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

音乐是世界的语言，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摇篮。其中西文化的交融和海纳百川的胸怀铸就了灿烂辉煌又影响深远的海派音乐，并成为海派文化的典型代表。

自萧友梅、黄自、赵元任、贺绿汀、刘雪庵及聂耳、冼星海、任光、吕骥、麦新等前辈音乐家，创作了一首首精美绝伦的艺术歌曲和无数催人奋进的抗日救亡歌曲，同时，以黎锦晖、黎锦光及陈歌辛等为代表，开创引领了早期儿童歌舞剧、上海老歌（以当时的电影插曲为主）的创作，其题材之新颖，风格之多样，旋律之优美，影响之广泛，可谓空前绝后。本文讲述的是黎锦晖、黎锦光昆仲的一些创作和生活片断。

黎锦晖、黎锦光昆仲，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两个既举足轻重又备受争议的人物。长期以来，他俩的作品和人生，饱受着世人的误解、质疑、诟病，甚至抵毁，尤其在极左的年代里，被视作“黄色音乐”的典型，而被彻底打入冷宫。

“时代曲”鼻祖黎锦晖

出于对黎锦晖曲折人生的好奇和功过是非的解读，我一直想撰文还其“庐山真面目”。由于黎锦晖早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已病逝，我从未见过。但我父亲李佐华当年与他有过工作上的关系和交往，从父亲口中我了解到他鲜为人知的一面。而且这些年来，我采访过他的遗孀梁惠方、胞弟黎锦光、学生严华、韦骏等，并从上海音乐界的老领导贺绿汀、孟波及当年他在电影厂的同事好友王云阶、葛炎、黄准、吴应炬、郑德仁等老人口中，了解到他很多真实的过往。近期，我有幸应邀策划参与拍摄了上视名牌栏目《上海故事》之“难忘的上海歌声”，再次重温了两个音乐老人的故事……

黎锦晖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户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谁能想象他家曾经的木匠，后来竟是名扬天下、无人不知的一代国画大师齐白石。黎锦晖在兄弟8人中排行老二，大哥黎锦熙是与赵元任、钱玄同等齐名的语言学家，他还是毛主席在湖南师范求学时的老师。三弟黎锦曜是地质学家。四弟黎锦纾是教育家。五弟黎锦炯是铁道桥梁专家。而六弟黎锦明、七弟黎锦光和八弟黎锦扬分别是作家、音乐家和名扬美国百老汇的剧作家。兄弟个个了得，人称“黎氏八骏”。

黎锦晖早年追随大哥黎锦熙来到北平，致力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推广新国语的过程中，黎锦晖发现用音乐的形式收效更好。当时的中国，没有自己国人创作的歌曲，所有的“学堂乐歌”都是用外国歌曲的旋律填上中文歌词教学生演唱。有一次，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到自己创办的北平孔德学校视察，发现该校的校歌，竟然是用日本国歌的旋律，于是，他马上对陪同在旁的该校教员黎锦晖说：希望国人能创作自己民族的歌曲。蔡校长的话语，道出了黎锦晖深藏久远的心声，他的人生也就此改变。

从小就广泛接触并浸润在花鼓戏、湘剧和家乡民歌的黎锦晖，早就显露音乐天赋。他无师自通，能演奏各种民族乐器。在长沙一师求学期间，还专门选修音乐。到了北平后的黎锦晖，更是眼界大开。无论是戏台上的京昆雅韵，还是天桥民间的曲艺说唱，都是他的最爱。在参加北大音乐社团时，得到留洋的音乐博士萧友梅的悉心教诲，由于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是兼容并蓄，因此北大音乐社团也能包容一切形式。那时社团设立中乐、西乐两部，其中中乐又有古乐、雅乐和通乐三类组成，在通乐里又分区域划为“潇湘乐组”“长白山乐组”“内蒙新疆乐组”等等，黎锦晖在担任潇湘乐组组长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又学习吸收到了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但在中国音乐传统中，民歌和曲艺历来不受重视，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乐渐被推崇的状况下，黎锦晖他们学习演奏的民间风味浓郁的音乐，更难成主流。但黎锦晖能博采众长又锲而不舍，这对他今后的创作积累和视野受益匪浅。

