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宁

【摘要】 考据学作为清代显学影响广泛，其分支历史考证学与曲论关系甚为密切，从这一角度切入，首先，通过明清曲论对比，考察清人论曲方式的变化，造成差异的根源是学术风气的新变，但同时也牵涉到曲家的双重身份和戏曲综合性的文体特征。其次，专研曲论中的历史考证，确定二者关系后，进而从论曲现象、考证方法、曲家戏曲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历史考证学对曲论的渗透。最后，在明确曲论特征的基础上，探究其形成原因，得知曲论面貌的最终定型受到“实事求是”和“六经皆史”说为主的历史思潮的推动。

【关键词】 历史考证;乾嘉时期;曲论;征实;六经皆史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考据学是清代300年最重要的学术思潮，尤以乾嘉时期为盛，故又被称为“乾嘉朴学”。自民国以来，学界就对清代考据学的诸多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在经史小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一代显学，考据学的影响除了经史之外，势必也会波及其他方面，包括戏曲。但目前学界较少关注考据学与曲学的关系，本文拟就此展开谈论。（1）

清代学者最初致力于儒家经典的训诂和疏证，而后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史学、子学、金石学、文字学、文献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历史考证学是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1历史考证是一种传统治学方法，注重考辨史书的真伪虚实，力图去伪存真，是历代史学家惯用之法，因其长久不衰，于是由一种单纯的治史方法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最终在清代成熟，成为史学主流。

由于考据学内容广博，涉及多个学科门类，仅凭一文恐难将考据学对曲学的影响谈得面面俱到。古代戏曲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考据学的众多领域中与史学关系甚为密切，加之历史考证学是乾嘉乃至清代史学的核心，故本文从历史考证学的角度对曲论进行考察。

一、论曲方式的新变

明清两代的戏曲创作和演出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大量曲论应运而生，数量远非前代所及。虽然明清两代戏曲批评兴盛，但在论曲方式上，二者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明人论曲多为空疏的泛泛之谈，随兴而发，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评价戏曲作品，持论偏于主观，缺少严密的逻辑和论证。纵观明代曲论，从明中叶何良俊《曲论》、王世贞《曲藻》到晚期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以及祁彪佳“二品”，评论方式均是个人漫谈，主观性和随意性极强。虽然晚明《曲律》、“二品”与中叶曲论相比，在理论的系统化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但究其评论戏曲的方式和风格，仍与中期一般无二。试举几例如下：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如曲中语：“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是骈俪中景语。“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是骈俪中情语。“他做了影儿里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爱宠。”……是骈俪中诨语。“落红满地胭脂冷”，“梦里成双觉后单。”是单语中佳语。只此数条，他传奇不能及。[2]29

《西厢》则十六折，多寡不同，骨力更陡，此其所以胜也。昔人评者，谓“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信不诬也……且《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王弁州取《西厢》‘雪浪拍长空诸语，亦直取其华艳耳，神髓不在是也。语其神，则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2]241-241

只是淡淡说去，自然情与景会，意与法合。盖情至之语，气贯其中，神行其际。肤浅者不能，镂刻者亦不能。[3]140

从这几例中不难发现，无论是明中的王世贞，还是稍晚的徐复祚、祁彪佳，三人论曲风格极为相似，用词抽象，纯是个人体感受，仅仅点出“佳语”“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气贯其中，神行其际”而已，不做任何详细阐释，令读者难以揣摩。即使徐复祚不赞同王世贞对“雪浪拍长空”诸语的评价，认为“神髓不在”，却不做任何分析，立论缺乏凭据。但这并不是个别曲家的弊病，而是明代所有曲论的共性。究其根源，离不开明人的治学风气。

明人治学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空谈经义，不重实学，导致思想空疏，多受清人诟病：

惟明人空疏无学，而好讲书法。[4]252

明人好谈名节，而于纪载多失讨论。如此者盖不少矣。[4]270

今观其书，矫诬迂怪，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文理至此，竞不复可言矣。[5]930

