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雨，吴剑明

（1.中南大学 物理与电子学院，湖南 长沙，410012；2.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云南 昆明，650500）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是全球信息化条件下信息网络技术介入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活动后出现的一种政府管理现象。具体而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就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国家信息化总体战略框架下，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结合地方民族构成、民族文化和行政环境所开展的本级和下级政府及其部门的信息化以及引领地方信息化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现和发展过程。

影响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的因素是非常庞杂的，既有国内环境影响因素，又有国际环境影响因素。有关学者对国内环境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张雪玲的有关研究通过测算基于网络时代下的地区信息化发展状况，运用QAP 回归分析方法，得出我国31 个地区的地理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率、信息产业开放程度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都对地区信息化发展空间关联分布有正向的影响作用。①张雪玲，吴明.中国31 个地区信息化发展空间关联影响因素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7（12）：122-125。刘升俭、杨海燕（2007.11）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网络信息安全体系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撰文《西部民族地区网络信息安全体系构建研究》，认为进入信息时代的21 世纪，最大的安全问题是信息安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网络信息安全具有区别于东中部地区的鲜明特征。顾华详（2013.6）在《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保障信息网络安全的法治路径》一文中也认为，保障信息网络安全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马廷魁（2018.4）在《“一带一路”愿景下西部民族地区跨域安全信息走廊的构建》一文中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西北边疆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互通互联进一步加强，错综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已超越区界甚至国界，由此导致的传播信息跨域共振效应往往会导致更严重的衍生事件，传统的属地管理、属地处置做法已难以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

本文认为，认识并关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影响因素，对于建设网络强国特别是对于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具有“补齐短板”的意义。国际环境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即：跨界民族、技术优势、网络空间和安全威胁。

一、跨界民族的影响

学者普遍认为，跨界民族是跨国界的民族。①孙志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研究综述[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9（03）：14-18。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陆地上与16 个国家接壤，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有30 多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其中，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云南省就有16 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②孙淦，刘达成.重视跨境民族研究[N].人民日报，2001-11-2（7）。本文仅从作为沟通交流工具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入手，对跨界民族相关因素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的影响作一粗浅讨论。

首先，跨界民族的文化交流是实现跨界民族内部和跨界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共赢的桥梁和纽带。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不同民族特别是跨界民族间的交流日趋频繁，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日趋紧密，身处对外交流前沿阵地的各边疆少数民族逐渐承担起了排头兵的重任。特别是我国南方边境地区的一些跨界少数民族，在与国外同一文化民族的交往中，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情感，同源的民族文化如同一条纽带把散布各地的民族成员联系在一起。比如，由于中越跨界民族具有“民族同宗、文化同源、江河同流”等特点，他们在经济文化，乃至于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③张鹤光，熊元荣，王华，柏桦.中越边界（文山段）跨境民族调查报告[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2）：1-11。开展和加强跨界民族的文化交流能够激发民族成员的民族自豪感、忠诚感，坚定国家认同的信心，也能增进不同主权国家同源文化民族内部的沟通和理解，把文化交流作为沟通的桥梁，最大程度地避免矛盾和冲突。跨界民族文化的存在、交流及其作用是不争的事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跨界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加速推进过程中，边疆多民族地区尤其是跨界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受到了巨大而深刻的冲击。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彼此影响或发生改变，是文化发展中的正常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应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中有积极意义的核心部分，处理好与现实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企望把传统文化全部封闭起来，或者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代之以新的文化，这两种做法均不可取。”④何少英.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5。或许，信息网络技术能为跨界民族文化和其它民族文化带来一种新的交流、保护和传承的新途径。