但对于音乐创作，黎锦晖起初也只是把它当作推广新国语的一种工具而已。直至他来到上海，参与编写全国首次统一的白话文教材时，才尝到了甜头而一发不可收。黎锦晖用自己熟悉的民歌、小调和戏曲曲牌的元素，谱写成歌曲，让12岁的女儿黎明晖为学堂里的小朋友示范演唱。这些歌曲都是以反封建教育和启迪儿童潜能为主題的，内容积极向上，歌词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很容易传唱，因此社会反响强烈。其中《老虎叫门》《找朋友》等儿歌，深刻影响过无数代国人。

开创中国儿童音乐先河的黎锦晖，曾创作过20多部歌舞表演剧和11部拥有完整故事的儿童歌舞剧。但有着鸿鹄之志的黎锦晖并未固步自封，为了培养更多的音乐舞蹈人才，他在1927年初，倾其所有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艺术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原本计划招收150名学员，虽然招生待遇很优厚，不仅不收学费，还免食宿，但报考者只有30人。因为当时社会的封建意识还相当浓厚，人们把唱歌跳舞者都视作“戏子”，属于“下九流”。但黎锦晖办学却是认真、坚定的。他请来许多名家来校教授各种音舞表演技能，其中有白俄的舞蹈家、声乐家，国立上海音专的老师，一代歌仙陈歌辛也曾在此教授过钢琴，并由此结识了学员金娇丽而永结秦晋。但对他帮助最大的当属法国归来的唐槐秋，此人是中国话剧史上教父级人物，曾与田汉一同创办南国社。由此就不难理解黎锦晖的歌舞剧社，为何能成为明星的摇篮了。

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已能排演一台完整的歌舞节目公演了。起初，黎锦晖想用学员的演出票房收入再投入办学，但不料，虽然演出场场爆满，却没有收入，因为来的观众基本上都是穿军装、穿皮靴、戴徽章的军政人员，他们是白看戏的。一年后，黎锦晖耗尽了所有稿费，学校揭不开锅了，只能关门大吉。

但黎锦晖办校的初心并未改变，不久他又新办了“美美女校”。此举是为了招募歌舞人才要去南洋巡演。由王人美、王人艺、徐来、黎锦光、黎明晖、黎莉莉等组成“中国歌舞团”的强大阵容，在中国香港地区首演就一炮打响，八场演出一票难求。随即该团又去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尼的许多大中城市巡演。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此次出演，为黎锦晖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为他以后的办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929年底，黎锦晖从新加坡回到国内，在原有人马的基础上，他又组建了“明月歌舞团”，并陆续招来了胡茄、张静珠、许蔓莉、聂耳、白虹、严华、周璇等可造之才，实力大增。从此该团的演出，红遍大江南北。

1931年，中国电影进入了有声时代。与默片相比，有声电影不仅要求演员有演技，还要求有标准的国语发音，并配有音乐歌唱等。因此有着得天独厚优势的“明月歌舞团”演员们，俨然成了各家电影公司争夺的香饽饽了。无疑，黎锦晖呕心呖血地办学，为中国艺坛培养了一大批明星，在中国文艺史上留下重彩浓墨的一笔。

黎锦晖起初涉足流行乐坛，是为了满足上海市民阶层的一种文化需求。这样，既可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又能用得来的稿酬、版税来填补办学经费的不足。

黎锦晖创作的流行歌曲，音域不宽、琅琅上口，都是用中国的音乐元素融入西方舞曲节奏而浑然天成的，配器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这样的作品，时称“时代曲”，这种理念也奠定了“时代曲”（即上海老歌）发展的基本方向。