近时之为史学者，有二端焉。一则塾师之论，拘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一则词人之读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间，随众口而誉龙门，读一通而嗤虎观。[6]347-348

在清代学者眼里，明人空谈误学，不好读书，缺乏务实精神，即使研究历史，也无视史实，一味地驰骋议论，致使学风空疏。治学方法会影响到学术风气，戏曲批评自然也难以幸免。再者，戏曲是明代文人闲暇之余的玩乐之物，他们研究经史尚且如此随意，对用以极视听之娱的戏曲，恐怕更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随兴而发了。

到了清代，学术风气发生明显转型，空疏虚妄的漫谈已被严谨征实的考据学所取代。清人研治经史审慎求实的态度自不必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以同样谨慎的态度对待戏曲文献，考据方法几乎与史学一致。以乾隆间焦循《剧说》为例：

辉县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马将军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郑村。……《旷园杂志》云：“唐郑太常恒暨崔夫人莺莺合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旧魏县，盖古淇澳也。明成化间，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志铭在焉。……志中盛传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关汉卿、王实甫之《西厢记》。历久而志铭显出，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诗辨坻》云：“陈仲醇《品外录》载《唐郑府君夫人崔氏合墓志铭》，秦贯所撰也，陈因据此辨《会真》之诬，用意可谓长者……[7]104—105

同样是评价《西厢记》，焦循已全无明人漫谈式批评的痕迹，而是结合笔记、墓志铭等多种材料考订崔张故事的本事，甚至连剧中关键地点都有出处，不可谓不精细审慎。而对于明人偏好的曲詞鉴赏，焦循却不置一词。可以看出，焦循论曲极为客观，其目的在于为读者展现戏曲本事和文史背景，故不作任何议论。

焦循《剧说》只是考据学论曲的冰山一角，类似的曲论在清代比比皆是。这些曲论家崇尚征实，精于考辨，对戏剧本事、地理、官职、人名均作出细致的钩沉考订。他们对戏曲文史背景的发掘，与对史书的考证一般无异。同时，还将个人好恶隐藏起来，不空言褒贬。这种做法，离不开当时历史考证学潜移默化的影响。

《十七史商榷》序言明确阐释了历史考证学的基本精神：“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8]1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史学家均认为治史需要实事求是，主张据事直书，反对无视历史事实而纵横捭阖的明人习气。这一史学精神，不仅在历史著作中得以发扬，在曲论中也是随处可见，足可见历史考证学征实而不尚议论的特点对曲论的浸染。

除了学术风气之外，历史考证学对曲论的渗透还与曲家身份有关。清代有不少学者身兼曲家和考据学家的双重身份，如焦循、凌廷堪、梁廷枏、李调元等。阮元曾赞赏焦循：“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9]440这说明焦循学问广博深厚，尤擅经学考辨，因此受到同时代学人的高度认可。对这种“身兼双职”的清代学者，《乾嘉考据学与清代戏曲批评》已有说明，此文列举了相关学人以及他们用考证研究曲学的著作，此处不再赘述。[10]这类学者在清代普遍存在，他们学贯古今，精通经史子集，丰富的知识储备为他们使用考证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次，在历代清儒的推崇下，考据逐渐成为清代学者最为得心应手的治学方法，长期的考据校正工作培养出他们严谨求实的学术惯性。因此，即使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戏曲小说，惯性使然，他们提笔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考证之风，从而引发了戏曲批评和考证学之间的互动。

最后，戏曲作为一种兼具文学、历史、艺术诸要素于一身的综合性文体，它本身就具备从多个层面研究的特质。既可鉴赏曲词，也可推敲音韵，也能容纳文史考证。在学风大变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特点允许戏曲批评也随之顺利转型，这是它综合性和包容性极高的文体特征所致。

明清二代的曲论著作与前朝相比可谓空前繁盛，但究其研究方法和风格却有云泥之别。戏曲批评之所以从空疏随性的漫谈式发展为严谨求实的考证式，虽和曲家的双重身份、戏曲的文体特征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治学风气和治学方法的新变。

