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田，青 平，孙康泰，周 晶

（1.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2.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北京 100045）

中国是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大国，2017年生猪出栏6.87亿头，居世界首位。同时近年来以非洲猪瘟为代表的动物疫病对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1-3]。

生猪养殖场户是生猪疫病防控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减少动物疫病爆发损失的关键因素在于养殖户对疫病的防控和报告，有研究发现一些养殖场存在较严重的动物疫病问题，但并不愿采取保护措施[4-6]。养殖户疫病防控行为决策可以视为对一系列防疫技术与服务的选择[7]。已有文献主要从2个角度对养殖户疫病防控行为进行了相关研究：一是从疫病防控措施成本收益分析角度展开。Valeeva等[8]、Laanen等[9]、Reeling等[10]发现，防疫措施成本收益是影响农户采取防疫措施的直接因素。由于养殖户对成本和收益的关注，采用经济手段对养殖户进行激励会显著提高养殖户防疫措施的采用[11-12]。当然，也有研究指出除了成本收益因素之外，养殖户防疫行为会受到其他养殖户防疫行为的影响[13]。二是研究心理、认知、文化等因素对养殖户防疫决策行为的影响。Leach等[14]、Racicot等[15]研究发现声誉和责任感会影响养殖户采用防疫技术的意愿。Young等[16]、崔彬[17]发现对防疫技术理解程度及安全意识提高会增强养殖户的防疫意识。张跃华等[18]发现养殖户的食品安全意识会影响其防控措施的选择。Ifft等[19]、于乐荣等[20]分析了风险或不确定性程度对养殖户防疫决策影响。此外，刘军第等[21]研究发现养殖户人口特征、养殖特征等因素对养殖户防控行为有显著影响。

上述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一是针对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户防疫行为的研究较少；二是现有文献往往只对养殖场户就具体一种防疫措施采用行为加以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以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户为研究对象，对生猪养殖场户疫病防控措施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推进生猪疫病防控提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生猪养殖饲养数量≤30头为散养，30～100头为小规模，100～1 000头为中等规模，≥1 000头为大规模。本文研究对象为100头以上，即中等养殖规模以上的养殖场户。

1 数据来源、样本特征描述及疫病防控技术采用状况

1.1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湖北省是中国生猪养殖主产省，2015年生猪出栏量居全国第5位。近年来湖北省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湖北省生猪出栏量为3 827.3万头，养殖户数量为430.3万户；2015年生猪出栏量为4 363.2万头，而养殖户数量下降为267.2万户。出栏量100头以上的养殖户比重由2010年的1.28%上升到2015年的2.81%。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疫病诊断中心组织的联合调查。课题组根据当前生猪疫病发病情况及生猪养殖流程、常规疫病防控技术设计了调查问卷。为使研究具有代表性，课题组于2018年7月对湖北省随州市、荆州市、襄阳市3个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市规模化养殖户进行了入户调研。调查抽样为随机抽样法，由调查员与养殖户负责人进行面对面访谈并代为填写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200份，剔除关键数据缺失问卷和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6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3.5%。

调研涉及生猪养殖场户户主个人与家庭基本信息、生猪养殖疫病防控信息等多方面内容。养殖场户户主个体特征及养殖特征如表1所示，就年龄分布来看，31～50岁的养殖场户占样本总量的76.05%。就教育程度来看，中专及以上占31.14%，比例最高。养殖规模（以年出栏生猪头数为指标）占比最高的是100～300头，占比为32.34%。养殖年限6～15年的养殖户占77.24%。

表1 养殖户个体特征及养殖特征

1.2 疫病防控措施采用状况 生猪疫病防控涉及到生猪养殖多个环节，Noremark[22]发现养殖户养殖过程中采用的卫生措施、是否采用疫苗以及病死畜禽处理方式选择对防治动物疫病起关键作用。结合湖北省生猪养殖过程中实际采用的疫病防控措施，并参考相关文献[23-25]，生猪养殖疫病防控措施可以分为3类12条：①预防。包括建立规范防疫程序、对国家强制性免疫疫病进行免疫、封闭养殖、全进全出养殖、养殖场定期消毒；②监测。包括养殖场定期进行病原检测、抗体检测、出栏检疫；③疫病处理。包括病猪隔离、病猪记录、用药档案、病猪无害化处理。图1给出了样本养殖户各种疫病防控措施采用次数。在上述措施中，强制免疫是被采用最多的，90.42%的养殖户能坚持做到对国家强制性免疫疾病进行100%的免疫。采用最少的是封闭养殖，只有25.75%的养殖户能做到养殖场的完全封闭养殖。此外，病原检测也是被采用较少的措施之一，被采用率只有35.32%。

