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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冰心、阿城做责编

2019-04-17杨葵

上海采风月刊 2019年2期
关键词:书脊阿城王安忆

冰心批改过的那本书

家中书柜里有一张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个圈椅上微笑,我靠着椅背站立一旁。我对这张照片很看重,因为它于我意义特殊,老太太是我近30年编辑工作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我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

1990年,结束校对科8个月的锻炼,我回到一编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周明来访,说搜集了冰心十多年来散佚在报刊未结辑的散文随笔,想交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冰心的印象就是《繁星》《春水》那一类泰戈尔式的小诗,或者《小桔灯》那样的儿童文学。但这次读完一惊: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干净,随手拈来即文章的气势,颇得晚明小品神韵。

就从那一刻起,我暗暗给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定了个规矩:对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为主、仅凭先前印象或他人的判断来做预判。

为签出版协议,我去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20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

然后,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校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一六六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

老太太开怀大笑,然后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老太太那年90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

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如捣蒜。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著我,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是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的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

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下: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后来老太太又和我聊了很久,她心爱的那只大白猫不时蹿到桌上,旁若无人,优哉游哉。我因记着之前吴青老师的嘱咐,不敢多扯,只静静地听,不时瞄手表看时间。渐渐地,老太太说话直气短,大白猫再溜达到手边,也懒得去抚弄了。我赶紧站起身告辞。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一脸无奈外加歉意地说:确实累啦。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

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的进一步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

阿城惯有的幽默

编了20年文学书,要说花费心血最大、个人也最敬佩的作家,一是王安忆,二是阿城。

有友人带来台湾出版的《闲话闲说》和《威尼斯日记》,心里痒痒,可多方联系,找不到阿城。有缘千里来相会。199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到上海出差,去王安忆家拜访,碰到正在她家喝茶聊天的阿城。

当时正聊出书话题,我不失时机地问阿城,能不能把你的《威尼斯日记》和《闲话闲说》交给我出版?阿城当时思绪好像不在这儿,吧嗒一下烟斗,喷出一口浓烟,沉着嗓音顺着自己的思路说,在美国,年轻一辈作家写了东西,自己印十几本,放在小书店零卖。卖得好,出版商闻着味儿,就来谈判了。说到这儿停住了,因为烟斗又灭了。他重新点燃烟斗,接着说,反正现在科技手段把出书这档子事变得再简单不过,他们自己做的那些书,漂亮着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问他:有多漂亮?

阿城顺手抄过身旁桌子上的一本书,侧着拿,书脊面对自己,一只眼眯着,另一只眼看书脊,说,至少人家书脊笔直啊。

王安忆从他手中接过书看了一眼,笑着说,这书脊实在也太歪了点儿,杨葵不至于做成这样子。我一听,借着话头趁热打铁:把你那两本书交给我出,书脊会像利刃削过。

这回阿城听得真切,他看看王安忆,又看看我,说,行吧。

简单的两个字,在我心底却是翻江倒海,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一个长久的愿望要变为现实;紧张的是,“书脊笔直”,这是阿城惯有的幽默,暗含着要求,书必须做得漂亮。

我花了十几天时间,仔细读阿城的东西,不光读这两本新的散文集,还将他早先的名篇《棋王》《遍地风流》找来参照。读来读去,案头工作完成了,同时在心底读出了阿城的内容:智慧中有狡猾,述而不作的遗风中有摄人心魄的真知灼见,冷漠的沉静中有孩童般的天真烂漫……所有这一切,反映到做书漂亮问题上,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朴拙中不乏精致。

于是选择了最普通的长三十二开开本,于是版式做成了最普通的天地疏阔,于是标题选择了最简单的宋体字……在这一系列的朴拙之后,再糅入精致,比如正文纸张,专门请出版部从瑞典进口了一种纸;比如为了《闲话闲说》中压题的小图标,前后遍试上千种图案,最终在一本《汉代画像砖图录》上找到最合适的一个……

书出后,在当时那种装帧条件下,算是不错。还记得叶兆言收到书后来信说:“我喜欢阿城的东西,也喜欢装潢漂亮的设计,此书真是珠联璧合。”打越洋电话问阿城,书做得怎么样,他只说了两个字:挺好。

后来,有天在一家饭馆巧遇阿城,太久不见,我正常寒暄:怎么您老也在这儿啊!阿城语气冰冷:有谁规定我不能在这儿么?我又被噎得够呛。

阿城在书里讲过,年轻时他在山西“接受再教育”,同样来自城里的一位学生教育他: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是刺。阿城自己交代,这个意思他受用到现在。这番话,不妨看作他噎人一面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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