二、曲论中的历史考证

王国维曾总结清代学术之三变，清初文人遭受离乱，提倡治学经世致用，但顾炎武已率先倡导考证治学;经雍乾嘉三朝史学家赵翼、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发展，史学实现了由义理之学到考证之学的转变;清末学者虽承乾嘉考据之志，但由于国势变故，学者再度倡导经世致用，考证学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2）从中可以看出历史考证学在清代的发展经过顺康时期的逐渐上升，在乾嘉到达顶峰，道咸以降走向衰落的历程。

历史考证学兴起于清初，它对曲论的渗透在此时已初露端倪。比如《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明确将考证法引入曲学研究。首先，此书开篇以数千言考证《西厢记》的作者，毛奇龄通过排比文献、分析元剧体例得出“王实甫作”的结论，证据充分，论述严密。其次，毛奇龄对曲词来历的考证比比皆是，如考据第一折“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中的“兜率”：“兜率陀天，在三十三天以上二倍，此见佛经。故《倩女离魂》剧‘有三十三天觑了个离恨天最高句。盖兜率天、离恨天，古人每取以相较者。”[11]22-23毛西龄通过列举文献阐明词义，并结合其他剧目归纳出剧作家的习用范式。再者，此书结尾专辟《附辨》一章考证《西厢记》本事真伪，可见作者对辨章考鏡的重视。虽然此书仅涉及《西厢记》一剧，影响较小，且毛奇龄对历史考证学的运用程度也远不及乾嘉曲家，但不可否认，毛奇龄以考证治曲为清初曲论注入了一股新流，其著作《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更是开曲学考证之先河。

康熙年间出现的《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算是首次将历史考证充分运用的两部曲学著作。在体例上，首先介绍作者，其次考证作品本事和命名由来，再次为内容梗概，最后附以考证。《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之后，以历史考证研究曲学的论著接连出现。影响较大的有：李调元《雨村剧话》、焦循《剧说》《花部农谭》、黄文旸《曲海》等作品。这些曲论十分看重戏曲本事和母题演变，大量篇幅用于考证历史文献与剧本内容之关系，却罕见个人评判，秉持了乾嘉历史考证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治学原则，明人纵笔漫书的气息几乎消失殆尽，颇有“为考证而考证”的乾嘉史学风貌。[12]4以上作品几乎涵盖了乾嘉年间最负盛名的曲论著作，足以看出历史考证学在这一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

道咸以后的曲家继承了以历史考证学论曲的学术偏好，梁章钜《浪迹续谈》、平步青《小栖霞说稗》、梁廷枏《藤花亭曲话》、姚燮《今乐考证》等著作与乾嘉曲论一脉相承，但以上曲论并非亦步亦趋，其研究重心已有所转移。他们对戏曲本事的关注大不如乾嘉曲家，而是借助考证为戏曲文学本体服务。如梁廷枏《藤花亭曲话》通过考证阐述个人观点，凡立一论，必以文献为依据，不同于乾嘉曲家述而不作的倾向。再如姚燮《今乐考证》考证本事点到即止，不做繁复的钩沉索隐。[13]266清末曲论将戏曲视为研究本体，考证是为戏曲而服务，呈现出一种曲学为体、考证为用的倾向，这与“为考证而考证”的乾嘉曲学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考证学研究曲论的发展路径已经明晰，萌芽于清初，康熙至乾嘉年间达到巅峰，道咸以降虽有承袭，却另辟蹊径，已不复乾嘉之盛。对比历史考证学和曲学的发展路径，二者竟高度重合，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正是笔者将研究范围确定为乾嘉曲论的根本原因。

综上，得以肯定历史考证学与乾嘉曲论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历史考证学应用于曲论时，呈现何种特点？曲家通过什么方法将考证引入曲论？以考证视野进入曲论后，批评家又会形成怎样独特的戏曲观？本节将从现象、方法、观念三个层面继续探讨。