其次，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对提高我国信息技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的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是信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我国55 个少数民族共使用100 种以上的语言，30 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些民族语言受到了极大冲击，濒临失传和消失的处境（如畲语、仡佬语、赫哲语、鄂伦春语、裕固语、土家语等），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威胁。另一方面，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水平也代表着信息技术实力和国家语言文字的主权。我国有30 来个跨界民族，他们与境外同族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其中不少跨界民族还使用共同的文字。事实上，从1990年代以来，部分跨界民族邻国甚至是别国的一些机构和团体纷纷投入巨额资金开展相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的研究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及时开展相应的研究并取得相应的成果，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比如，1993年，我国开始研制藏文编码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1997年，在藏语文、计算机、信息技术标准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小字符集）》国际标准通过了国际组织严格的审核程序，使藏文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获得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通行证的文字。当时美、英、印度、爱尔兰等国也拿出了藏文编码提案与我国竞争，但中国方案最终通过审核而胜出，这意味着我国维护了中国作为藏文故乡的权威地位和中国语言文字的主权地位。加快民族语言文字特别是跨界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将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最后，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及其整合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不无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跨界民族涉及到的民族及邻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国家形态上都是较为复杂的。为便于分析，本文将其简化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一个跨界民族”的情形加以讨论，即：①主权国家“甲”和主权国家“乙”为有着既定的国界的邻国。②民族A（a）为跨界民族，A 表示强势部分，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也通常被称为一个民族A；a 表示弱势部分，在一个主权国家中也通常被称为民族a。③A 或a的强势或弱势的对比关系未必就一定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多和寡，而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既可能是历史先天形成的，也可能是由主权国家后天打造的；既可能是被主权国家忽视而导致的停滞状态，也可能是被其它力量通过潜移默化或者明目张胆的方式进行瓦解或强化而导致的。也就是说在某种条件下，A 与a之间的强势和弱势的对比关系还可能会相互转换。于是，跨界民族的跨居情形有三种情况（图1）。

在跨界民族语境中，站在国家“甲”的立场上，所谓的国家认同（比如“情形一”）就是甲国内的民族A对国家甲的认同；因为A 处于强势地位，A 的民族认同主要表现为对甲国内的民族A 的认同，而处于弱势地位的a 的民族认同往往表现为对A 的认同。显然，站在国家“甲”的立场上，“情形一”是甲国的期望，或者是甲国通过边疆治理而将“情形二”转化为“情形一”的期望。在甲国和乙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当的情况下，“情形三”或许是国与国之间相关认同整合博弈的理想化结果，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或者出现的周期很短。“边疆的各个民族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又形成并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并且“认同整合是边疆治理的重大课题”。①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11-17。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认同整合是边疆治理中的特殊情形，在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在不同阶段上有着不同的相互影响关系。下面以建立“民族网站”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是开始阶段，面临网站建不建和谁先建的问题。针对一个民族建立相应的民族网站，通常被认为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但问题是，如果一国开设的民族网站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仅限于通用文字，那么有可能不仅不能达到网站预期的效果，而且还有可能受到该民族的抵触，甚至助长民族认同的提升，从而造成威胁国家认同的可能性。要在网站上使用跨界民族的语言文字，先决条件就是跨界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及其计算机用字符集等标准的建立。标准就是底层技术，就是话语权，谁先制定标准谁就可以在后续的应用软件开发中降低研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最大程度地占据相关信息技术的主动权，最大程度地在网站上安排布置民族文化元素，大可摆出一副族源“正宗”的姿态。当然在这一阶段，技术主动方对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整合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有可能会落入“为他人做嫁衣”的尴尬境地。

第二是跟进阶段，就是跨界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完成后一国先建网站然后一国有可能跟进后的情况。这时相邻两国都有各自针对跨界民族的网站，两国之间关于跨界民族的或明或暗的认同博弈开始在网站页面及其访问量中体现。如果博弈平衡最终被打破，处于劣势的一方有可能动用“黑客”手段攻击对方网站，或者直接在国内对对方网站进行屏蔽封杀。从技术上说，一国的“黑客”攻击或屏蔽封杀是可以达成的，但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样做会失去一个国家的“政治胸襟”和“文化肚量”。这一阶段，网站的“注意力资源”将会被引起重视。

第三是治理阶段，即面临网络空间中的“网络边疆”治理问题。“网络边疆”是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边疆概念的拓展。“网络边疆”的存在为国家带来了认同整合的难度。“网络边疆”与领土边疆没有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与利益边疆有所交叉但比利益边疆有着更加广泛的内容。因为“网络边疆”与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技术权力等相互裹挟，它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它所蕴含的价值和利益却是实在的。另外它还涉及以信息网络安全为表征的国家安全问题。

图1 跨界民族在两个相邻国家的跨居情形示意图

二、国外技术优势的影响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引起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06：372。。但是，科学技术像一把双刃剑，既能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造福人类，同时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后果。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06：571。。信息技术也不例外，它在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为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时候，也在一定条件下发挥着消极的作用。

根据拥有和掌握信息技术知识产权和信息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信息技术优势国家、信息技术新兴国家和信息技术落后国家。当信息技术从优势国家向新兴国家或落后国家输出和传播时，就时常充当了上述“双刃剑”的角色。本文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的国际社会环境范围内讨论信息技术优势影响问题，就是指信息技术从优势国家向弱势国家输出和传播时因优势而产生的若干影响特征。

