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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隆庆开关”与“闭关锁国”

2019-04-19苏原

新课程·中学 2019年2期
关键词:海禁明代清代

苏原

摘 要:明代中后期,自“隆庆开关”后,允许私人贸易合法存在,出现了比较开放的局面,与清代中期的“闭关锁国”形成鲜明对比。明代引进《坤舆万国全图》等史实,则反映了明代对外交流的活跃;而清代乾隆拒绝马噶尔尼的通商要求,清末顽固派对外来技术的排斥,则反映了清代对外交流的消极与被动。

关键词:明代;海禁;隆庆开关;清代;闭关锁国

一提起明代,很多深受网络上各种“黑材料”影响的“历史迷”往往颇为不屑,认为明清两朝都是类似的保守封闭的“黑暗”时代,甚至“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明清两朝,闭关锁国”的谬论颇有市场。然而越来越多的史实却证明,真实的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说起明代的“隆庆开关”,绝大多数的人们可能并不知道“隆庆开关”到底是什么。正是因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科书对该内容的缺失,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都不了解“隆庆开关”究竟发生在哪一个朝代。可是,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我个人以为,“隆庆开关”是中国古代史上对外开放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拥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绝对不该被世人忘却,反而应该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被我们认真研究,被我们的学生用心铭记。所以我在文中向读者着重说明一下今天绝大多数人所知之甚少的明代“隆庆开关”事件。“隆庆开关”一词中的“隆庆”是明朝穆宗皇帝的年号,也就是说,“隆庆开关”是发生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隆庆年间的一次开放关口通商的历史事件。下面,我就“隆庆开关”的背景、作用、不足以及与清代“闭关锁国”的对比,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隆庆开关的背景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明朝建立之初,一些非法的日本商人在和明朝进行贸易的过程中经常处于赔钱的状态。毕竟当时的日本最能拿得出手的主要是倭刀,而明朝的瓷器和丝绸等特产深受日本人的青睐。当日本商人来到中国后,因为明代的刀剑制造技术比较精湛,所以来自日本的倭刀往往很难卖出去。这么一来,日本商人在经济活动中时常需要耗费大量金钱来购买中国的瓷器和丝绸等知名特产。由于在对华贸易中经常处在不利的地位,日本商人的愤懑之情不言而喻。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一些卑劣的日本不法商人在回国的途中悍然抢劫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商船,这么一来,不但不吃亏,还做到了“一本万利”。恶习往往容易“成瘾”,时间一长,这些日本“商人”从此成为“假商人、真盗匪”。登陆之时,日本“商人”貌似遵纪守法,可一进大海便成了杀人抢劫的海盗,害得沿海地区的中國居民苦不堪言。“倭寇”一词,真乃恰如其分。

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明太祖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愤恨不已,曾经派遣使者到日本去严厉谴责。然而,当时的日本幕府连“统一”都没有完成,局面当然还是难以控制。折腾到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想出了貌似“万全之策”,那就是公然下令沿海民众不许私自出海。禁止军民人等出海贸易,当然也禁止外国商人踏进中原。除去前来朝贡的使团以外,其他各种商人一律挡在门外。如此因噎废食之策,自然对阻止倭寇前来侵犯有些效果。可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之后,沿海的人民“不肯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寇,溃裂以出”[1]。如此一来,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卷400《疏通海禁疏》)[2]。在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将领将为害多年的倭寇彻底剿灭后,错失了多年“市舶之利”的明朝政府决定修改对外贸易政策。

公元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决定调整延续了百余年的“海禁”政策,允许军民人等出海贸易,也允许外国商人踏进中国通商,全面开放海关,史称“隆庆开关”。这么一来,明初海禁政策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经济文化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隆庆开关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隆庆开关的作用

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说“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的是走私商,公贩则是指合法商人)(卷400《疏通海禁疏》)[3]。就在同一年,隆庆帝(明穆宗)正式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被称为“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终于得到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一,明朝从此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对外开放局面。不只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了海澄县,设立了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管理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条:出海贸易的船只不许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然在禁止之列,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倘若胆敢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虽然仍然拥有着以上之类的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很小的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毕竟从此取得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明朝政府的限制管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