带有考证色彩的曲论最显著的特点是关注戏曲本事和演变渊源，兼及对作者与剧中地理、人名、典故等内容的考据，为探索剧作反映的历史真相、深入理解作者创作本意和作品内涵提供依据。李调元《剧话》考证吴昌龄《西天取经》本事，遍采群书，涉及《独异志》《双树幻抄》《旧唐书·艺文志》《辍耕录》等四部书，详细考察唐僧生平、西行路线、取经故事的原委始末，以此证明剧作内容真实可信。

如若剧作依托历史却有不实之处，曲论家经过考证会明确指出。马致远《青衫泪》讲述的是白居易在贾岛、孟浩然、元稹的见证下，与乐伎裴新奴的爱情故事，白居易等四人虽然存在，但他们与剧中事并无关联，《青衫泪》完全是马致远受《琵琶行》启发虚构而作。但《曲海总目提要》（3）一书执着于史实，根据白居易行迹和交游有理有据地提出《青衫泪》“其事不实”“盖系假托”，批评马致远的虚构“更失官箴”。[14]54—55

考证本事时，曲论家眼中的戏剧作品和史书并无差异，他们均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同等对待，求真实，摒虚妄。那么，他们考证剧作本事的方法是否也如考据史书一般呢？

历史考证学的常见方法已有专研史学理论的学者做出总结，杜维运提出两种：“应用义例，以正史实，是演绎法。详加推究，以寻义例，是归纳法。”[15]297罗炳良在此基础上提出六种，分别是：归纳演绎、比较考证、溯源考证、实事求是考证、参互考证、辩证考证。罗先生提出的方法看似多样，但诸法之间实有重合。如比较考证、参互考证和溯源考证，三者确有区别，比较考证多取证于正史，参互考证的材料来源更为丰富，溯源考证偏向在历时性比较中追溯历史真相，但三者核心均在于不同文獻的比勘，究其本质实为一类。再如实事求是考证和辩证考证，与其说这二者是方法，毋宁归结为考证态度更加恰当。清代史家无论运用何种方法，皆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准则。而从多个角度辩证看待史料，也是史学家客观公允治史的重要前提，因此，实无必要单独列出。

综上，笔者以为历史考证学的主要方法实为两类，分别是：大量列举同类史料的归纳演绎法和旁征博引各类典籍的参互比较法。这二者也是考证戏曲本事常用的方法。

归纳演绎法是基本方法，曲家会列举大量史料，从众多材料中归纳出戏曲本事。在对本事题材的选取上，几乎囊括了所有叙事性文本，如经史之书、谱牒方志、稗官野史、诗文别集、笔记小说等等，经史子集四部的书籍均可作为考订本事、追溯源流的材料。《曲海总目提要》考证《伍员吹箫》综合了《左传》《春秋》《吴越春秋》《和州志》《溧阳志》五部书籍，在经部、史部与方志多种材料的印证下，才对本事做出较为准确的归纳：“剧中大略不外诸书。特以费得雄为费无忌子，而以浣婆婆为漂女之母，以江上丈人间丘亮子曰村厮，则皆凭空造出，无可考也。至吴师至郢，楚王命费无极将兵拒吴，无极为子胥所擒，杀之辕门，此作者为子胥泄愤而云然。然考《左传》，费无极为子长所杀，事在鲁昭公二十七年。”[14]102曲家既指出此剧所依据的基本史实，又指出剧中“凭空造出”之处，在具备充分的凭证之后才得出结论的行为，颇有史家征实的精神。

这种“海纳百川”式的广罗资料法，离不开历史考证学的启示。王鸣盛曾提及自己的治学之道：“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8]2钱大昕同样强调考史需要融会贯通，不能拘泥于史书本身，因而他广泛搜集各个部类的史料，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考究本末。

参互比较法常用于同母题剧作之间的比较，探求本事来源，追溯作品在流传中演变的起因，从而看清某一主题的发展轨迹，这对我们认识集体表象、社会思潮的嬗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较法同样建立在众多材料的基础上，将各类文献比较参见，旁推互证，在比勘中考辨材料间的异同，去伪存真，寻求历史真相。如焦循对昭君故事演变的考证：