一是技术出口的管制性。信息技术优势国家往往在信息技术某个方面取得突破并形成生产力时，并不会马上向弱势国家进行传播和销售，而是选择一些中低端技术及产品向弱势国家扩散，控制高精尖技术和产品的输出。比如，贸易政策一直被美国用于军事与政治防卫目的，为了防止中国获得敏感技术，美国就一直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出口管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就开始施行出口管制，当时主要是对苏联东欧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现在主要针对的是中国。③人民网.美国宁愿吃亏 仍将管制对中国高科技出口[EB/OL].http：//mnc.people.com.cn/GB/9521624.html.2009-06-23。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所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并在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和其他经济合作等领域对中国企业采取了诸多限制性措施，甚至不惜发动所谓的“贸易战”。

二是技术细节的封闭性。信息技术优势国家将信息技术产品实行打包销售，不公开内部的技术细节，产品带有鲜明的“黑匣子”性质，让别国无法模仿，确保其信息技术霸主地位。比如，美国Intel 公司的CPU设计技术。Intel 公司的CPU 生产厂设在世界不少国家境内，但该公司仅向CPU 周边产品（比如计算机主板）厂商提供接口规范，却永远不提供CPU 内部的设计细节。这种技术细节的封闭性给弱势国家带来了学习消化新技术和二次开发的困难，由此也决定了信息技术弱势国家在信息技术核心部件方面的自主可控能力相对低下。

三是技术殖民的隐蔽性。由于掌握了绝大部分信息技术标准，信息技术优势国家或公司频频对硬件和软件进行升级换代，向用户销售新产品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在灌输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甚至意识形态。近年来，美国凭借优势，特别是在多媒体、互联网络、卫星电视和卫星导航等方面的强大优势，以贸易自由化为借口，积极打入他国文化市场，既渗透文化，又获取实利。美国的近邻加拿大首当其冲，受害最深。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面临着西方经济和文化的渗透。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电影、迪斯尼、多媒体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④汤林森，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01：3。

四是技术后门的攻击性。信息技术优势国家往往会在一些软件产品甚至硬件产品中预设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远程控制的用户权限——即后门。只要安装了该产品的计算机上网并被远程端截获，远程端就可以用预设的用户权限对这台计算机进行控制并窃取计算机上的所有信息。比如，有一名美国科学家就表示，微软公司在它的Windows 软件中加上秘密“后门”，以便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可以随意进入用户的操作系统并偷看或窃取用户的敏感电脑资料；也有专业人士表示，诺顿杀毒软件曾对中文版Windows XP安装某补丁后“误报”有“后门”病毒，恰恰说明该操作系统补丁有“后门”特征码的存在。就是因为有预设“后门”威胁的存在，就对我国政府信息化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自主性要求，即在操作系统层面应当拥有自己的自主产品。

五是技术攻击的选择性。在信息网络中，技术攻击通常是以“黑客”的面目出现的。以前，黑客们的网络攻击更多地是出于炫技或经济目的，但现在这些攻击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些黑客的攻击并不是漫无目的的，他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一些薄弱环节和薄弱区域下手。我国较低层级的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由于信息化开展比较晚，设备也比较老旧，再加上尚没有形成信息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也没有像样的信息网络安全防范措施，往往成为黑客的攻击对象。从部门到地方政府，甚至从地方政府到国家，很多政府机构的网络都是相通的，如果黑客通过上述薄弱环节，进入政府网络，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在信息网络安全保障方面的责任相当重大。

六是技术封锁的激励性。信息技术优势国家采取的对弱势国家的信息技术封锁策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弱势国家的信息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弱势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但是这种封锁只是暂时的，相反会激励信息技术弱势国家的奋发精神，从而努力发展自己的信息技术自主产品。事实上，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并没有封锁住中国高科技的发展。相反，中国先后自主研发出了自己的尖端科技产品，比如：“两弹一星”、“银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神舟载人飞船”及其与“天宫1 号空间站”对接技术，以及“龙芯”CPU、红旗Linux 操作系统，北斗导航，等等。这些实例充分表明，弱势国家因具备“后发优势”而呈现全面追赶、跨越发展甚至超越状态是完全可能的。这也给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工作的后来居上和跨越式发展以莫大的启示。

