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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井喷式增长，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经过40年的发展，珠三角城市群体系日渐完善，人口规模逐渐壮大，城市之间联系不断加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等系列文件都提出珠三角城市群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要实现广东省提出的“建设以广州、深圳为双核的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及“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就要对标世界级城市群，那么珠三角城市群与世界五大城市群及国内其他两大城市群长三角和京津冀相比，在城镇化质量、城市层级体系等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和差距？如何弥补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短板？这是本文想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界定

本文研究对象为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东莞、中山9个城市。分析过程中涉及与其他两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对比分析，界定如下：京津冀城市群涉及北京、天津和河北，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等10个城市；长三角城市群涉及上海、江苏省和浙江省，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等16个城市。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1）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等7个地区的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及京津冀城市群35个城市2016年统计公报及统计年鉴；（3）2000—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统计公报及统计年鉴。流动人口口径沿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界定标准，将“居住在本地，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界定为流动人口，其中不包含市内人户分离人口。

二、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问题分析

（一）“双核”与“发展不足”并存，辐射带动作用发挥不足

珠三角城市群呈现明显的“广州、深圳”两个超大城市双核、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现象，双核城市对周围城市发展辐射能力有限。从经济总量来看，深圳和广州GDP都超过了2万亿元，遥遥领先珠三角城市群其他城市，2017年，深圳GDP首次超过广州，达到22438亿元，广州为21503亿元；其他7个城市GDP总量均低于1万亿元，其中佛山排在第三位，接近万亿元，东莞超过7500亿元；余下5个城市GDP均不足4000亿元，肇庆最低，仅2200亿元；深圳和广州的GDP是肇庆的10倍左右。从人均经济总量来看，深圳和广州仍属于第一梯队，深圳优势更明显，人均GDP达到2.71万美元，高出广州近5000美元；珠海虽然GDP总量排在珠三角城市群倒数第二位，但由于人口规模小，人均GDP高达2.21万美元，排在第三位；江门和肇庆的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肇庆最低，仅7950美元；深圳和广州的人均GDP是肇庆的3倍左右（图1）。虽然深圳和广州的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是并没有充分发挥对周边城市（如惠州等）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城市化水平两极分化严重，与城市规模等级不匹配

图1 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GDP及人均GDP比较

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水平一直明显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居三大城市群之首。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平均城镇化率分别为84.88%、74.18%和67.13%，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水平高出长三角城市群10个百分点，高出京津冀城市群近18个百分点（表1）。

从城市群内部结构来看（表1），珠三角城市群9市的城镇化率两极分化严重，三大城市群城镇化率的最高值和最低值都集中在珠三角城市群。深圳和佛山的城镇化率在90%以上，东莞、珠海、中山和广州城镇化率也超过了85%，但肇庆的城镇化率只有46%，是三大城市群中所有城市最低值，深圳与肇庆的城镇化率差值高达54个百分点。长三角城市群16市城镇化率差异最小，分布比较均衡，除了上海和南京的城镇化率超过了80%，其余14个城市城镇化率都分布在60%～80%之间。京津冀城市群唯北京和天津独大，两市的城镇化率在80%以上，其余8市基本分布在50%～60%之间，城镇化率最高的北京和最低的沧州之间相差38个百分点。

表1 2016年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

从城镇化率与城市规模等级的关系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基本都遵循着正向关系，即常住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其城镇化率越高，而珠三角城市群这一关系不显著。其中有几个异常点，如广州虽然是珠三角城市群中常住人口总量最多的超大城市，但其城镇化率在9个城市中仅排第6位；佛山常住人口规模仅居珠三角城市群第4位，但其城镇化率高达94.95%，位列珠三角城市群第2、全国第3；珠海和中山的常住人口规模在珠三角城市群垫底，但其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8%，甚至高于超大城市广州的城镇化率。

（三）产城协调性较弱，个别城市严重失调

从时间维度来看，2000—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整体城镇化率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2000—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略有上升，2010年后，二产比重逐渐下降，开始与城镇化率呈反向变动（图2）。从长周期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一致。

以2016年为时间节点，比较分析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由图3至图4可见，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规模层级的城市城镇化率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则呈反向变动趋势，即三产比重越高（或二产比重越低）的城市其城镇化率越高，反之亦然。其中，特大城市中出现了个别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率不协调的城市，如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唐山，城镇化率高出同等三产比重城市保定和承德约10个百分点；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杭州和南通，城镇化率却低于同等三产比重城市。