王昭君事，见《汉书》。《西京杂记》有诛画工事。元、明以来，作昭君杂剧者有四家。马东篱《汉宫秋》一剧，可称绝调……但《西京杂记》谓……所诛画工，延寿而外，又有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下社阳望、樊育，同日弃市。东篱则归咎毛延寿一人。又本青冢事，谓昭君死于江，而以元帝一梦作结。薛旦反此，作《昭君梦》，则谓已嫁单于，而梦入汉宫也。惟陈玉阳《昭君出塞》一折，一本《西京杂记》，不言其死，亦不言其嫁，写至出玉门关即止，最为高妙。尤西堂作《吊琵琶》，前三折全本东篱，末一折写蔡文姬祭青冢，弹胡笳十八拍以吊之。虽为文人狡狯，而别致可观。元人张时起有《昭君出塞》剧，今不传。[7]190

石崇《明君词》叙：“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用琵琶，不过尔尔。”观此，则琵琶自是乌孙公主事。今人作诗，专以昭君为故实，岂非杂剧误之耶？”[7]124

焦循首先确定昭君故事起源于《汉书》，以《西京杂记》画工事作为补充;其次，分列四种昭君杂剧，比较异同，考察流变，指出与史实不符之处;最后，在另一条目中考证昭君琵琶一事实属乌孙公主，与昭君无涉，是由于杂剧传播才有如今以讹传讹之误。

显而易见，清人在考据戏曲本事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与清儒治史方法的暗合，虽然考证由戏曲而生发，却在材料、方法上一般无二，这表明了二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考证出本事之后，曲学家并未就此止步，面对史实和本事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有何见解呢？

乾嘉曲论中虽无明人纵横捭阖的风气，但并不代表他们主张取消评价，反对任何褒贬。与明代相比，清人的评论性文字确实罕见，但他们只要有所议论，多是依据史实而发。纵览乾嘉曲话，他们的评论无外乎三类：与史传相符者、纯为杜撰者、依托历史而有失实者。在评价上，曲论家对前二者态度宽容，会直接点明“与史传相合”或“凭空结撰”，唯独对依托历史而有失实者颇多微词。《曲海总目提要》批评《陈抟高卧》取材《宋书》，却在太祖召陈抟进京一事上“尤属不合”，以及剧中人物“郑恩、党继恩亦系撮撰”。[14]58再如《麒麟阁》“演秦琼麟阁图形，与正史多不合。罗艺妻乃孟氏，今以为秦琼之姑，尤属悖谬。”[14]721又如《玉搔头》“明武宗幸刘倩及取范钦女，原有此事，但作者于史学甚疏，道听途说，多失事实。”[14]792直言不讳地批评李渔“史学甚疏，道听途说”，措辞相当严厉。

据此推断，清人的戏曲观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或是一实实到底，或是一虚虚到底，而游离在中间的虚实结合，他们最为反对。李渔《闲情偶寄》对“虚实”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若纪目前之事，无所考究，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凭空捏造，是谓虚则虚到底也……若用往事为题……必求可据，是谓实则实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无陪客，幻设姓名以代之，则虚不似虚，实不成实，词家之丑态也，切忌犯之。”[16]28焦循也有类似的言论：“传奇虽多谬悠，然古忠、孝、节、烈之迹，则宜以信传之。”[7]192章学诚在谈及小说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17]386—397

以上学者能够意识到，在戏曲小说的创作中，真实和虚构都是存在的，他们不反对虚构，但在具体运用中，应将二者加以区分，一为纯粹虚构，一为纯粹纪实，切忌“虚不似虚，实不成实”，既会混淆视听，惑人耳目，也违反了崇真尚实的考证学风。但追求纪实也不能把史书的一切内容都照搬，李调元评《芝龛记》，褒扬此剧对明末史事的记载真实可信，“可为杰作”，但缺陷在于“意在一人不遗，未免失之琐碎，演者或病之焉。”[18]27所以，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除了严格依据史实，还应该根据需要对史料有所剪裁，既符合史实，同时兼备文学性和艺术性，方是佳作。