黎锦晖一生写过几百首流行音乐，他的开山之作是《毛毛雨》。此作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不同于其他一些艺术歌曲高不可攀，而作品又用了西洋乐器伴奏，旋律却是浓郁的民间小调，有鲜明的湖南风味。配器的样式很新颖独到，给人眼前一亮。但作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歌曲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偏好和出版商的要求。我读过有争议的《毛毛雨》《桃花江》《特别快车》的词曲，也听过当年的唱片，诚然，这些词曲现在看并无问题，都是些爱情小调，但那时的唱法嗲声嗲气，行腔吐字矫揉造作，听了有些肉麻;而且当年舞台演出，还有南洋引进的草裙舞相伴，坦胸露脐，舞动双腿，有人就觉得不堪入目。更不合时宜的是：当时正是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于是就会遭到责难，受到共产党影响的热血青年聂耳，两次化名在《申报》上撰文，抨击痛批黎氏歌舞。但聂耳对黎锦晖的人品、艺德还是肯定的，聂耳在东渡日本前的一夜，突然造访其寓所，两人促膝长谈。聂耳诚恳地希望黎锦晖彻底改变自己的创作态度和明月社的事业方向，投入到挽救国难和协助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去，临行，又拿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与他研讨……

聂耳推心置腹的话语和他在东瀛突然的溺水而亡，都深深地叩击和刺痛着黎锦晖的心灵。眼见流离失所的同胞和身处水深火热的人民，他开始反思，并谱写了《向前进攻》等抗日救亡歌曲。

黎锦晖当年在圈内是出名的正派人，他虽然身旁美女如云，但从未有过非份之举。他不嫖不赌，连当时最时髦的舞厅他也从来不去。但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光，却抱得美人归。在徐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后，全家搬进了华山路上新建的花园洋房，还买来了钢琴、汽车。为讨徐来欢心，他专门花钱购得7272的汽车牌照，简谱谐音为“徐来徐来"。但好景不长，抗战爆发后不久，黎锦晖家道中落，徐来就跟着一个国民党高官离他而去。晚年的黎锦晖与后妻梁惠方一直住在愚园路上的四明别墅，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黎锦晖是个音乐人，无党无派，但他对共产党还是有好感的，他的干女儿黎莉莉（原名钱蓁蓁）是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的女儿，他一直照顾有加。另一个干女儿黎明健则是郭沫若的前妻。抗战中，国民党想秘密逮捕周恩来，得知此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国民党少将罗静予（黎莉莉的丈夫）想方设法通知周恩来转移，不料东窗事发，罗静予遭关押。最终，黎锦晖通过各种办法和关系，终于解救了罗静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锦晖继续发挥才能，他除了为动画影片作曲，还创作出版了一本儿童歌曲集。在1956年的“全国音乐周”上，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明确指示孟波：不要漏演黎锦晖的儿童剧，因为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在同年的“文代会”上，毛主席专门接见他，并谈到了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陈毅曾把《桃花江》中的歌词“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编成“桃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在红军中传唱这事。

1959年，黎锦晖有幸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在观礼台上，周总理与他亲切交谈，无意中知道他七个子女和妻子，全靠他119元的工资开销……当黎锦晖回到上海后，发现自己的工资已漲到215元，享受文艺五级在职退休的待遇……当时的那种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一代歌王黎锦光

海派音乐的另一位横空出世者，是“黎氏八骏”中的七弟黎锦光。他与《苏珊娜》的作者、美国一代歌王S·福斯特一样，无师自通。虽说没拜师，但黎锦光的老师来自生活、来自实践，在创作中学习创作。

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多次前往天平路上的黎锦光寓所，聆听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和创作过往。他的许多教诲和评论，我至今不忘。有一次谈及当红的邓丽君时，黎老认为：邓丽君之所以成为国际巨星，除了她本身的歌唱天赋外，最重要的是处理歌曲的独到完美，咬字吐词的清晰圆润，这主要得益于她运用了京剧中的小腔唱法……