图1 各疫病防疫技术被采用次数

由图2可知，采用10种防控措施的养殖户比重最高，占比为19.76%。采用全部12种防控措施的养殖场占比为8.38%。

图2 养殖场户采用防疫技术数量分布图

2 变量选择与理论模型

2.1 变量选择 养殖场户的防疫行为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在一定动机驱动下达到既定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基于农户行为理论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养殖场户疫病防控措施采用数量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养殖户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养殖经验、养殖规模、养殖保险购买情况、参与养殖合作组织、接受疫病防控培训、兽医服务、政府宣传与扶持、动物疫病损失感知度、动物疫病对消费者健康影响感知度。有关变量定义及变量统计性描述见表2。

2.2 理论模型 本研究中生猪养殖户疫病防控措施采用的数量为被解释变量。调查发现养殖户采用防控措施数量最多为12项，最少为1项，为计数变量，由于计数变量不是连续变量，也不是有序变量，因此适合采用计数模型进行分析[26]。设y因变量，在本文中表示生猪养殖户采用的疫病防控措施数量，y=1，2，3，4，5，6，7，8，9，10，11，12。yi为第i个养殖户可观测到采用疫病防控措施的数量，yi是解释变量xi的函数。由于yi为非负整数，因此可以假定y服从泊松分布。泊松分布的密度函数为：

其中，λ为泊松分布的期望值，即方差，其定义为：

其中，β为各自变量的回归参数，可以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估计：

泊松分布假定均值等于方差，即E(yi)=Var (yi) =λ，但实际上方差可能大于或小于均值。如果出现方差大于均值的现象则被称为过度离散现象，在过度离散情况下，泊松回归得出的回归结果将有偏且不一致[27]。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负二项分布假定方差为均值的函数，可以表达为：

其中，α为待估离散系数。如果α为0，则负二项分布模型退化为泊松分布模型，此时这2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

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估计 本文利用Stats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了泊松模型回归和负二项模型回归，回归结果（表3）显示不存在过度离散现象，因此最终选择泊松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同时还计算了自变量变动对生猪养殖户疫病防控措施数量采用的影响，即边际效应。

3.2 结果分析 养殖场户户主教育程度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养殖场户户主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养殖场会采用更多的疫病防控措施。主要原因一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养殖户往往拥有更多信息渠道，可以更方便地获得疫病防控措施的相关信息；二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养殖户更容易理解疫病防控措施的重要性及运作机制，因而采用意愿更强烈。边际效应显示，养殖场户户主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个层次，养殖场户会多增加0.77项疫病防控措施。

表2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 Poisson 模型估计结果

养殖规模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养殖规模对养殖场户采用疫病防控措施有正向影响，即越大的养殖场户会采用更多的疫病防控措施。可能原因在于，第一，疫病爆发时，养殖规模越大的养殖场户遭受的损失越大，出于规避风险考虑，其有动力采用更多疫病防控措施以降低疫病爆发引发的风险。第二，养殖场户采用的疫病防控措施越多，支出成本越高，养殖规模大的养殖场户更有经济能力采用更多的防疫措施。第三，养殖规模大的场户采用疫病措施可以获得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疫病防控措施的平均采用成本。养殖规模边际效应为0.000 6，表明出栏量每增加1头会导致养殖场户多采用0.000 6项疫病防控技术。

养殖场户参与养殖协会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参与养殖协会对养殖场户采用疫病防控措施具有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参加养殖协会的养殖场户会多采用0.95项疫病防控措施。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养殖协会对于其会员有一定的约束监督作用，养殖协会章程一般会要求协会会员积极采取疫病防控措施以稳定本地区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督促养殖场户采用更多疫病防控措施的效果。其次，养殖协会会员之间会经常进行养殖经验交流，这有助于增加养殖场户对各疫病防控措施防控效果的了解及在生产中有效运用各疫病防控措施，增强了养殖场户在养殖过程中采用疫病防控措施的信心。

养殖场户参与疫病防控培训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畜牧兽医部门组织的疫病防控培训对养殖场户采用疫病防控措施有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参加过疫病防控措施培训的养殖场户会多采用1.03项疫病防控措施。畜牧兽医部门的培训可以为养殖场户提供疫病防控的有关信息，降低养殖户信息获取成本，提高养殖户疫病防控方面的认知水平和运用能力。此外，培训可以起到示范作用，促进养殖场户之间疫病防控措施的模仿与学习。因此，畜牧兽医部门为养殖户提供培训可以帮助养殖户有效运用更多的疫病防控措施。

