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钧

柯灵先生不但是位大师级的文学家、编辑家和剧作家，著作等身，弟子众多，而且还是位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为党的统战工作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他一生处事低调，“文革”后，工作和组织关系都挂在我们上影文学部，这就让我有幸与他逐渐熟悉起来。

一开始，我们虽常能见面，大家都极想向他请教各类问题，但谁都明白，九死一生后的老人家，不仅精力有限，而且还有繁重的写作任务和众多的社会活动，所以，谁都不忍心去打扰他，每次见面，只是崇敬地向他老人家问个好便知趣地告辞了。

在这期间，有件事让我印象极深：市领导为了让他安心写作，不受众多的来访者上门干扰，特批给了他一间工作用房。然而，在具体的操办过程中，由于环节上的问题，最终他仍未能得到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有人拍案而起，要为他打抱不平，他却宁人息事，不想去伤害任何人，更不想再去为难领导。这事，让当时我们文学部的领导知道后，就在文学部的写作楼中拨出了一间房，供他安心写作。于是，每天早晨，他便像“小学生”似地拎着一只“书包”来到写作楼，独自关在那间小房间内，做他的“功课”。中午随便吃点什么后，稍稍休息一会儿继续工作，直至大家下班了，他也“下课”回家。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这年的冬天，上海下起了难有的大雪，我坐在办公室内特意透过窗户盯看着柯灵先生来“上课”的路线，仍见他准时地拎着那只小“书包”，撑着伞来了，让我感动不已……“文革”后，他发表的不少痛定思痛后独具精辟见解、有改写“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价值的文稿，就是这样写成的。其时，他已年至古稀，仍如此勤奋地写作了二十年……柯灵先生只读过小学，后任家乡小学教师，17岁那年在《妇女杂志》发表处女作叙事诗《织布的妇人》，21岁任《儿童时报》编辑，22岁创作电影剧本《有夫之妇》，走向了上海……如此一路走来，不但能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而且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至他离世，一直是大家公认的上海乃至全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位名家大师，究其原因虽众多，但其不惧艰难、不受干扰、不断勤奋的好学上进精神，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1990年，我被任命为上影文学部的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柯灵先生的中共组织关系在我们支部，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得以与他有了直接的接触，让我得益匪浅，并对他老人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尽管我们对柯灵先生都很尊重，他却从不倚老卖老，有所特殊。更不居高临下、指手划脚。我有事去与他交流，他总是慈祥却又认真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从来都以一个普通人、普通党员的一颗平常心对待一切。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思考总比我们更深一些。那年，党内思想整顿，每一位党员都要写出思想小结并在支部大会上通过。柯灵先生也不例外，他认真地按支部布置的顺序和上级党委的要求去做，一丝不苟。写的、讲的全是自己心里的真话，不特意要逆时势而行，显出自己的不一般，也没有为顺时势而讲过头话。既坚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对有些中、青年党员因一时冲动而暴露出来的政治上的不成熟抱有治病救人的态度，令大家都非常感动，使大家深切地认识到要做好一个党员首先得有如此为人的人格。我们支部就是在如柯灵先生那样的几位老党员的协助和支持下，妥善地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

当时，常有为受灾地区的群众募捐的事，柯灵先生的捐款总是我们部门的最高额，临到最后，他总还要问我，任务完成了没有？如还缺少，都是由他来补足的。后来我才知道，他除了在文学部捐款外，还在作协捐，一个人作出了多次奉献，却又非常主动与乐意。爱心洋溢，榜样励众，每次为灾区捐款，我们文学部在柯灵先生的带领下，总是在上影的前列。

柯灵先生担任着好些重要的社会职务，一些重大的活动常常需要他出席。他每次离沪外出开会前，总是主动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请假”。开完会回沪后，又总是主动地找到我，告诉我他回来了。在这样的一位老资格的老人面前，我是担受不起他如此认真的，我由衷地对他说：“柯老，您不必如此，您很忙，除了为人民写作，还要为人民的事、国家的事奔走，我們都清楚的……”他却认真地说：“不，该对你说一声还得对你说一声！”我明白，我个人是算不了什么的，他是把我当作“一级组织”而把自己始终看成是这个组织中的普通一员，从来不搞特殊化。

