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才（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200444）

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交集、碰撞的历史悠久，渊源深厚，但我们选择时代、主题，却独看重明清时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并认为观察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现状，寻找空白，确定要旨，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权重关系，尤为“汉唐时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或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1]至于这一关系层面相关艺术品交流等问题的探讨研究，则更显薄弱，颇有探讨研究的必要，故不揣冒昧，拟围绕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这一主题分次进行探讨分析。

一、明清江南地区概念阐释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的时代背景

江南地区地理概念的确定、阐释，论述颇多，视角分异，但对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概念已趋于成熟、稳定，经济、文化内涵又达到空前饱满、丰富等问题的探讨认识，则相对趋于集中、统一。

因此，我们有意在以往相关问题研究基础上，倾向立足自然地理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观察视角，将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视为广义上的江南地区，而将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浙江的湖州、杭州、绍兴、宁波、嘉兴、金华等地区，以及上海地区共同构结的长三角地缘板块，视为狭义上的核心江南地区。

图1 清顺治二年（1645）江南省地图局部

搜索诸论，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2]一文围绕明清地方府志文献记载与自然、历史地理及经济融通系统，将明清时期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这“八府一州”地区作为江南基本概念的阐释定义，[3]更适合本文的主题诉求与研究语境，为方便形象思维起见，可选择清顺治二年（1645）易明江南承宣布政使司为江南省地图（图1）作为部分区域的图像参考。

图2 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元龙泉窑青瓷八卦纹奁式炉 采自娄江馈饷——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初步考古成果展

有资料证明，明清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元末这一区域的丰富积累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所谓“复栋重甍夸壮丽”，“欲以雕华迎主意”[4]那样的良辰美景，以及近年陆续发掘的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大量出土的丰富文化遗物（图2），都无一例外证实了元代江南核心区域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盛况。尽管这一区域曾遭受元末朱元璋、张士诚等农民起义为主体的战争重创，士诚据吴尤“劫掠奸杀，惨不忍言……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5]但入明以后，经洪武、建文、永乐、宣德以及正统、天顺诸朝的艰苦修复，至成化之际已大体恢复异境。其间的渊源脉络与转变关系，明长洲处士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有形象记载：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先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迄成化年间，始见其回若异境。”①（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42页。其中“张氏”指元末与朱元璋江南争雄的吴王张士诚（1321—1367）；“天兵”为朱元璋军队之美誉；“三都”则是京城（南都）南京、中都凤阳、京师北京之简称。

有意义的是，当明初以来江南地区经济逐渐恢复，地域文化趋向繁荣之际，由靖难之役取得帝位的明成祖主持策划“欲威治四方”(《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四·坤城传》)而“大赉西洋，贸采琛异”[6]的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壮举，更有缘交集、碰撞并融通和谐。

图3 明弘治李端修、桑悦纂《太仓州志》凡例

图4 《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 太仓博物馆藏

读《明史·郑和传》：“永乐三年（1405）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域，以次遍历诸番国”②岳麓书社编：《二十五史精华·4》，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807页。；清蔡蒹秋《西山杂志》：“郑和、王景弘、张文等造大舶百艘，率军二万七千人……从苏州刘家港入海”；[7]明焦竑《玉堂丛语》：“成化间，朝廷好宝玩。中贵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间尝谴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获无算。”《明英宗实录》称司礼太监福安等于天顺二年（1458）及三年（1459）九月两次建议明英宗依先朝旧例下西洋购求珍宝，谓“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等物”(《明英宗实录》卷287、卷307)诸文献，知永乐、宣德以来郑和、王三宝等人遵循旨意的出洋举动，无疑凸显发乎朝廷，宣扬国威，购求珍宝的性质与意义。并且，由于出发地设定于江南核心区域苏州刘家河等港口，因此士卒、随行及随带物资，应多与江南地区的相关府州县镇发生联系。

查明弘治李端修、桑悦纂《太仓州志》（图3）载供给刘家河港口官员驻兵粮仓“永乐（时）贮米数百万石，浙江等处秋粮皆赴焉，故天下之仓，此为最盛。”明初太仓人陈伸（延令）《太仓事迹》序称：“太仓官第甲于东南，税家漕户，番商贾客，云集阛阓。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琳宫梵宇，朱门大宅，不可胜计”。明嘉靖张寅纂《太仓新志》记：“太仓古娄县之惠安乡耳，至元朱清、张瑄创海运于此，而诸番辏集为市。国初，由此而漕定辽，由此而使西洋，遂为东南巨州”。太仓武陵街“铁锚弄”地名至今保存当年造船所需“铁锚”附属工场信息等，均可视作重要参考例证。

