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春连

1976年底，我铁道兵第49团13连在青海湖边刚察县火车站负责修建的青藏线北段西宁至格尔木刚察段的20公里铁路已基本完工，进入维护保养阶段。为保障铁路的行车安全，负责武装巡逻的15班16名战士夜间两人一组，每天来回巡逻在20公里长的铁轨中间的水泥枕木上。

一天夜里，营房外面下着鹅毛大雪，零下三十多度，疲劳一天的战士在帐篷里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在临近12点的时候，15班两位巡道战士把一个偷拆铁路轨道平板车的中年男子押进了连队。我对这个又瘦又小，穿着劳改农场工作服的不速之客进行了耐心审问，为啥要砸平板车？他就是一声不吭。那一年正是“阶级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加之附近劳改农场里关押的大部分是刑事犯。为教育战士，提高革命警惕性，我命令通讯员吹紧急集合哨，不一会儿队伍就集合完毕。然后叫两名战士把这个装哑巴的“劳改犯”（那时当地百姓把已改造好留在农场再就业，已不是“犯人”的人还习惯称“劳改犯”）押上来，站在队列前的中央。我当着全连人的面，把这个“劳改犯”破坏铁路施工设备的具体情况向大家作了简要介绍，并号召大家要向15班学习，提高革命警惕性，保护好国家财产。我话刚讲完，这时队列里突然传出一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那年月，喊革命口号已成为人们的自然习惯，紧接着两百多人的队伍都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这时刚从越南战场上归国不久的值班排长许成文站在“劳改犯”身旁抬起胳膊打了“劳改犯”一拳，一边打一边骂：“操你姥姥的。”由于夜间视线不清，战士以为他在举手带头喊口号，都不假思索盲目地也跟着喊起“操——操——操——”的一片“操”声。有的脑子反应快，没跟着喊;有的脑子反应慢些，喊到一半感觉不对头，就刹住了，当大家头脑都醒悟过来后，觉得自己上当了，便哄堂大笑。当时的场面把我气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即命令队伍解散回去睡觉。然后叫两名战士把这个“劳改犯”押进连队开会、活动、娱乐用的“三用堂”里，因为天气太冷，怕把他冻伤，我特意叫通讯员给他拿来一件皮大衣穿上，还给他搬了一把椅子，一盆炭火，一个暖水瓶，反复交代两名战士把他看管好，按照团首长指示，天亮后把他送到团保卫部门，由他们处理。

折腾了半宿，战士们都钻进帐篷安然入睡了。作为连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的我，心里总是不踏实，虽然躺在床上，脑子里总是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提心吊胆。在这荒凉的草原上，四周都是劳改队和放牧的藏民帐篷，很多藏民都有当地政府公安部门批准的猎枪和军用步枪，用来打狼、保护羊群。每天晚上我都把手枪压满子弹，放在枕头底下，以防万一，这已经是在连队多年带兵的习惯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突然从营房大门外传来“叭——”的一声枪响，我心头一颤，几秒钟后，紧跟着又是一声“叭——”的枪声。不好了！出事了！是不是劳改犯与我们战士争夺枪支了，或者是……容不得我多想，枪声就是命令。在这一刹那，我顺手抓起手枪，从床上一个翻滚就下了地，来不及穿衣服，顺手抓起一件皮大衣披在身上就冲出了门外。到了门外一看，半夜三更，发电机来不及发电，院子里到处是晃动着手电筒的光束。营房里乱了套，只见战士们一个个披着大衣，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排长们都手提着五四式手枪，围在我身旁，到处都在问：“哪里打枪？哪里枪响？”有战场经验的一排长许成文握着手枪，带着他们排的战士已冲出大门外。此时，我作为一连之首，比较沉着冷静，高声大吼：“大家不要乱！听从指挥。”话刚说完，从大门外跑进来两名战士，当头的是昨晚看押“劳改犯”的李国胜，提着步枪气喘吁吁地说：“指导员！打死了。”另一名战士也紧跟着补充着：“把劳改犯打死了。”

危急时刻，我首先很冷静，一边安慰他们说：“不要怕，出了事我负责。”一边赶紧从他们手中把枪拿过来，立即退出了枪膛里多余的子弹。交给他们班长保存。这时我的想法是：这两名战士心里本来就慌，如果不当场安慰他们，哪怕是对他们稍微发一下火或施加点压力，他们手里的枪还有子弹，心一慌就会走火伤人，还有可能造成其他不堪设想的后果。既然把人打死了，祸已经闯了，天大的事，我来承担，上级处分我也好，撤职也好，听天由命吧。然后我向连队大门外朝南一百多米地方跑去。