兽医服务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如果养殖场户拥有专职兽医或有固定兽医提供服务能促进养殖场户采用更多的疫病防控措施。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拥有专职兽医或有固定兽医提供服务的养殖场户会多采用1.54项疫病防控措施。调查结果显示，采用疫病防控技术超过9项的养殖户中，拥有专职兽医或由固定兽医提供服务的占比超过76.12%，而采用疫病防控技术在5～9的养殖场户中，拥有专职兽医或由固定兽医提供服务的占比为55.56%，采用疫病防控措施在4项以下的养殖场户中，此比例只有5.26%。此外，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专职兽医或固定兽医提供服务的养殖场户主要依靠饲料经销商、兽药经销商提供的增值服务进行疫病防控。

政府宣传与补助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说明政府宣传与补助补贴对养殖场户采用疫病防控措施有正向影响，这与彭玉珊等[28]的研究结论相符。政府宣传可以引导养殖场户更重视疫病防控工作，又可以激发养殖场户采用疫病防控措施的热情，而政府在资金、技术、信贷等方面的扶持增强了养殖场户采用更多疫病防控措施的能力。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宣传和扶持可以使得养殖场户多采用0.98项疫病防控措施。

养殖场户关于动物疫病了解程度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养殖场户对动物疫病的了解对其采用疫病防控措施有正向影响。其他条件不变时，养殖户对动物疫病了解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养殖户会多采用0.50项疫病防控技术。调研显示，采用10项疫病防控技术以上的养殖户中，对常见疫病了解和非常了解的比例为68.66%，采用5～9项防控措施的养殖户中该比例只有54.32%，采用疫病防控措施在4项以下的养殖户中，此比例只有28.13%，说明提高养殖户对猪瘟、口蹄疫、蓝耳病、圆环病等常见疫病以及危害的认识水平可以提高养殖户采用疫病防控措施的数量。

4 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表明，规模化养殖场户疫病防控措施总体采用水平较高，超过50%的养殖场户采用了9种以上的疫病防控措施。养殖场户户主的教育程度、养殖规模、养殖场户是否加入养殖协会、畜牧兽医部门组织疫病防控培训、兽医服务、政府的宣传与扶持、养殖场户负责人对疫病的认知等因素对养殖场户疫病防控措施采用数量具有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建议：第一，畜牧兽医部门应加强对养殖场户疫病防控知识的培训，提高养殖场户对各种疫病防控措施的原理及防疫效果的了解，掌握实践中运用各种防控措施的诀窍。调研显示，仍有42%的养殖场户没有专职兽医或由固定兽医提供服务，主要依靠饲料经销商或疫苗兽药经销商提供的技术服务进行疫病防控，而经销商往往以自己的产品为导向向养殖场户提供防控方案，可能会影响疫病防控效果。第二，提倡引导养殖场户成立发展养殖协会，以养殖协会为载体，为养殖场户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使得养殖场户可以及时了解疫情发展。同时养殖协会可以发挥行业监督作用，促进养殖场户提高疫病防控的意识，采用更有针对性的疫病防控措施。第三，政府应加大疫病防控的宣传力度以及对养殖场户疫病防控的支持力度。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加强疫病宣传，尤其是介绍常见疫病及新发疫病的典型症状，让养殖场户了解疫病对养殖业的危害，以提高养殖场户的防疫意识及合理采用疫病防控措施的意愿。第四，合理的疫病防控补贴、信贷支持可以有效减轻养殖场户疫病防控的资金约束，提高其采用疫病防控措施的积极性。目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对强制性免疫、强制扑杀指定了补贴标准和赔偿标准，但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实施部分实行“先打后补”，而规模较小的养殖场由于疫苗采购量小，采购价格偏高，得不到足够补贴。还有些养殖场由于没有申报产地检疫记录，没有按规定准备审核材料，导致补贴申请没有通过审核，影响了免疫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主管部门可以加大对养殖场的检查指导力度，督促其规范记录、规范使用疫苗。在补贴审核方面，结合“互联网+”和农业大数据建设，建立“先打后补”网上系统，实现与动物产地检疫电子出证系统对接，方便养殖户“先打后补”的申请、审核等功能，降低养殖户的申报成本从而提高其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