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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移动学习环境下基于档案袋的英语专业学生听力学习效果研究

2019-04-20史天化

关键词:档案袋纸质态度

史天化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福建福州350118)

一、引言

听力理解属于接受性语言技能,是学习者吸收和理解语言材料所载信息的能力,是语言交际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语言教学的主要目的和手段。目前我国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应试能力较好,但实际应用交流能力较差;能读懂原版书籍,但与英语国家的人存在交流障碍;能顺利通过专四、专八考试,但不能很好地理解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英语。因此,优化听力教学和评价范式、提升学生听力理解能力显得尤为必要。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交互性、多维化、可视化成为其显著特征。 Twitter、Facebook、QQ、微博、微信等一系列新型社交工具全面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全方位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与主动性,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有效地拓展和延伸了学习空间,推动课堂由封闭走向开放,已成为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和科技促进语言学习研究的新发展阶段,并引领着当前教育研究的热点。然而,在实践中,高校听力教育在数字信息化建设上急功近利,重视短时间即见成效的硬件设施建设,轻视听力信息资源建设。网络在线课程重量不重质,大多数为文字材料电子化或简单课堂搬家,没有体现“互联网+”听力课堂的主动性和交互性。此外,还存在听力教学网络平台建设滞后、在线学习频率偏低和听力评价方式滞后等问题。因此,如何应用移动技术突破传统听力课堂教学的局限,探索听力课堂外新型的数字化学习和评价方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理论背景

(一)移动学习与手机微信平台

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是指利用便携式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进行学习的学习方式。移动互联网于2016年开始超越传统的桌面互联网[1],这主要得益于便携式计算机设备,如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移动学习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具有无线性、便携性和移动性等优势,有力地推进了听力教育形态的进化演变,为听力教学改革、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网络平台。几十名学生、一位老师、一间教室,是传统听力教学模式;几百万名学生、一个教育专用网络、一个移动终端、名校任你挑、名师由你选,这就是“移动听力教学”模式。其优势在于整合最优质的资源、节省有限资源的同时,通过网络为学生提供最优听力教学服务,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听力学习中的作用。在课外,学生可以借助移动终端自主观看教学视频,完成听力任务。课堂上,教师根据学生听力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针对性教学,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提高学生的听力能力。

玛丽·米克尔发布的《2018年互联网趋势报告》指出,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对微信的使用时间,远远超出任何一款移动应用[2]。截止到2018年4月,微信月活跃用户数首次突破10亿大关。中国用户每天花在移动应用上的时间达31亿小时,投入到微信的时间约为9亿小时,微信占据了用户平均每天花费在移动应用中时间的29%左右。国内网民尤其是学生群体已形成对微信的高度依赖,通过微信能有效进行点对点以及多点交流;“朋友圈”“发起群聊”“视频通话”“视频分享”以及“语音输入”等功能不仅便于学习者轻松创建、展示、更新并分享听力学习活动和成绩,而且有助于教师答疑解惑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动态评价和反馈。

(二)档案袋研究综述

档案袋评价又称为 “学习成长记录袋评价”或“学档评价”,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西方“教育评价改革运动”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动态教育教学评价模式。档案袋具有灵活多样性和高适应性特征,能够详细展示学生在某一段时间内、某一学科上的技能的动态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档案袋的形式与运用发生了重大改变,成为无所不在的便携电子知识资源库。电子档案袋与手机微信的结合成为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研究的新发展阶段,也是教育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研究热点。一些学者倾向于通过学校的内部网络或专业的学习网址等建构并运行电子档案袋系统。Oakley和Welsh基于PebblePad平台设计并开发有助于促进和支持有效反思和形成性评价的电子档案袋[3][4]。Sulzen和Robles不仅关注平台与资源建设,而且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求和利益,辅助教师管理并促进学生学习[5][6]。 电子媒体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图像时代,如何用外接和链接的方式将听力训练过程及听力测评进行可视化呈现成为一个新型研究视角,备受学者们的关注。Babaee从信息化图像视频以及创建工具视角探究了如何将档案袋进行可视化呈现[7]。李艺、阮士桂等通过整合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探索了可视化工具如何在评价学习、记录学习过程等方面对课堂教学进行有效支持和拓展[8][9]。 Schaffhauser、Hall和Davidson、徐燕梅和李晓东等从需求以及可行性的视角对电子档案袋应用于课堂进行了实证研究,探究如何通过电子档案袋平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以及教师教学和评估等问题[10]-[12]。 电子档案袋已成为校园里技术革新的大事,是一项潜力巨大的技术应用,将改变高等教育的内核[13]。社交工具软件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听说成绩[14][15]。智能手机便于学习者随时随地倾听其感兴趣的材料,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16][17]。周云、黄光芳等对微博教学应用展开研究,分析了微博教学情境的特征、交互原理及建构教学模式[18][19]。此外,电子档案袋的应用效果和应用评价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多数研究对电子档案袋的态度和评价持积极观点,认为其有利于激发学习动机,加强对学习的反思,进而有利于学习的全过程。但以Ndoye为代表的研究者则认为电子档案袋具有成本高昂、缺少支持、耗时、低效等明显劣势,教学中的可行性低,不适合用于课程评估[20]。