此时厚厚的白雪地上，有着滴滴鲜血的痕迹，再往前走十多步，就看见地上躺着那个“劳改犯”，这个人周围的白雪上浸透着几大片鲜红的血迹。不管是死是活，我叫几个战士拿着担架赶紧把他抬到卫生员房间进行抢救。

到了温暖的房间，当我用手一试他的鼻孔时，还有气。脸上因为失血过多变成灰白色，眼睛紧闭，一动不动，右手掌全是鲜血，还在继续往外流，棉裤上下鲜血浸湿了一片，室内散发着血腥气。我赶紧叫卫生员杜泽奇（四川达县人）给他检查枪伤。发现他右手掌被子弹穿透，弹道是从手掌后面进，又从虎口前面出，很幸运没伤着骨头。我叫卫生员把他裤子脱掉，看伤在哪里。当卫生员把他裤子一扒，他突然惊奇地扑哧一笑， “呀！只把命根头打掉了，其他地方没伤。”我一看不对，仔细一想，枪法再准也不能只打那个地方，因为这东西是隐藏在两大腿中间的。不是耳朵、鼻子突出暴露在外面，肯定还有伤口。我生气地对卫生员说：“你把他翻过去，再仔细检查。”翻过身后，才发现子弹从右大腿后上部内侧穿过，又从右大腿前面出来，正巧把命根头子打掉了。检查过后，我暗中庆幸，这家伙命真大，不该他死，虽然命保住了，但这辈子“性福”是完了。赶紧让卫生员给打止血针，上消炎药，包扎。然后立即用连队的解放牌卡车把他送往卫生队救治。

把“劳改犯”送走后，我开始向那两名开枪的战士调查事情的经过：原来，昨天晚上把这个家伙放在连队“三用堂”里面，开始表现很老实，穿着皮大衣，坐在椅子上，脚底上烤着火，假装睡觉。实际上他心中盘算着如何逃跑，不到一个小时，他去了三次厕所，两个战士看得很紧，一个抓着脖领子，一个端着枪监视着他，没机会逃跑。半夜两点多钟的时候，这家伙想，再不跑就没机会了，他假装上厕所，刚一出“三用堂”门口，就甩掉大衣，撒腿就跑。别看这家伙瘦弱，跑起来飞快，两名战士因身穿皮大衣，脚穿大头棉皮鞋，根本追不上他，开始一边追一边喊：“站着！再跑就开枪了。”连喊三遍，这家伙以为在吓唬他，跑得更快了。离开营房大门外一百多米时，两个战士眼看着他就从枪口下逃走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多想，头脑一发热，终于开枪了。没想到这两枪惹了大祸，连队出了名。

第二天一早，团保卫股长来了，营长、教导员来了。在他们来这前，我叫文书陈德库（现在山东胜利油田工作）替我写好请示处分报告，把开枪前因后果整个过程写得清清楚楚，我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检讨自己对战士教育不严，擅自开枪，把农场新生职工打伤致残，请上级给我一人处分，一切后果由我一人承担;对两名战士以教育为主，就不要处理了。

团营调查组前脚走，后面劳改农场公安局就来人核实情况，还把他们审问这位新生职工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们：“原来，这位‘劳改犯是广东惠州一位邮电局职工，因在‘文革期间偷拆邮包里的钱物，被判重刑，刑满后就留在本地农场就业，改为新生职工。在当地找了一位从四川流浪到此地的农村妇女。这几天就要生小孩了，因睡土炕怕着凉，他就在昨天晚上瞒着老婆偷着出来，拆轨道平板车上的木板，准备回去给老婆做张木板床，没想到刚拆完木板，就被你们巡逻的战士给抓住了。后来，他逃跑的主要原因是：怕第二天送到团保卫部门，再与当地农场公安部门联合处理，到那时会给他加上破坏铁路工程设施的一条罪状，再重新回到劳改队伍中去，所以，他怕得很，趁天还没亮就几次想逃跑，开始以为战士不敢开枪，只是随便吓唬吓唬他，他怎么也没料到，你们的战士真开枪了。”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后，很同情他当时的困难。如果把他抓回来那天晚上，他如实向我说明情况，我不但当场放了他，还会送给他一副床板，我虽然是个刚强的男人，但最同情弱者。可是那天晚上，我態度和蔼地询问他时，他是徐庶进曹营，就是死不开口。只好把他先看管起来，第二天送团部处理。谁也没料到，这么简单的事情会弄到如此严重地步。当天下午，我派连队一位副连长去卫生队看望了他，还给他送去了一些营养品。

当天晚上，我们连就收到全师电话通报，在通报中师长姜培敏（兵改工后任中铁建副总指挥）明确指出：“新生职工和再押的劳改犯人都享有人权的保障，随便开枪伤人是违法的。”那时我们还没有懂得人权的真正含义。

事后，师部结合我们连这次开枪的教训，立即在全师上下开展了一次加强尊重人权的法制教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