第二,明朝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而有限度的调整,使得明代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这种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而且能比较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记载,隆庆初年,只“月港”这一个地方,“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出自明末“东林七君子”之一周起元),成效很明显。据考证,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当时的世界各国欢迎,而很多国家缺乏能满足明朝的国内需求的优质商品,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的明代商品,以致大量白银不断流入明朝。可见,“隆庆开关”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明末海禁的废弛,使得该政策对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就在隆庆开关之后,明朝的大小商人们纷纷奔走相告,购买或者建造大船,远贩东西二洋。商人们乘着装满货物的大小船只,往来于有“南洋”之称的东南亚和南亚等地。正在此时,大航海时代的“领军人物”——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也取得了上岸经商的权利,纷纷来华贸易。此时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颇为“春风得意”,因为航海家哥伦布刚刚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在明朝政府决定“隆庆开关”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急于得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特产,于是他们选择了吕宋岛(今菲律宾)上的商业中心马尼拉作为中外海商进行大宗货物交易的主要场所。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除了少数的玻璃、枪炮(如“佛郎机炮”“红夷大炮”等)、毛织品等,没有什么物品可以和中国交换,所以只得以白银购买。而此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占领了墨西哥和秘鲁等盛产白银的地区,因此西班牙人可以使用大量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由于物美价廉的中国丝绸的冲击,西班牙本土原本很发达的丝织业迅速衰落;另一方面,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明万历十四年(1586),有人自马尼拉写信给西班牙国内说:“此处有大量白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4]明万历三十年(1602),西班牙驻墨西哥殖民当局向马德里报告:“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共有500万比索,1597年高达1200万比索。”[5]由此可见,“隆庆开关”也推动了东西方经济交流。

其次,在文化方面,一些新事物的出现也令人耳目一新。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就是国内目前现存最早的、第一幅出现美洲的世界地图,作者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到达广州,自制《万国图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到京师(今北京)献图,深受明神宗赏识。万历三十年(1602),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绘制成图,名为《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六年(1608),明神宗下诏摹绘12份,传至今日。即便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坤舆万国全图》与我们今天的世界地图也非常接近了,同时,考虑到当时的中国人“天朝上国”意识,该地图把中国尽量放在了世界的中间位置。而且,这幅地图对中国地理的描述也很详细,作者李之藻增加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明显超过对其他国家的描述,对中国当时的省份、重要的城市都有比较详细的标注。不但如此,这幅地图还描绘了中国的名山大川,例如黄河、长江,描述其发源地、流经的省份时也都很详细。另外,如幼发拉底、尼罗河、伏尔加河、印度河等世界著名河流也都出现在图中,学者李兆良甚至认为:相传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参考了奥尔蒂利、墨卡托等人绘制的地图,事实上,奥尔蒂利和墨卡托的地图比《坤舆万国全图》简单而且错误。错误的地图不可能是正确的地图的蓝本。[6]可见其水平的高超。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一定有部分人已亲眼见到了《坤舆万国全图》,并已经得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具体位置。当我们把清朝道光年间“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时,别忘了林则徐只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而已,明代已经有些士大夫开始开眼看世界(地图)了。当清代的道光帝询问英吉利与中国是否接壤时,不难猜测,他应该没有兴趣注意到明代就已经出现的《坤舆万国全图》。

再次,在对外军事交流方面,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先进的大炮和火枪技术传入了当时的中国。赫赫有名的红夷大炮(清代统治者忌讳“蛮夷”二字,所以改称为“红衣大炮”)便是明政府向葡萄牙人购买的。红夷大炮是16世纪初欧洲为战舰设计的舰载加农炮,在明代后期传入了中国。所谓“红夷”,指的是有“红毛”之称的荷兰与葡萄牙。据考证,第一批大规模的红夷大炮输入,是从英国在中国海域沉没军舰里打捞的舰炮,根据与当时欧洲火炮标准的对比,红夷大炮原型是英国的舰载6磅、12磅、18磅前装滑膛加农炮。当时的明朝因为战争的关系急需大量的火炮,因此与窃据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了长期的火炮交易,澳门有当时远东最好的炮厂“卜加劳铸炮厂”,与明朝交易的火炮就有部分来自这个炮厂,一部分来自他们打捞的英式火炮和其他渠道购买的火炮。[7]由此可见,隆庆开关后,明朝与葡萄牙等国的军事交流也让自身添置了强大的武器。另一方面,战争不仅要依靠先进的装备,也要依靠大量的资金。从1567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几十年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活动流入中国,让中国的白银存量有一定提高,同时也使得明朝在对内和对外战争中延长了寿命。这一切无疑是与隆庆开关有巨大联系的。