黎锦光在孩提时代就显露出音乐才华。少年时随大哥、二哥到北京、上海求学，接触到钢琴等西洋乐器，并第一次聆听了交响乐演奏。

1926年，黎锦光考入黄埔军校，后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来到上海，参加他二哥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真正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八年间，黎锦光随团在全国各地和南洋诸岛巡演，领略了各地的民间小调，也记录了许多民族的民风民谣，这为他今后的创作夯实了基础。同时，黎锦光还跟歌舞团的乐手学会了小号、单簧管、萨克斯和钢琴等西洋乐器。聂耳还教他学习小提琴。黎锦光最初的作曲和配器知识则是向他二哥请教的。有了这些音乐的积淀，萌发了黎锦光的创作欲。他的初期歌曲作品《叮咛》《探情》等，小试牛刀便已成功，红遍南洋。

有一次，电影《西厢记》导演张石川闻名亲自登门，请黎锦光为其影片配乐、写插曲。年轻气盛的黎锦光很快用西洋创作的手法，完成三段体大曲。但张石川看后大皱眉头，说《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怎么能与这个洋玩意儿相匹配呢？黎锦光决定推倒重来，在几位朋友的建议下，他多次去聆听大鼓书和评弹《西厢记》，大受启发。重新创作后，影片中脍炙人口富有京腔味的插曲《拷红》很快就流行开来，黎锦光也由此奠定了扎根民族沃土的创作方向。

黎锦光一生与唱片结缘。他从1939年进入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后，共编辑出版了2000多首戏曲、歌曲的唱片。当年的百代公司音乐部由任光、聂耳挂帅，他们创立了中国第一支国乐队。聂耳的《金蛇狂舞》、任光的《彩云追月》和黄贻钧的《花好月圆》等传世佳作，都是那个时期创作后，经黎锦光之手发行的。

在百代公司工作的这些日子里，黎锦光有机会经常与音乐、戏曲大师接触，受益匪浅。他对舶来的音乐也拿捏自如，合理地融进了自己的创作中。《采槟榔》《五月的风》《香格里拉》《疯狂世界》等代表作体现了他的创作理念。

黎锦光一生创作了200余首电影插曲和流行歌曲，他自己谦称拿得出手的不过80来首。黎锦光的作品主要为周璇和他的前妻白虹所作。他非常注重与歌者的二度创作。在为卜万苍导演的影片《红楼梦》谱曲时，主演周璇认为主题歌《葬花》太悲太消沉，导演也有同感。黎锦光欣然接受批评，几易其稿直至大家满意。黎锦光为白虹也度身定制了《花之恋》《闹五更》等富有湖南风味的名曲。

白虹原名白丽珠，形象靓丽、能歌善舞，是满清皇室的后裔。她是被黎锦光、严折西从北京招生到上海的，那时，尽管同团的聂耳在自己家乡昆明已有女友袁春晖，但他对白丽珠一直有着爱慕之意，此情在其日记中多次流露。白丽珠来到上海进入艺坛后，便改艺名为白虹。她在黎氏兄弟的悉心调教培育下，歌技、表演都突飞猛进。在上海首届《广播歌星》竞选中，出人意料地战胜周璇，拔得头筹。白虹演过许多歌舞剧，后来又主演了《国色天香》《日出》《少奶奶的扇子》《云裳仙子》等几十部影片，还配唱其中的主题歌和插曲，一时红遍上海滩。1945年初，歌艺炉火纯青的白虹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个人独唱会，演唱了各种风格、样式的中外名曲近20首，她也是第一个在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的中国歌星。由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經过多年爱情的跋涉，黎锦光和白虹在1936年结为夫妻，以后育有四个子女。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两人的感情已出现裂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锦光的音乐生涯无法继续，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在1950年初离婚。后来白虹回到了北京，参加了部队话剧团。