综上所述,在新型社交软件促进英语教学的研究中,针对非英语专业或低水平学习者的实证研究较多,而对英语专业学生或高水平学习者的研究较少;针对课堂教学以及教学模式实践的研究较多,而对课后学习拓展以及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混合设计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就当前“互联网+”教育形态,不仅关注手机微信和档案袋使用对英语专业学生听力水平的促进效果,而且探讨听力教学中两种档案袋使用益处对比以及对档案袋作为课程评估工具的态度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1.纸质、电子两种档案袋在提升英语专业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英语专业学生对听力课后使用纸质、电子两种档案袋的态度有何差别?

3.英语专业学生对使用纸质、电子两种档案袋作为课程评估工具的态度有何差别?

(二)研究方法

1.受试

本研究在某高校英语专业二年级六个班进行前测,选择测试总分没有显著差异的两个班共60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和实验组各30人。两组的授课教师、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进度完全相同,只有课外作业的完成和评价模式不同。每堂听力课后,实验组的学生利用手机微信平台创建听力电子档案袋,对照组则采用传统的纸质档案袋管理和整合学习作品。

2.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是学生为完成听力课后任务所创建的纸质和电子档案袋,以及学生对使用两种档案袋的态度问卷和半结构访谈。为保证听力测试的信度和效度,本实验采用英语专业四级听力题型:(1)讲座,由一个约500个单词的微型讲座和一项填空任务组成;(2)会话,由两个约450个单词的会话组成,会话后有10道选择题;(3)听写,材料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篇章,长度大约80~90个单词,共分10个意群,每个意群可能是词组、分句或单句。态度问卷参考了Wanchid 和 Charoensuk 的设计[21],在原有 26 个维度上增加了学习反思、目标规划、沟通协作和动态评估四个维度。新问卷共计30个维度,其中15项关于使用档案袋的态度,另外15项则是对档案袋作为评估工具的态度。采用李克特量表,用5个数字代表不同的符合程度。为了使问卷结果更易于统计,学生的态度用以下标准进行解释:

0.00 ~1.50:非常不认同

1.51 ~2.50:比较不认同

2.51 ~3.50:一般(有时认同有时不认同,说不清楚)

3.51 ~4.50:比较认同

4.51 ~5.00:非常认同

3.实验阶段

实验共分为三个阶段:(1)档案袋培训和目标设定阶段,解释实验的要求、目标、任务及评价模式,教会学生如何使用纸质档案袋以及如何借助手机微信平台进行电子档案袋的创建、维护、评价和反馈;(2)档案袋创建和学习阶段,教师针对档案袋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答疑、个性化辅导、布置作业等活动,指导和帮助学生完成听力任务;(3)反馈阶段,学生参加后测、问卷调查和访谈。

(三)研究结果

1.实验组与对照组听力后测之讲座得分比较

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在第16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听力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在讲座维度中,t统计量的观察值为-2.052,相应的双尾概率p值为0.039;在显著水平为0.05的情况下,t统计量的概率p值小于0.05,因此检验有显著意义,即与传统纸质档案袋相比,电子档案袋能显著提高学生获取微型讲座信息的能力。

表1 实验组与对照组听力后测之讲座独立样本T检验

2.实验组与对照组听力后测之会话得分比较

如表2所示,在会话维度中,t统计量的观察值为-2.302,大于临界值2.000,相应的双尾概率p值为0.016,小于0.05,推翻零假设,即实验组与对照组在该项维度下得分的均值具有显著性差异。与纸质档案袋相比,基于手机微信的电子档案袋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在类似日常生活的情景中获取会话信息的能力。

表2 实验组与对照组听力后测之会话独立样本T检验

3.实验组与对照组听力后测之听写得分比较

如表3所示,在听写维度中,t统计量的观察值为-1.658,相应的双尾概率p值为0.078;在显著水平为0.05的情况下,t统计量的概率p值大于0.05,所以零假设不能推翻,即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听写维度得分的均值不具有显著性差异,所观察到的差异仅仅是由抽样误差造成的。