图2 2000—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率及二、三产业比重变化（%）

图3 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城镇化率及二、三产业比重（%）

图4 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城镇化率及二、三产业比重（%）

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城镇化率与三产比重相关趋势不明显（图5），出现个别严重不协调的城市。如佛山城镇化率高达94.95%，但三产比重不足40%；珠海和中山的三产比重也远低于同等城镇化率的广州和东莞。从产业结构比较来看，在珠三角9市中，广州、深圳、东莞和珠海的三产比重高于二产比重，其中广州差值最大，三产比重高出二产比重近40个百分点，深圳该差值为21个百分点，东莞该差值近7个百分点，珠海二三产业比重基本持平。其余5个城市的二产比重均高于三产比重，佛山差值最大，二产比重高出三产比重20个百分点，惠州和肇庆该差值也达到12个百分点左右。肇庆一产比重达到了15%，江门一产比重接近8%，其余7个城市一产比重均不足5%。可见，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产业升级压力较大。

图5 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城镇化率及二、三产业比重（%）

（四）流动人口家庭化比例低，城镇化质量有待提升

随着外来流迁人口素质的提升和居住稳定性的增强，随迁家属比重逐步提高。特别是2010年后，珠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跨省流动人口中以务工经商或工作就业为迁移原因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随迁家属或随同迁移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2010—2015年，珠三角9市跨省流动人口随同迁移比重涨幅均在2～3倍（表2），这表明以就业、经济目的的迁移动力逐步弱化，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开始显现。

表2 珠三角城市群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分布（单位：%）

虽然近年来，包括珠三角城市群在内的三大城市群以经济目的的流动明显弱化，以随迁家属为迁移原因的跨省流动人口比例均有所提升，但珠三角城市群跨省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在三大城市群中最弱。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跨省流动人口随迁家属的比重为5.8%，而同期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随迁家属的比重均在8%以上；2015年，珠三角城市群随同迁移比重上升到10.6%，而同期长三角城市群该比重上升到12%，京津冀城市群更是高达14.6%，高出珠三角城市群4个百分点（表3）。

珠三角城市群中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随同迁移比重最低。由表2可见，2010年，广州、深圳和东莞的流动人口随同迁移比重（均低于5%）低于珠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5.8%)；2015年，广州的流动人口随同迁移比重提高了8个百分点，达到12.2%，而深圳和东莞的随同迁移比重只提高了4个百分点，为8.4%，仍然低于珠三角城市群平均值（10.6%）。

随同迁移家庭化趋势较弱反映了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稳定性不高，特别对于深圳和东莞这样人口倒挂现象严重的城市，较低的随迁比重影响了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三、促进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对策

（一）强化城市群发展思维，增强人口吸引力

城市群人口发展是系统的、协作分工的。进一步强化城市群发展思维，放眼于以特大城市为发展核心、中小城市为发展圈层的城市群格局。正确处理好城市群中的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关系，挖掘和打造中小城市的特色，重点增强中小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和承载能力，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格局。人口发展不仅是人口空间优化，还是人口素质结构的优化，比如深圳的人口发展，要结合自身在自主培养人才能力薄弱方面的特点，更加注重各类人才的引入，推动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实现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

表3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跨省流动人口的迁移原因分布（单位：%）

（二）推动城市群内创新、产业合理分工，引导人口有序流动

打造知识创新—科技、产业创新—集成应用创新的梯度创新圈，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为动力优化人口空间分布。积极开展与港澳地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扩大“研发在深圳、生产制造及物流仓储在东莞和惠州”的产业转移模式范围，利用深圳和广州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转移契机，带动珠三角城市群内惠州、江门、肇庆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同时，惠州、江门、肇庆等地应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的构建和完善上下工夫，为承接产业转移做好充分准备。

（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产城融合水平

城市群的发展经验说明，城市群中各个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关联，人口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它的产业结构偏向于更高级，即城市群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合理分工是推动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提高了劳动力在产业间、城市间的配置效率。佛山、惠州第三产业比重均在40%左右，远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佛山、珠海、中山的三产比重远低于珠三角城市群内同等城镇化率的其他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确保佛山、惠州、珠海、中山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的必由之路。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增强佛山、惠州等地的人口吸引力和吸纳能力，提升城市规模水平，从而有助于珠三角城市群人口量级的提升。

（四）大力推进社会融合，提高城市群的城市发展质量

珠三角城市群个别城市人口倒挂现象明显，且流动人口随同迁移比重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加剧了珠三角城市群人口的不稳定性。应重点推进深圳和东莞的社会融合。作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深圳和东莞的人口倒挂现象最为严重，外来人口规模远远超出户籍人口，且两个城市流动人口随迁比重均低于珠三角城市群平均值，人口稳定性较差。加快推进零门槛的户籍改革，促进流动人口落户，增强人口发展的稳定性，发挥流入人口的生产消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