还有,站在当时的统治者的角度上,明朝的隆庆帝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开关”为重要的治国方略,从经济方面切入,打破了社会发展的桎梏,使明朝经济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当时世界上海上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国家之一。“隆庆开关”表现出来的明朝对待国民的海外贸易政策上,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甚至完全更改了皇朝祖制。因为与明初对比,“隆庆开关”突破了“郑和下西洋”式的“朝贡贸易”的局限性,促进了民间私人海上贸易的繁盛,明显促进了当时的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促使明后期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它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隆庆开关”是明朝继“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对外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明代的对外交往从政府层面逐渐转向民间层面。一贯被明朝政府垄断的海外贸易,终究让位给了更具有生机和发展前途的民间海外贸易。这使得明末中国沿海的武装海商势力逐渐壮大,后来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成就,与此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隆庆开关是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不但为明朝获得了大量金银,使得中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引进了欧洲的先进火炮(红夷大炮)的军事技术,而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坤舆万国全图》,也提高了当时的明朝对世界地理的认知程度。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因为李自成推翻明朝后,吴三桂引满清入主中原,“海禁”政策死灰复燃,来之不易的相对开放局面戛然而止。后来虽然有“康熙开海”的举措,但终究在乾隆一朝做到了“闭关锁国”。中国错过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机,资本主义的萌芽也“胎死腹中”。明朝积攒的无数白银,张居正变法以来的宝贵经验,成了“康乾盛世”粉饰太平的经济基础。而“康乾盛世”的虚假繁榮,也在清末屡战屡败的割地赔款中被打得粉碎。如果明朝“隆庆开关”的相关政策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继承下来,中国近代的命运是否会如此悲惨,也或未可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隆庆开关”也有一些不足。

三、隆庆开关的不足

隆庆开关是一次并不彻底的改革,海外贸易不过是打开了一条很小的裂缝,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成为唯一的开放“特区”。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月港办理繁琐的手续,还要从这里装货出港、入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船由”(船籍证书)、“商引”(也叫“文引”,类似今天的营业执照或者出海许可证),才能出海。由此可知,明代的隆庆开关的开放只是局部开放,并不全面,而且管制也很严厉。

此制度发展到后期,甚至对出海船只的建造和运营实行总量控制,“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严禁彼此间越境贩贸,出海后逾期未归者,即使证件齐全,“仍坐以通倭罪”。由此可见,出于对倭寇的防范,隆庆帝在开放海禁的同时,并不对日本开放。在当时,严禁硝黄、铜、铁等物品出海也主要是担心这些物品流入日本。[8]虽然,在防范倭寇这方面后人可以理解明朝政府的举动,但也可以看出隆庆开关的不彻底性。但是与清代的“闭关锁国”相比,“隆庆开关”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四、“隆庆开关”与清代“闭关锁国”的对比

作为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曾用一句话概括过中西文化交流的变迁。“十九世纪的中西关系的僵局是用炮舰打开的,而十六世纪的中西关系是靠十字架维系的。”十六世纪也就是中国明朝中后期,被李天纲教授称之为思想沸腾的明末,正是众所周知的利玛窦与徐光启友谊发生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为了维持海上秩序,明朝水师也曾创造过“西草湾海战”这样的大捷,令不可一世的葡萄牙海军“铩羽而归”;曾痛打过倭寇的“戚家军”,在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令头脑发热的丰臣秀吉一败涂地。即使是在明朝“日薄西山”之时,绰号“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异军突起,逐渐代替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位置时,明军也曾在“料罗湾海战”中将荷兰侵略者打败,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家喻户晓,自然更不必赘述了。