至此，本节从三个层面基本勾勒出历史考证学视野下戏曲批评的大致轮廓，分别是：以考证本事为主导的论曲现象，以归纳演绎法和参互比较法为主的研究方法，以及曲论家虚实对立、要求纪实剧求真求实的戏曲观。但本文并不止步于此，呈现以上特征的根源是什么，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三、曲论考证面貌之成因

梁启超声称：“清人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12]4此说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他们以为“实事求是”不仅仅是考据方法，更是乾嘉史学家的学术理念，流露着朴素的史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属于思想范畴。（4）笔者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以考据为治史之法在汉代已有，但只有清儒将注重征实发展为一代史学的主要特征，说明他们在价值判断上对实事求是有着高度认可，才能把这一观念落实在修史、治史、评史等各方面。关于“实事求是”的具体内涵，清人的阐释不胜枚举，试举几例以作说明：

于漢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19]1

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20]1

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21]388

对“实事求是”的论述在乾嘉学者的著作中俯拾皆是，根据以上三则，基本可以概括出他们对“实事求是”的认识，那就是注重征实，慎言褒贬，以探究本源、考察是非为己任。而这一准则是成为“通儒”之始，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应具备。

“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12]59，整体学风促使乾嘉曲论表现出浓郁的征实之貌。前文已列举过不少曲学论著，曲家辨章真伪，考镜源流，对剧中虚实、改编之处详加说明，旨在梳理出真实之本事、可信之流变，而不重一己之见的抒发。这种种特征，足以彰显曲学家同样秉持着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史学观。以戏曲之“小道”地位，曲家依然能坚守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更加体现钱大昕“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的真实性。

上一节提到，乾嘉曲论考证本事在对文献的选择上，基本囊括经史子集，范围不可不谓之广阔。考证本事是为求真实，但曲家在正史之外博采杂史的大胆举措，深受当时不独崇正史、乃至“六经皆史”说的熏陶。

乾嘉史学家视野开阔，他们主张征实，却不拘泥于正史，敢于旁征博引，将各种文献为我所用。赵翼口头上诟病“稗乘脞说”[22]1，声称只在正史范围内考史，但实际却大量引用野史杂说与正史互证，以驳正史讹误。钱大昕则开明得多，他直接表明对非正史文献的认同态度：“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考唐宋辽金元明正史之外，可备取材者，编年则有司马光、朱熹……别史则有曾巩、王僖……典故则有杜佑、王溥……传记杂事则有温大雅、刘肃……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选本、舆地郡县之志、类事说部之书，并足以证正史之异同，而补其缺漏。”[23]294-295钱大昕此论几乎将一切文章纳入史料，其论点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不谋而合。

“六经皆史”说来源已久，发展历程漫长，章学诚因是集大成者而闻名。对“六经皆史”的关注历来集中在经史关系的探讨上，但章氏此说，不仅仅只将六经纳入史学的范畴，意在强调一切文字皆为史。明人王世贞曾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24]963，这与章氏“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17]86一脉相承。据章氏之意，经、子、集皆出于史，而天下之书无外乎经史子集，那即是“一切文字皆史”之意了。故而四部文献皆具有历史价值，他们是反映历史的不同方式。在泛史学观念的浪潮下，曲家才广采四部文献考证本事，形成以史证曲的学术现象。

如若“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那么戏曲同样可以被纳入史学范畴。何诗海先生曾评价章学诚的小说观：“在章学诚看来，小说尽管多虚构、附会之处，但往往可与正史、方志等互相映证，与诗文一样具有补史、证史之功，未可一概斥为荒诞无稽。有些作品虽然全出虚构，但仍能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的某些特征。”[25]章学诚梳理小说的三次流变时，认为戏曲是从小说发展而来，“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5]560—561既然小说具有补史、证史之功，小说的支流——戏曲同样也有补史之阙的功用，从而实现以曲证史。