表3 实验组与对照组听力后测之听写独立样本T检验

4.实验组与对照组听力后测总得分比较

总得分为上述三项维度得分之和。如表4所示,t统计量的观察值为-2.423,相应的双尾概率p值为0.001;在显著水平为0.05的情况下,t统计量的概率p值小于0.05,即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后测总得分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相比纸质档案袋,课后使用手机微信创建电子档案袋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听力水平,具体表现在讲座、会话和听写三个层面,尤其在讲座和会话层面的效果更为显著。

表4 实验组与对照组听力后测总得分独立样本T检验

(四)质性分析

实验结束后,继续对受试进行问卷调查和部分访谈,进一步了解学生对使用档案袋的态度以及对档案袋作为课程评估工具的态度差异。

1.对使用档案袋的态度

受试对听力课堂外(非正式学习环境中)使用纸质和电子两种档案袋的态度结果如表5所示。听力学习中使用纸质档案袋的均分区间为2.75~4.22,其中No.3(方便反复修改)、No.8(增加了课外听力时间)以及No.15(加强了沟通与协作)位于2.51~3.50的分数区间,态度介于不赞同与赞同之间,很难说清楚;其余12项的得分全部位于3.51~4.50的分数区间内,表明学生比较赞同在听力课堂外使用纸质档案袋。而针对电子档案袋,有4个维度的均分高于4.50 (No.1、2、3、8),属于非常赞同;其余 11 项的均分位于3.51~4.50的分数区间范围。对比纸质和电子两种档案袋,除了No.7(使听力更投入)、No.10(了解自我)和No.13(促进听力反思)之外,电子档案袋的其余12项均分都高于纸质档案袋。由此表明,两组受试对纸质和电子两种档案袋的使用均持比较赞同的态度,但对电子档案袋的认可程度明显高于纸质档案袋,即英语专业学生在听力学习中更倾向于使用电子档案袋。

2.对档案袋作为课程评估工具的态度

表6中共计15个维度,反映受试对档案袋作为课程评估工具的态度。前10项的得分全部位于3.78~4.70的分数区间内,表明受试比较赞同使用纸质和电子档案袋进行课程评估。11—15项则是对档案袋评估持否定态度的表述,认为档案袋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和压力,对学习和评价没有益处,不应该用于课程评估。其中,No.11、12、13和15的均分位于1.93~2.44的分数区间内,说明受试不认可这4项态度表述。No.14(档案袋加重学习负担)的均分位于2.81~3.48区间内,有时认同有时不认同,说不清楚。在随后的访谈中详细询问了学生这种模棱两可态度的产生原因:

(1)“其实心里是支持的,但每天都要至少登录一次,还是觉得比之前一周一次的作业麻烦多了”;

(2)“老师和同伴残忍、诚实的评论方式使我不得不每天都花费很多时间”;

(3)“之所以会纠结,可能是对老师布置作业本能地排斥和抗拒吧”;

(4)“每天须管理档案袋,感觉形式多过内容,挺麻烦的”。

比较对纸质和电子两种档案袋的10项积极态度,除了No.7(显示个体独特创造性)外,电子档案袋其余9项得分均高于纸质档案袋。电子档案袋有利于学生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主动承担学习责任、强化学习过程,并能有效促进对学习的反思。同时,电子档案袋也有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程和内容,作出更好的教学决策。结果显示无论是对照组还是实验组对档案袋的使用均持非常积极的态度;相比纸质档案袋,英语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电子档案袋作为课程评价工具。

3.态度结果的T检验

如表7所示,在益处态度维度中,t统计量的观察值为-2.475,大于临界值2.000,相应的双尾概率p值为0.004;在显著水平为0.05的情况下,t统计量的概率p值小于0.05,因此检验有显著意义,即对在听力课后使用纸质和电子档案袋的益处态度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而在课程评价工具维度中,t统计量的观察值为-1.829,小于临界值2.000,无法推翻零假设,因而对听力课程使用两种档案袋作为评估工具的态度并没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纸质与电子档案袋均属于形成性评估,除了在交流方式、互动程度、反馈速度、和组织与维护方面存在差异外,这两种形式在目的、实施方法、学生参与、评估内容、评估程序、评估方法以及对学习的影响等方面并没有本质差异。

表6 对档案袋作为课程评估工具的态度

表7 态度结果的T检验

四、讨论

(一)电子档案袋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听力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分析