至于“南都”③‘南都'盖以洪武定都于斯，成祖定都北京而得名，成为通明一代金陵一地的代名词。如（明）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七“俗侈”条：“南都在嘉、隆间，诸苦役重累，破家倾产者，不可胜纪，而闾里尚多殷实人户。”南京与江南首要苏州等地，更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等方面的突出原因而成为支持下西洋活动重要决策之地与资源补给及人员修整之地④明成祖虽定都北京，但南京地位并未降低，如（明）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两都”条：“丘文庄公有言：‘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呜呼，得之矣！考永乐十九年（1421），始称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统六年（1441）复称南京，一时印信皆新铸给，然龟鼎虽奠于北，神居终表于南。且水殿之舟楫犹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维万世之安，意固远也。岂前代旧邦可得而并论哉！即丘公亦特举其一端而言之耳。”参见（明）顾启元著、孔一注解：《客座赘语》卷二“两都”条，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32页。，其始发地位置、大后方地位与不可回避领袖与代表意义固不能率尔忽视。

有关这一点，《明宣宗实录》有所谓“先用下西洋官军一万人，皆江南属卫”；《重修常昭合志》载常熟医官郁震其人“字鼎文，尝被简使西洋，异域皆重之，授苏州府医学正科，赐三品服”；1983年，太仓发现《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图4）记尚声远（即周闻）者“永乐己丑，命内臣下西洋忽鲁谟斯等国，选侯偕行。癸巳再往，皆以再越明年而还。以劳升本卫右所副千户”；同时发现，周闻夫人张善香《明故宜人张氏墓志铭》记载：“永乐七年，选安人之夫，部领军士，从内臣出使西洋诸番等国公干，凡经四往，历二十余载”；[8]2009年，太仓发现《明昭信校尉陈公安人董氏合葬志铭》尚披露明昭信校尉陈贤“会中官奉使将航海通西域，选壮士江南，时行伍士卒百方避，君不避，遂从在麾下，遂从在麾下，最见亲信不舍，数岁者三往，涉万里外，来返无恙”；[9]近年由文物爱好者谭金土发现，捐献太仓博物馆收藏、记叙“出身世代医家，善医术”，“精针砭与艾炙之术”的儒医世家的苏州籍医官陈良绍随郑和下西洋活动事迹的明正统戊午年（1438）《陈良绍墓志》（图5）且称陈氏“永乐中膺荐使海外诸国”等文献史料，都明晰作出不同程度的佐证与说明。

不仅如此，“自元季迨国初”，因“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吴中”。[10]而郑和本人出身回教，南京、苏州等江南要区分散居住的回教人士又比比皆是，他们“最善贾,凡售玉器、毛皮诸货,下至糕饼茗,率为其人”。[11]其南都“金陵”者，更“多回回”，亦“善于识宝”(周晖《金陵琐事》卷三“识宝”条)。此外，明谢肇淛《五杂俎》还载，闽、广、金陵间经营珠宝骨董诸回回商贾的商业范围与商路结构，说：“今时俗相传回回能识宝，时游闽、广、金陵间”。

以此推测，郑和下西洋团队要完成“大赉西洋，贸采琛异”的重大任务，必然要携带诸多“善贾”与“识宝”人士参与随行。寻周闻墓志透析“选侯偕行”；陈贤墓志传递“会中官奉使，将航海通西域，选壮士江南”等信息，上述江南“博雅好古之儒”，金陵“善于识宝”之回回，应均有可能成为接受有司衙署甄别、遴选的对象，相信这一方面的资料信息今后还会逐步得到披露与充实。

图6 明仇英《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除了郑和下西洋壮举烘托形成的时代背景，明中叶以来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也应成为我们理解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中叶以来江南地区民间力量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的观察基础。

针对上述问题，通过文献记载江南地区“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若启美此书，亦庶几卓卓可传者，盖贵介风流，雅人深致，均于此见之”。[12]“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13]的南都艺术市场中，“南北商贾争赴”“旧籍、金石、书画乃益富”。[13]83正德、嘉靖年间著名画师仇英绘制《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图6）中又有“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商业幌子，图中闹市老人并戴有舶来品眼镜，街市尚有“走海倭子进宝”民间表演出现日商牵狮捧珊瑚故事，[14]松江一地“池郭虽小，名宦甚多。旗杆稠密，牌坊满路。至于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无论大家小户，早必松萝芫荽，暮必竹叶青状元红。毋论贵贱男女，华其首而雅其服焉。饮食供奉，洁其器而美其味焉，真所谓云间锦绣。”[14]等现象观察，明代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的基础条件均已具备，其规模、内涵亦不能小觑。

进入清代，尽管明代的“大赉西洋，贸采琛异”壮举已成明日黄花，但其深远影响却并未消除。

随着江南地区商业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发展与文化艺术的进一步兴盛繁荣，以南京、苏州等重要城市为代表的江南核心区承袭明代遗风，与海外艺术品交流开始出现新的高潮，区别只在区域、品类与方法、途径的差异。它们均应成为这一时期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活动的背景和基础，共同汇入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的历史洪流。

综上叙述，我们翻阅乾隆《吴县志》记载苏州人所谓“海外异域珍奇怪伟，稀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乾隆《吴县志》卷二十三“物产”)等相关卷帙，认为一种勾连明末，真实反映清代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的热烈画面，应该是这一时期整体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盛况的缩影与点睛。

