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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的解读及其对素质教育的启示

2019-04-16陈怡

中国大学教学 2019年2期
关键词:庖丁解牛解读素质教育

陈怡

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素材,“庖丁解牛”即为其一。本文通过对“庖丁解牛”的解读抽绎出对素质教育的若干启示,包括:重视和谐发展的思想、重视“道”的思想、重视实践的思想和“两次超越”的思想。同时,对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关系、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关系以及对“博雅教育”阐述了作者的观点。

关键词:庖丁解牛;解读;素质教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素材,其中有一些与今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思想颇有相合之处,值得我们发掘。这类素材,在孔子的《论语》中有很多,且为人熟知。不大为人所知的是,在《庄子》中也有这样的素材,而且十分精彩。本文从著名的寓言故事“庖丁解牛”入手,剖析庄子的素质教育思想,以供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参考。

一、“庖丁解牛”的解读

首先让我们先来读读“庖丁解牛”的原文: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日:“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斫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己解,如土委地,牛不知其死也。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拭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庖丁解牛”的故事虽然尽人皆知,但人们对它的解读却是见仁见智,于是古往今来就有了许多种解读,我粗略地概括为四种。第一种是技术的解读。初读这一故事时,人们首先佩服的是庖丁技术之高妙,如同故事中的文惠君一样,只是看到了庖丁的技术,于是问庖丁“技盍至此乎”。这一解读的代表人物当属欧阳修,他的《卖油翁》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庖丁解牛”的,强调的是熟能生巧(“惟手熟尔”)。现将《卖油翁》抄录如下:“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 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何异?”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最后一句所说的“解牛”即“庖丁解牛”,“斫轮”则指的是庄子《天道》中的故事“轮扁斫轮”:“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第二种是科学的解读。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有一篇文章强调“庖丁解牛”中所包含的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四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对当今的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1]。

第三种是艺术的解读。代表人物当是新儒家的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他强调其中的艺术内涵:“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认为庖丁解牛“是由技术进乎艺术创造的过程。……他的解牛,成为无所系缚的精神游戏,……正是艺术精神在人生中呈现的情境”。并认为“庖丁解牛”可视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源头[2]。

第四种是哲学的解读。以上三种解读虽均有其价值,但我觉得,最值得体味的应是哲学解读即“道”的解读,最需要把握的应是其中的哲学意蕴。正如故事中庖丁对文惠君的回答:“臣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样的回答一下子就展现了庖丁境界的高度,也出乎文惠君的意料。由此可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精神境界是完全可以高于一个上流人士的。理解这一故事的最大难点也正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它的哲学内涵。这个故事表面上讲的是“技”,而实质上讲的是“道”。具体而言,它强调了“道”的六个方面。第一,“道”的重要性:“道”“进乎技”,“道”高于“技”,属最高层次。从文章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宰牛有三个层次:族庖的斫牛(砍牛,文中的“折”字当为“斫”,即“砍”)、良庖的割牛和庖丁的解牛。这是因为族庖既无“技”,也无“道”,只会生硬地砍牛。良庖有“技”,但“技”还未达到最高的水平,当然更未达到“道”的水平,所以只能割牛。只有庖丁,既有技术,又上升到了道的高度;既做到了熟能生巧,又做到了出神入化,所以才达到了解牛的境界。基于这一点,我称庖丁为“神庖”。第二,“道”的实质性。“技”要达到高境界,必须遵循“道”。“道”是什么?其实就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即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这正是“道”的实质性。“道”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每一事物中的规律性。第三,把握“道”的辩证性。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以无厚入有间”),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第四,认识“道”的长期性。要达到庖丁解牛的境界,使解牛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成为一种艺术(“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一种哲学(“道”),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经历一个从“所见无非全牛”到“未尝见全牛”再到“以神遇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过程。这是一个辩证的全过程:从整体到局部再到更高层次的整体。其中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是“技”层面的超越,从生到巧,做到熟能生巧;二是“道”层面的超越,从巧到神,做到出神入化,才达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技”以“道”为体、“道”以“技”为用、“技”与“道”水乳交融的境界。这种两次飞跃的过程,非常类似于禅宗中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五灯会元》卷十七记吉州青原惟信禅师上堂云:“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借用同样的句式,可以表述为:“本庖三十年前刚出道时,见牛无非全牛,见马无非全马,仅为族庖。及至三年后,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牛未见全牛,见马未见全马,乃成良庖。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牛只是牛,见马只是马,方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始成神庖。”由此而体会出禅宗和庄子之间的渊源。这里的关键在于必须对牛的内部结构有准确的了解。有人在研究中西文化差别时认为:中国人重整体,西方人重局部;中国人重综合,西方人重分析。“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道家,包括墨家,都是十分重视局部、重视分析的。第五,把握“道”之后获得的自由感和成就感。正是由于上升到了“道”的高度,就进入了一种化境,就获得了最高的自由:“游刃有余”,就获得了最大的成就感:“踌躇满志”,从而使宰牛这种劳动成为自由的劳动和美的创造活动,而这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第六,“道”的普适性。这个寓言中最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文惠君在听了庖丁的话后会发出“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的感叹?解牛和养生有什么关联?我认为,道理在于:从形而上说,二者的“道”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具有同一性的,而这正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所强调的“道通为一”原理的又一内涵:“万道相通”,所有的道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都具有同一性,都必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解牛如此,养生亦如此。著名作家王蒙说;“我相信,学问从根本上说是相通的,真理有自己的统一的品格,世界的统一性既表现为物质的统一性,又表现为事体情理上的统一性。”[3]