柯灵先生凡是参加完了文艺界的重大会议后，总是把会上发的有关资料留给我们。一大包一大包的他要从外地带回，又要从家中拿到单位来，对于当时已年过八十的老人来说，真不容易。我清楚，他是要让大家能及时了解文艺界的动态以及党对文艺的方针政策，以利大家的工作。他还不时地拿来一些过去的有关资料，说是整理书籍文件时整理出来的，可能还有些用处，让我们放到资料室中供大家使用，或许还能发挥一点作用。其中，有些资料是很珍贵的，我记得有两大本油印的解放前上海所拍摄的故事影片的详细目录，我就在这目录中查到了江青在上海参加拍摄的几部影片以及她担任的角色，写成了一篇文章。以前公布的有关材料中都说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过二三流电影演员，但都没有完整地说清过她到底演过哪几部电影，而柯灵先生贡献的材料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让我惊奇的是他老人家是怎么把这些材料在“文革”中保存下来的？那是些绝对“防扩散”的危险品，在那时如被查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让我更敬佩他尊重史实的胆量和气节。

为了让柯灵先生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我们从不把他躲在文学部写作的事向外泄露，也从不去打扰他。只是每隔一段时间，由我代表“一级组织”上楼去向他问个好，再问问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解决的。他老人家总是以满足的笑容来接待我，从没提出过任何要求。我们为他老人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是完全应该的，这也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而对柯灵先生来说，看得出他是感到很过意不去的，他的表达方式不只是说几句“感谢”之类的客套话，而是有事尽量自己解决，不来麻烦我们。另外，他每每出版了一本新作，总是在扉页上写上几个字签上名字后分赠我们，作为他的“谢意”。这些珍贵的赠书，我总是一本本认真地拜读，我不仅能从中得到许多教益，而且亦能感受到他的温暖。我周围的一些人，哪怕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凡是给柯灵先生做过一些事的，都得到过他的赠书，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还有一件事是使我十分难忘的。我写过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传记文学，与她家建立了一定的友谊。那位老作家不幸故世的当日，她的家属就电告了我。我立即把此噩耗转告柯灵先生，用意是如发唁电可由我代办。柯老当即拟了电文，并说可以用我俩的名义发出。我想，我这晚辈怎么可以与他一起“叔母年高新妇贫”呢？而他却从来把自己看成是个普通人，从不凌驾于他人之上。当然，我除了代他发出唁电外，又以自己的身份另发了一份。这看来是小事，却让我在为人为事上受益不小。

柯灵先生是“文革”后第一批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那天，我陪着局、厂领导去他家颁发证书，向他祝贺。柯老夫妻俩很高兴地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他还特意拉着我单独地拍了好几张照。我知道，他是由衷地又在对我表示“谢意”。在他们老夫妻俩与局、厂领导的交谈中，有段“插曲”很有意思：当时，股市刚兴起，股票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在闲聊中，柯老夫人陈老师问道：“听说东方明珠股票上市后，文艺界有内部发行，不知老柯有没有？”他听后一愣，我知道此事是很难让领导回答与说清的。对于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领导正在为难时，柯灵先生早已一笑，对陈老师说：“问这事干嘛？有，我们也不要！”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老人家只要又能拿起笔来写下心里想说的话，已是极大的满足了，他说的是真心话，我明白。

在我与柯灵先生的接触中，此类平常的小事遇到很多，绝不只是二三事，而正从这些小事中，体现出了他的崇高品格，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应有的品格。我多想跟这样的老人多相处一会、多学习一些，可生活中免不了的是众多的无奈。后来，我们文学部被迁往他处，写作楼被另作他用。柯老能安心寫作的一席之地也难保之际，我无法面对他。我虽然多次向上请求保住他写作的那间小屋，最终也无法保住。再后来，连文学部也被撤销了，我们各奔东西，自找出路。偶尔有机会参加市里的一些小型会议遇到柯灵先生时我总是躲开，我无法向他解说一切，他却总是微笑着向我招手，让我来到他跟前，关心我的近况，也问一些文学部老同志们的近况，只字不问那些难堪的事……后来我知道，他立志要写上海百年历史的那部长篇小说终究没有完成……

再后来，突然传来了柯灵先生逝世的噩耗。我与原文学部的几位老同事去他家哀悼并想看望、安慰他的夫人陈老师，却家中无人，只见房门口放满了人们敬献的花篮，看得出已有好几批人来过。我们也只能把敬献的花篮放在门口，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而在我有幸与他相处中所感受到的正能量和温暖，永远留在了我心中，够我品味一辈子并乐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