1944年初秋，黎锦光为京剧名旦黄桂秋录制唱段。当年的录音棚没有空调，室内密不透风。在录制休息的间隙，黎锦光出棚呼吸新鲜空气。这时，南风吹来，夹着阵阵花香，远处还有夜莺在啼唱。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光，黎锦光的乐思在涌动……当晚，回家后的黎锦光彻夜未眠，当时的美景不断闪现脑海，激起无限遐想，在内心激荡的旋律，似乎要喷涌而出……就这样，一首欧美风格，伦巴节奏、舞曲样式的《夜来香》雏形诞生了。后经黎锦光反复推敲修改定稿后，给周璇、龚秋霞、姚莉等大牌歌星试唱，因此歌音域太宽、有近二个八度，她们都不太合适，只得作罢。

说来也巧，当年24岁的李香兰来沪主演一部影片《万世流芳》，有一天，到百代公司录影片主题歌《卖糖歌》，无意中在黎锦光的办公桌上见到了《夜来香》的歌谱。一试唱，顿时欣喜若狂：这是她多少年梦寐以求的歌！从此，《夜来香》成了李香兰演唱会的必唱和压轴之作，此歌也把她的艺术生涯推至巅峰。同时，此歌也被认为是黎锦光乃至中国流行歌曲的代表作，在全世界先后有80多种版本面世。“文革”结束后，李香兰已是日本的文部大臣，她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她每次来华访问，总要抽空去看望恩师黎锦光，并两次邀请他去日本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极左思潮影响，黎锦光长期遭弃用，唯有两次公开署名的机会：一次是受上海管乐团之邀，为朱践耳的《接过雷锋的枪》编配铜管乐。此曲气势恢宏磅礴，演出录音后好评如潮。另一首是为自己任职的中唱上海公司发行的中国轻音乐系列作品编配一首新疆民歌《送我一枝玫瑰花》。久未露面的黎锦光很想借此机会显显身手，于是他反复研究此歌的旋律特征，别出心裁地把歌曲主题音乐变奏的华彩段落，出人意料地放在前奏引子上，急速、欢快、跳跃而热烈奔放。进入主题后，又匠心独具地运用不规则的分解和弦、对位等手法，使旋律反复循环，层层推进，又不尽相同，给人无穷无尽、意犹未尽之感，难怪许多行家都评价此曲足以同拉威尔创作编配的世界名曲《波莱茹》相媲美。

改革开放后，年逾古稀的黎锦光重新出山。他初衷不改，仍以饱满的激情，陆陆续续谱写了《今夜的雨》《故乡》《相见不算晚》等二十多首轻歌。在那段美好时光里，黎锦光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华亭路上的严华（周璇前夫）家和旧时的一些艺坛名流、京剧票友举办京剧沙龙。因为他在一次演出中结识了忘年交青年歌唱家陈海燕，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而陈海燕又是京剧坐科出身，所以每次华亭路聚会，黎锦光总要带上她一同前往，由严华操琴，陈海燕献上几段经典唱段，黎锦光则在一旁点评，有时也会唱上几句。其他参与者也不甘示弱，争相开嗓，聚会总是在大家吃着严华夫人精心制作的点心后才散去。这样的聚会，持续了好几年。