反观清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借助)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此段“高论”出自1793年的《乾隆帝致英国国王书》,面对马噶尔尼的通商要求,乾隆帝为何是这般态度呢?原来,18世纪开始(约乾隆年间),一方面因为明末以来中外贸易往来日渐频繁,另一方面因为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曾制造过“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等暴行的清朝统治者非常恐惧汉人百姓和外国势力会联合起来反抗清朝。正因如此,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批准的由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只要是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被允许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

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屡被重申。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并防范人民与外国势力联合。然而这种自卫措施是非常保守而被动的。

清朝统治者为保证本地“自然经济”的发展,以免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清朝统治时期,经济上自给自足,不但不依靠同时还抵制外国商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结合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以及清朝政府对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妄自尊大,正是“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源。到了清末,两次鸦片战争打得清朝丢盔弃甲,痛定思痛的有识之士们也不过是兴起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期间还要与倭仁等著名顽固派人士唇枪舌剑一番,比之古老的明朝隆庆年间,倭患已除,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隆庆帝毅然决定“隆庆开关”,两相对比,真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明代的“西草湾海战”“万历援朝战争”“料罗湾海战”等胜利,对比两次“鸦片战争”中装备落后的清军一触即溃的可耻境遇,还有“甲午中日战争”中名列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谁“闭关锁国”导致落后,谁“相对开放”抵抗外侮,在历史事实面前,也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隆庆开关”对于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五、“隆庆开关”对今天的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明代的是是非非,早已成为供人们了解与借鉴的历史了。然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隆庆开关”这件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留给后人的思考,仍是必不可少的。个人以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明代的“隆庆开关”这一历史事实,彻底否定了某些人的“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明清两朝,闭关锁国”的谬论。明代自“郑和下西洋”后,出于对节省经费的考虑与对“倭寇”的恐惧,确实重新将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海禁”政策再次实施;然而,出于对沿海安宁与“市舶之利”的更深层次的认识,以及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将领的胜利,也使明王朝拥有了“隆庆开关”的底气与自信。由于本人是法学本科毕业,所以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推崇备至。对于历史,我们则应当“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社会规律为准绳”。既然有“隆庆开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依据,将明朝归为“闭关锁国”时代的謬论不攻自破。作为历史教师,有义务更正一些流行于网络或坊间的“历史偏见”。

其次,明代的“隆庆开关”这一历史事实,应当被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确实如此。中学历史教科书应当将“重大历史事件”收录其中,对中学阶段的青少年进行恰当的引导与教育。在“知识与技能”这方面,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开关”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应当与汉代的“张骞通西域”、唐代的“玄奘西行”、宋代的“市舶司”、明代前期的“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因为以上几条历史事件,都是展现古代历史上的中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懈努力与不断探索。“隆庆开关”也是明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大胆改进。在“能力与方法”这方面,将“隆庆开关”与前面列举的几条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对比,也有利于学生培养归类记忆的学习能力,有利于学生学会对比分析的学习方法。而在“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方面,将“隆庆开关”与前面列举的几条重大历史事件一起探讨,也使学生容易得出“开放与交流是我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主旋律”这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结论,有助于学生了解对外开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学生在学习我国对外关系历史的过程中,也会逐渐意识到尽管在我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清代乾隆年间的“闭关锁国”,但是“对外开放”终究是一个国家的出路所在。其教育意义之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

最后,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开拓进取的今天,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国际局势波澜诡谲的今天,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也日趋凸显。在这样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潮流中,作为21世纪的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在按照“课标”(课程标准)要求教授课本知识的同时,有义务普及历史教科书缺失的有利于凸显对外开放重要性的历史事件的相关知识,并使之引起读者的思考,并支持其进入不断更新完善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增长学生的知识,开阔学生的眼界,引发学生的思考,使他们更加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若是真能如此,学生在领略了明代“隆庆开关”的精彩内容后,也会对今天的对外开放格局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支持。

参考文献:

[1]张燮.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侯镜如.明清两代外银流入中国考[J].中行月刊(第七卷第6号),1933.

[5]威廉.S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1530—1650[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9).

[6]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

[7]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J].历史研究,2004(4).

[8]晁中辰.明代隆庆开放应为近代史的开端[J].河北学刊,2010,30(6).

编辑 赵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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