二、对素质教育的启示

1.重视和谐发展的思想

爱因斯坦在其于1945年所写文章《论教育》中强调:“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从“庖丁解牛”中可以看到,庖丁就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一方面是科学和人文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又是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和谐发展。因为他的解牛,既体现了科学(建立在对牛机理、结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又体现了人文(变成了艺术表演);既体现了对知识的充分掌握,又体现了极强的能力,更体现了高超的素质。而这正是爱因斯坦所推崇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是素质教育所推崇的人才培养目标。我将这样的人才称为“A”型人才。因为A的两撇可以用来分别代表科学和人文,二者共同支撑成为一个最稳定的结构,意味着人才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A的底部的两个小横线,代表科学和人文的知识体系分属不同的领域。A的中部的一条横线代表能力和方法,表明科学和人文两个学科领域在方法层面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借鉴。A的顶部代表素质和精神,在这个层次上,科学和人文融为了一体,科学精神成为人文精神。这样的A型人才,既形象地表现了素质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又揭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而庖丁就是这样的A型人才。其实,庄子本人也是这种和谐发展的人。他堪称多学科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庄子》中,既有文学的风采,又有哲学的睿智,还有美学的情趣,更有潇洒的人生,甚至还有一些科学的因素。他完全可以作为素质教育的典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值得好好学习和借鉴。

2.重视“道”的思想

庖丁强调:“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由此可见,庖丁所站的高度大大超出了他的主人文惠君,因为他所追求的是“道”,“道”是高于“技”的,既超越了知识,也超越了能力。从教育的视角看,素质教育就是一种超越了知识、也超越了能力的教育,站在了教育的制高点,抓住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可以说,素质教育是一种“务本”的教育,也就是以“道”为根本目标的教育。《学记》第二十三章云:“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重视“大德”“大道”“大信”“大时”,而不是重视“官”“器”“约”“齐”,才是“务本”的教育,而这恰恰就是素质教育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道家重视“道”,儒家也重视“道”,如《论语》中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以求道为目标的文化。正如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中所说:“國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如果我们的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都以求道为目标,我们的素质教育就会得到很好的推进。“道”不仅具有高层次性,而且具有普适性,即普遍适用。这种思想庄子称为“道通为一”。“道通为一”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其内涵十分丰富,既体现为《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即“万物一体”,也体现为“庖丁解牛”中的“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即“万道相通”。素质教育也体现了这种“通”的思想,因为其强调的是“素质”,是最核心的东西,是最根本的东西,具有普适性。一个素质高的人,不管做什么都能将事情做好。

3.重视实践的思想

庖丁能达到现在的境界,是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才实现的:从“族庖”到“良庖”,用了3年,从“良庖”到初级的“神庖”用了12年,从初级的“神庖”算起,又历练了19年,共计34年。正是基于长期的实践,才使庖丁的解牛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同样,素质教育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内化于心,外显于行,不可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必须静下心来,持之以恒,而且要重视实践。当今特别强调的创新也正是要“基于实践、始于问题”。

4.“两次超越”的思想

庖丁强调,他能达到现在的境界,是因为经历了“两次超越”:第一次是从“生”到“熟”(熟能生巧)的超越,第二次是从“熟”到“神”(出神入化)的超越。同样,素质教育要达到提高素质的目的,也必须经历“两次超越”:第一次是从“知识”到“能力”的超越,第二次是从“能力”到“素质”的超越。这里顺便讨论一下“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同”与“异”。“同”在于:二者都强调知识的全面性,强调学科的打通,强调科学和人文的融合。这是一种横向的超越。“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异”在于:素质教育还强调纵向的超越,即从知识向能力、向素质的超越。“通识教育”如果要想真正做到“通”,同样应该是在“道”层面上的“通”。理解了这一点,“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也应该是相通的,用不着互争长短,反而可以互通有无。我不大赞同在当前使用“博雅教育”这个名词。因为了解教育史的人应该知道,“博雅教育”指的是教育发展的最早阶段,即贵族和上层人士所接受的一种教育,他们不需要从事任何具体职业,只求使自己变得渊博和高雅。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事业随之发展,教育便成为职业性质的教育,是由于从事职业工作的需要而培养人才。由于过于强调职业的需要和专业的重要,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人的发展的不和谐,成为单向度的人,于是西方才提出“通识教育”来矫正。也许在社会得到充分发展后,会有可能回归到“博雅教育”,应该说是回归“自由教育”,因为“博雅教育”的原文“liberal education”本来应译为“自由教育”。但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不可能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

还需强调的是,素质教育绝对不是不要知识,更不是不要能力,而是应以优化的知识为基础,以重要能力的培养为重点,以核心素质的提高为目标。

参考文献:

[1] 杨叔子.“庖丁解牛”对科学教育的启迪[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9.

[3] 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7.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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