有一次，黎锦光提出要陈海燕唱首旧上海的老歌，想了解她对此类歌曲的感觉，于是陈海燕就模仿周璇唱起了《天涯歌女》，歌声是那样的甜美飘逸，得到了两位前辈的高度评价。不久，黎锦光专门邀请陈海燕来家作客，他给陈海燕听了有世界各国的歌手演唱的爵士、伦巴、恰恰、小夜曲和重金属摇滚等不同风格、不同声部演唱的《夜来香》的CD和唱片，使陈海燕眼界大开。而同时黎老又沉浸陶醉于自己的音乐海洋中，无比的幸福。在听完各种版本的《夜来香》后，黎锦光从橱柜里拿出一叠歌谱，共计有二十几首新作，郑重地交给陈海燕，并说：“海燕啊，这些没发表过的歌曲，你拿去试唱。有几首比较适合你，有几首旋律比较美。因为不同文化经历和不同音乐背景的歌者，对每首作品的理解和诠释，是不尽相同的。我希望你的演唱一定要有独到的表达和鲜明的个性。我已老了，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愿有一天，你能原汁原味、原腔原调地把这些新歌唱响。但在唱时，千万不要去拔高原作的意境，不要撑大着唱，要像跟人说话那样的娓娓道来。因为这些作品，是反映那个时代市井文化相貌的。”我是亲眼见过这些泛黄手稿的，其中有京腔京味的《桃花姑娘》，吸取印度歌风的《雨中西湖》和怀念台湾同胞的《微风，我少不了你》等，为此还撰写过相关文章。陈海燕果不食言，她不仅把黎锦光的这些未面世作品录制成CD发行，而且如今已把这些手稿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名人手稿馆，让它永存于世。

晚年的黎锦光，有件事一直感到很高兴、很自豪，那就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乡恋》竟与他青年时代创作的歌曲《叮咛》有异曲同工之妙。《叮咛》是黎锦光为自己的同事周璇、严华新婚燕尔时量身定做的一首二重唱，那时周璇要暂离严华远赴南洋巡演，正当他俩依依不舍时，黎锦光专为他俩写了首爱情的励志歌曲。而《乡恋》则是1979年央视拍摄的一部电视风光纪录片《三峡传说》中的主题歌。原本曲作者张丕基写的是首抒情的艺术歌曲，但导演马靖华认为此歌太文绉绉不易传唱，于是又亲自写了新歌词，要作曲家张丕基将曲子写得轻松优美些。两天后，这首传世经典诞生了。此作的创作风格、旋律走向和演唱节奏，都与黎锦光的《叮咛》如此相像。我想：这大概是科班出身的作曲家張丕基深受上海老歌影响的缘故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谷一随中央乐团来沪演出。我和胞弟、家父在演出结束后，专门去后台看望送票给我们观演的刘秉义时，见到了李谷一。我父亲李佐华对李谷一说，你唱的《乡恋》非常好，我很喜欢，这首歌与黎锦光为白虹创作的一首作品很相似……回家后，父亲旋即找出了旧时的歌曲集，果然查到了这首《叮咛》，也许是年代久远，父亲记错了，歌曲是为周璇、严华写的。后来，我多次见到黎锦光时总说起此事，他也希望能有机会与李谷一见见面，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果。

1993年春节前后，央视播放了以《夜来香》的旋律贯穿全剧的电视连续剧《别了，李香兰》，轰动全国。可惜的是，就在该剧播映前夕，黎锦光在上海病逝，享年86岁。当时，我在《新民晚报》上写了篇纪念文章，后来编辑翁思再告诉我，此文已被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许多媒体转载，反响强烈。我想这主要是黎锦光和李香兰的人格魅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所致。

由黎氏兄弟和陈歌辛为代表所创作的“上海老歌”，因通俗易懂又雅俗共赏而一直流行于市井街巷，为妇孺皆唱。这些委婉动听的江南小调和典雅细腻的艺术歌曲、慷慨激昂的救亡歌曲，虽然历经风雨坎坷，但从未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繁华落尽、褪尽本色，反而以更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影响着港澳台乃至世界华人乐坛。至今，我们华人的流行音乐中，无不流淌和浸润着它的血脉和风骨。即使最红歌星邓丽君的作品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改编自上海老歌。像蔡琴、费玉清的代表作，基本上都是上海老歌。

诚然，“上海老歌”是海派文化的精髓，更是上海的名片，它犹如静卧在深山老林中的金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亟待更多的人去发现、挖掘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