《曲海总目提要》评论《清忠谱》：“剧中事皆据实，补出夫人吴氏，及女许魏大中、孙允柟之名……文震孟祭五人墓，且为求旌。皆足补史传之阙。”[14]735李玉亲自目睹了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据此创作《清忠谱》，许多地方可以补史之阙。再如《花部农谭》评《两狼山》：“盖美陷业而委其罪于侁，史如其所委者书尔;而特于杨业口中出‘奸臣二字，美之为奸臣，实以此互见之，有《春秋》之嚴焉。为此戏者，直并将侁洗去，使罪专归于美，与史笔相表里焉。”[26]焦循考证杨业之死，分析潘美构陷杨业的可能性，认为历史记载有曲笔之处，判定《两狼山》可与史相表里。以上两例都是以曲补史、证史的典范，史家记载或囿于闻见，或为现实掣肘，有时难免曲笔隐晦，不能据事直书。俗文学产生于民间，创作相对自由，很有可能记载事件真相，审慎地以曲证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纠正史书讹谬，达到正本清源之效。前文提到，曲家带有考证色彩的戏曲观要求作品虚实严格对立，纪实剧更要求真求实，这很有可能是出于“以曲补史”的考虑，从而为后世留下信史一般的戏剧创作。

以史证曲可以考镜源流，以曲证史有助于辨明史书真伪，在“六经皆史”说的推进下，曲和史之间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关系。“实事求是”和“六经皆史”作为乾嘉以来最风靡的史学思潮，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戏曲批评的文献选取、本事考订、作品评论等方方面面，是曲论的考证特征最终定型的根源。

小 结

明清二代虽然前后相继，曲论著作空前繁盛，但论曲风格却大异其趣。明人偏好随兴而发的纵笔漫书之谈，而清人却崇尚实事求是的征实之风，明清曲论形成差异的根源是学术风气的新变，但同时也牵涉到曲家的双重身份和戏曲综合性的文体特点。清代考据学作为一代显学，对戏曲的影响甚深甚广，之所以选择史学，是因为古代戏曲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考据学的众多领域中与史学关系甚为密切。之所以选择乾嘉时期，是因为曲学考证和历史考证的发展路径高度重合，均极盛于乾嘉。确定曲论和历史考证学的关系后，进而从考证本事为主导的论曲现象、与历史学高度一致的考证方法、曲论家虚实对立的戏曲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历史考证学对曲论的渗透，曲论的考证特征得以明晰。在确定特征的基础上，探究以上特征的形成原因顺理成章。通过比勘曲论所反映的史学观和乾嘉时期的史学思潮得知，“实事求是”和“六经皆史”说对曲论的影响最为深刻，“实事求是”促使曲家形成崇尚征实的历史观，以探究本源为己任;“六经皆史”的泛史学观念推进了以史证曲和以曲证史的双向互动，他们是决定曲论的考证特征最终定型的根源。

总而言之，乾嘉曲学家以客观求实的态度考察剧本的本事和演变，将稽古考证与戏曲批评结合起来，一洗明代空疏之流弊，为古代曲论做出了全新尝试和独特贡献。

注释：

（1）目前学界探讨考据学和曲学关系的论著有：徐振贵《乾嘉考据学与清代戏曲批评》，《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石芳《清代考据学语境下的戏曲理论》，上海戏剧学院2016年博士论文;蒋宸《清人笔记中戏曲文献史料研究》，南京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以上论著主要探究的内容有：考据学影响曲论的原因、考据法研究曲论的特点，涉及范围较广，所论宽泛，不够细致深入，专研历史考证与曲论关系的论著尚未出现。

（2）参见王国维《王国维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页。

（3）《曲海总目提要》一书的来源至今存疑，编者董康以为此书是黄文旸《曲海》残帙，《曲海》所据蓝本是《乐府考略》，胡适、吴梅沿袭此说。赵景深《所谓<曲海总目提要>》对董康将此书著作权归于黄文旸《曲海目》提出质疑，以为与黄文旸无涉（参见赵景深《中国戏曲初考》，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7-19页）。虽然《曲海总目提要》的来源尚有疑问，但无论其所据蓝本是康熙间的《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还是乾隆间的《曲海目》，均出自嘉庆之前，对本文研究的问题没有影响。

（4）参见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9-140页;施丁《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求是学刊》2001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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