借鉴，不断创新的过程。对明清常熟书院文学教育进行研究，借鉴先贤的理念，结合当下的教育情形，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建立有特色的师资队伍，促进高校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优化创新教育教学理念，注重因材施教，保证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心灵感悟的同时为学生提供开放自由的学术交流平台；完善教学制度，制定合理有效的规章守则，并加以有效监管，引导学生在受到文化教育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与道德素养。

教育之路将一直向前，走在其上，不时回头看一看，过往并不缺少能以为今用的宝藏，需要的只是教育工作者一双善辩的慧眼和对知识提取淬炼的能力。教育应当更好，更好的塑造一个人，成就一个人。 （指导老师：牛庆国）

参考文献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3][4][5][6] 虞山书院志（影抄本）.

[7] 朱汉民.中国书院文化简史.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