三、网络空间方面的影响

网络空间（也称赛博空间①1984年，移居加拿大的美国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写下了一个长篇的离奇故事，书名叫《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吉布森把这个空间取名为“赛伯空间”（Cyberspace）。后来大概“赛博”二字不易于理解，“赛博空间”遂逐渐被人们以“网络空间”替代。本文认为两个提法是完全一致的。，Cyberspace）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网络空间最初的用法是以狭义的概念出现的，狭义的网络空间是指在一个具体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内，为网络用户提供的存储数据的物理位置的集合（比如服务器的硬盘和其它存储介质上为网络用户预设的使用范围）。一开始的狭义网络空间主要使用于局域网，后来逐步应用到国际互联网。比如，基于国际互联网的“网络硬盘”和“云存储”就是典型的网络空间。广义的网络空间，是指以互联网为依托，用户通过网站、博客（微博）、论坛、聊天群、微信等途径，以发帖、跟帖和聊天等方式交流感情、思想和以网上营销和购物等方式开展经济活动的场域及其内容的总称。本文讨论的网络空间主要使用广义概念。

网络空间具有技术性、开放性、虚拟性、动态性和跨国性等五大特点。此外，网络空间还表现出一定的匿名性，但是匿名性并不是网络空间的终极性、彻底性的特点。由于当网络空间的注册人或管理者和用户都在某一主权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内时，用户隐匿真实姓名和身份的网络空间潜规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上网终端（比如计算机或手机）的IP 地址在网络中是唯一的，即使是使用动态IP 的“网吧”等上网场所，也是可以通过实名制等管理手段实现对用户的监督管理。但问题是，当网络空间的注册人或管理者和用户等不在同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时，前面的监督管理就会显得异常困难，网络空间就表现出鲜明的跨国性特点。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正在塑造一种与过去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的人类社会文明。

基于网络空间而产生的网络认同问题增加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性。所谓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对自己与所属民族的同一性关系的确认，表现为对民族的归属感和依附感。民族认同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现象，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样，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它也是随着国家共同体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国家形态的演进过程中，国家认同现象逐渐被人们发现并重视而作为“民族国家”建设“无法回避的历史主题”②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J].政治学研究，2009（04）：89-99。之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总是处于并存的两个方面：一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互为前提，即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国家认同认可和保护民族认同。二是民族国家“需要不断引导民族认同上升和达到国家认同的建立”，即“民族国家就是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③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J].政治学研究，2009（04）：89-99。。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关系，并受到民族认同的深刻影响。中国的各个民族在形成并保持着国家认同的同时，又保持着对本民族深厚的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时存在，但两者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正相关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①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J].学术探索，2009（06）：35-40。而在我国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边疆地区，每个民族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也形成并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两种认同在边疆地区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认同关系结构”②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01）：11-17。。人类进入1990年代，基于网络空间的网络认同也随之出现。本文认为，所谓网络认同是指在某个网络空间内，用户对自己与网络空间中其它用户同一性的认定。网络认同与民族认同相比具有某种相似性，即都有人群共同体对于某种同一性的认定，“想象的共同体”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在这里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但两者也有明显的不同，即民族认同的人群共同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网络认同的人群共同体则是动态的，某个论坛、群组或微信群的用户群体具有动态特点。网络认同和民族认同相结合时，网络认同同时具有建构和解构民族认同的两种相反趋势；当民族成员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正在被网络认同解构时，就会退出和抵制网络空间乃至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当民族成员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正在被网络认同建构或强化时，民族认同就会叠加网络认同，其极端形式就是“网络民族主义”。这也表明了网络认同之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于国家认同，两种关系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也表明了网络认同比民族认同更具有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网络认同增加了国家进行认同整合的难度。

由国家驱动的网络空间也有边界，即网络边疆。虽然网络空间具有扩张性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网络空间的扩张具有任意性和无限性。受信息技术本身（比如服务器容量、网络线路的带宽）和网络用户选择自主性的限制，网络空间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总是有限的。网络空间的有限性表现在用户数量、用户类别、空间内容和空间归属等几个方面。网络空间的归属本质上是由网络对应的IP 地址规定的，而互联网中的海量的IP 地址总是划分给并归属于若干个国家，因此，网络空间是有国家属性的，只不过互联网的开放性遮掩了网络空间的国家属性。当由一个主权国家驱动的网络空间中出现了其它主权国家的公民用户，或者触及了其它主权国家的利益时，网络空间中的网络边疆便产生了。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跨国性的存在，网络边疆就超越了传统边疆概念的国家疆土“边沿”或“边缘”的含义。网络空间既可能与内地相关联，也可能与边疆相关联，即：与处于内地的地方（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一般地方）相关联的网络空间的网络边疆，是内地的地方政府要关注并加以治理的；与处于边疆的地方（也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一般地方）相关联的网络空间的网络边疆，是边疆的地方政府要关注并加以治理的。网络边疆在一个开通互联网的主权国家内无处不在。