实验前无差异的两组受试的听力水平在实验后发生了明显变化。电子档案袋借助视听文件、多媒体、超文本链接和动画等各种媒介,能够建立和完善听力任务活动,自主管理和控制学习过程,并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馈和调整,将新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问题解决中,对听力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

1.“支架”与“内化”。电子档案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类似温格(Wanger)提出的“实践共同体”的听力学习平台,通过该平台的支撑作用持续地把学生的学习能力从一个水平提升到另一个新的更高水平,不断促进“支架”和“内化”的发生。这个动态的内化过程将传统评估所关注的结果取向转变为过程取向,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个体的认知发展过程,了解到学生的未来“所能”。借助电子档案袋平台,学习者不仅有自身独立完成听力任务的能力,还能在相关支架的帮助下取得所期望的进步。而听力水平的进步和提升则表现为独立解决听力问题的现有发展水平与借助教师的指导或同伴的合作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

2.自主建构。在电子档案袋日常维护的过程中,学习者独立思考与创新,自行决定建构内容以及如何组织、创建并完善档案袋。新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讲授获得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学习资源下,借助教师和同伴的帮助,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但这种建构不是随意的任意建构,而是需要与他人磋商并达成一致来不断加以调整和修正。电子档案袋恰好就是由学习者及其助学者(包括教师和学习同伴)共同构成的学习共同体,是一个通过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丰富和调整自己认知结构,不断使其完善的动态过程。电子档案袋详细记录了听力学习的建构过程,并将可视化用于表征教学内容、思维过程、认知模式等,以加深学习者的听力学习认知建构。微信移动学习与电子档案袋相结合使听力训练过程及听力测评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有利于创设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交际互动的听力学习和评价模式,并有效提升学生的听力水平。

(二)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对纸质、电子两种档案袋均持积极认可态度的原因分析

听力学习中,两组受试均认可档案袋对听力学习的益处并支持在其他课程中的推广应用。纸质、电子两种档案袋均属于形成性评估,二者在目的、方法、内容、评估程序以及对学习的影响等方面并没有本质差异。

1.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档案袋,对学生都是一种全新的学习和评价体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O'Malley和Chamot提出,这种对自身认知活动的管理、调节和评价能力是认知活动得以顺利、高效进行的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因素,与学习者的学业成绩高度相关[22]。档案袋是学生长期积累的学习成果,能给予学生反思及记录自身成长的机会,也可以给学习者提供跟踪、监督学习轨迹和效果的途径和方法。因此,日常的档案袋管理和反思逐步提升了学生的元认知策略能力,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

2.纸质、电子两种档案袋均能够创建一种积极的、动态交际的、有助于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信心的学习环境。这种积极、良好的学习环境容易把学生吸引到学习的情景中来,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者变为主动学习者。学习者也更容易发现自己在不断进步,不断获得教师和同伴的点赞和肯定,进而产生更强烈的动机和兴趣,更积极主动地进行知识建构。访谈中受试提及的档案袋使用中的主要感受列举如下:

(1)“借助档案袋我清楚了解每天具体的听力任务以及为实现学习目标而自我调整学习进程”;

(2)“及时收到非评价性的反馈,有利于督促和完善听力学习过程”;

(3)“加强了自主学习能力,开始主动参与听力学习并自我检测学习效果”;

(4)“开始注重课外学习,听英语新闻或网上听力资料”;

(5)“开始喜欢完成听力任务并期待老师和同学的表扬和点赞”。

这也符合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情感因素与大量合适的输入同等重要,语言输入必须通过情感过滤才有可能变成语言习得[23]。在语言学习中,情感状态主要是焦虑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外界的语言输入,与学习效果息息相关。档案袋学习模式不仅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营造轻松、融洽、真实、互动的交际气氛,从而避免了传统听力课堂枯燥重复的听力训练在学习中的负面影响,有效地提升了听力的学习质量。

五、结语

本研究借助手机微信和档案袋探究学生的听力学习效果及其对档案袋使用的情感态度,为信息时代的听力教学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参考。在创建和管理电子档案袋的过程中,一些不可控制的变量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学习者的听力表现和听力成绩,如移动终端的娱乐元素、Wi-Fi信号的强弱问题都会影响在线学习的质量和效果。此外,在线听力学习是包含通讯技术、移动终端、在线课堂、自主学习等多种因素的网络环境中进行的学习。研究者需要分析和考虑有可能影响听力学习的许多重要变量,如认知风格、学习风格、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等。未来可继续研究不同类型档案袋对其他英语水平学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增强平台的可操作性、调整评价模式等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深化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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