国家和一般地方政府在网络空间中肩负着治理网络边疆的责任，面临着网络认同问题，应当具备网络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认同整合思维；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也肩负着治理网络边疆的重任，面临着民族认同和网络认同双重问题，应当具备民族认同、网络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认同整合思维。处于信息时代的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应当积极探索民族认同、网络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多重认同整合之道。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和重视民族认同和网络认同的异同，配合国家进行民族认同、网络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多重认同整合。④吴剑明，刘寒雁.云南建设国际性信息枢纽的网络边疆内涵探析[J].思想战线，2012（05）：141-142。

这里必须谈到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国际互联网的“根服务器”在世界各国的分布。根服务器主要用来管理国际互联网的主目录。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ICANN 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 地址等的管理。在国际互联网协议第四版（即IPv4）标准规范下，全世界只有13 台根域名服务器，其中10 台在美国，欧洲2 台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 台位于日本。这13 个逻辑根服务器可以指挥Firefox 或Internet Explorer 这样的Web 浏览器和电子邮件程序控制互联网通信。世界对美国互联网的依赖性非常大，美国通过控制根服务器而控制了整个互联网，对于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构成了潜在的重大威胁。

中国抓住互联网协议第六版（即IPv6）协议在全球开始普及的历史机遇，2013年联合日本、美国相关运营机构和专业人士，发起“雪人计划”，提出以IPv6 为基础、面向新兴应用、自主可控的一整套根服务器解决方案和技术体系。在与现有IPv4 根服务器体系架构充分兼容基础上，“雪人计划”于2016年在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德国、法国等16 个国家完成了25 台IPv6 根服务器的架设，其中1 台主根、3 台辅根部署在中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11月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提出到2018年末，我国IPv6 活跃用户数达到2 亿，在互联网用户中的占比不低于20%，到2020年末两个数字分别提高到超过5 亿、超过50%。到2025年末，我国IPv6 网络规模、用户规模、流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网络、应用、终端全面支持IPv6，全面完成向下一代互联网的平滑演进升级，形成全球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体系。

四、安全威胁方面的影响

严格地讲，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还面临的来自国际社会环境的安全威胁包括技术和非技术两个方面。无论是技术威胁还是非技术威胁，都是要由国家、组织或个人来进行实施的。忽略国家、组织或人的因素而讨论纯粹的技术优势，对于充分认识安全威胁问题是非常有害的。非技术方面的威胁的产生和实施总是以一定的技术为基础的，并通常以技术威胁的面目出现，以掩盖其非技术的本来面目。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威胁所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信息化的正常实施和全方位开展。长期以来，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利用“藏独”、“疆独”和“东突”等民族分裂分子进行恐怖活动，并逐步将恐怖活动转移到互联网上来，越来越体现出“网络恐怖主义”的特征，也越来越显露出高技术、高智商的苗头。在我们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对边境民族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开展信息化的经验有所欠缺、这些地方的公务员和民众尚缺乏安全防范意识等情况下，再加上这些地方历史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国家和地方政府推迟了开展政府信息化的步伐，这些地方政府信息化的正常实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即使一些地方在充分考虑境外敌对势力影响并形成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开展了政府信息化的部分工作（比如建立了政府有关工作部门的内网性质的业务系统），但是尚没有进一步将政府信息化向社会作进一步的拓展（比如建立政府门户网站等）。

二是干扰和破坏边疆民族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外网系统的正常运行。在信息化条件下，境外敌对势力披上计算机“黑客”的外衣，经由电磁泄漏或搭线窃听等手段，利用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漏洞”或“后门”，掌握系统控制权，恶意篡改系统数据或网站内容；在政府外网系统和网站传播有害信息、上传垃圾数据，等等。通过以上非法手段，修改网站链接，拥塞网络线路，干扰和破坏边疆民族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化外网系统的正常运行。由于这些“黑客”性质的活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黑客”恶意行为导致的网站响应速度慢、网络用户获取信息不顺畅等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群众应用政府网络和网站的信任感的流失，进一步影响了政府信息化的深入推进。

三是对抗性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或在境外建立相关民族性网站和网络空间，与我国民族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争夺注意力资源，甚至直接开展民族分裂活动。比如，乌鲁木齐“7·5”事件中，就是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互联网和电话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突出表现，民族分裂分子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大肆制造、散播谣言，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恨，对国家和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煽动“7·5”事件的以民族分裂分子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在境外建立了“世维会”网站，在该网站上，“东突”分裂分子还刻意效仿达赖集团，把热比娅吹捧为“精神母亲”。这也从另外一面对我国民族地区和民族自治地方加强和推进政府信息化尤其是建立信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