二、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模式与特点

如上所述，明代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艺术品交流，前期主要以国家行为的“下西洋”壮举为中心，涉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地区，交流品类为陶瓷①马欢《瀛洲胜览》：“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输国人。皆将乳香、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类来换取芋丝、瓷器等物。”、丝绸及“珍珠、宝石等物”(《明英宗实录》卷287、卷307)；后期则主要是区域与市场的力量，涉及区域的“海外诸洋”②见苏州山塘街512号乾隆十七年（1752）《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碑文。，主要是日本、琉球、朝鲜等地，交流品类则扩展至书籍、书画、陶瓷等物。

换言之，前期主要是发自江南地区国家行为的“大赉西洋，贸采琛异”；后期则主要是依靠江南地区特别是南京、苏州等特殊区域市场力量的选择与驱动。吻合艺术经济学主、客观统一理论与艺术产品的普及性和社会共享性等原则，[15]以及历史发展规律，后期让江南地区特别是南京、苏州等地事实上成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的中心区域。

不过，明前期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艺术品交流，尽显国家行为的作用与力量；“贸采”所得的“琛异”，亦主要满足皇室、藩王、官僚等上层社会艺术消费需求，但其对海外以及江南地区民间艺术市场的影响、培育与促动作用却值得重视。

相关推论，我们尽可从前述正德、嘉靖年间著名画师仇英绘制《南都繁会图》中有“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商业幌子，图中市肆老人戴舶来品眼镜，街市广场 “走海倭子进宝”民间表演显现日本商贾牵狮捧珊瑚场景，明周晖《金陵琐事》卷三，“识宝”条又披露“索姓回回”与“马回回”颇擅鉴宝，“索姓回回”且以廉值赚得曾为“富家侍妾”的“沈氏老妪”所有猫睛石簪头，并与周晖旧邻“应主薄”发生“祖母绿”交易纠纷，“马回回”则因“避雨人家”，慧眼识“佛几净水碗中一石”欲携赀购买，以及明嘉靖《太康县志》载，松江“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南都妇女“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③（明）《如梦录》卷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年，第23页。类同资料，又见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民利”条：“是以生计日蹙，生殖日枯，而又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每见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9年，第60页。；明嘉靖、隆庆时，乌程人李乐《见闻杂记》又载，湖州妇女“以前富贵家，女妆止重金宝”，而“今仍制巧样，金宝却束之不用，别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16]江阴博物馆藏1972年长泾泾东大队农民平整土地发现的明正德八年（1513）夏彝夫妇合葬墓出土火焰形嵌宝石金簪、常熟博物馆藏明温州知府陆润夫妇合葬墓出土嵌宝梵文金头饰（图7）④常利平、金剑芬、俞家平：《常熟市虞山明温州知府陆润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4年1期，第36页。等文献、实物中得到支持与理解。明末清初《醒世姻缘传》七十八回记载“徐太太当中戴一尊赤金拔丝观音，右边偏戴一朵指顶大西洋珠翠叶嵌的宝花”，更明确交代了这朵“珠翠叶嵌的宝花”来自“大西洋”的交流属性。虽小说故事背景与山东中部地区渊源颇深，但从山东毗邻江南的自然地理现象观察，亦不能忽视其与江南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脉络关系。

纵深探析，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按语》一则，更直接阐明通过艺术流通实现艺术商品价值的因果关系，语称：“永乐改元……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⑤（明）严从简：《殊域同咨录》卷九《按语》，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严从简，字仲可，号绍峰，浙江嘉兴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官工科、刑科给事中。隆庆元年（1567）受诬，谪婺源县丞，载官至扬州同知。撰《殊域周咨录》二十四卷、《安南来威辑略》、《诗教》、《使职文献通编》等。

搜索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条，曾载，京师北京“四方财货，骈集于五都之市。彼其车载肩负，列肆贸易者，匪仅亩之获，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栋与珍玩盈箱，贵极昆玉、琼珠、滇金、越翠。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以故畜聚为天下饶”。又明人笔记《谈经》尚载，京师城隍庙庙会“碧眼胡商，飘洋番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再，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夷人市瓷器”一条，则云作者在“京师，见北馆伴□（或为当字）、馆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鞑靼、女真诸虏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

需要甄别的是，这些记载中所谓：“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以故畜聚为天下饶”“碧眼胡商，飘洋番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以及购买瓷器的“天方诸国贡夷”，虽均是聚焦京师北京艺术市场中域外艺术品商贾，但寻其流动路径，却似乎与江南地区不无联系。

由此判断，明代后期，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艺术品交流，应该存在着双向交流的模式，其与早期江南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活动虽有藕断丝连的联系，但却与早期重点倾向西洋一方的特点存在着明显差异。

图8 明万历乙酉年（1585）制长方形花卉漆盘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前文说过，明代后期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体系中，输出物多是书籍、瓷器、丝绸、法帖、书画、漆器等物，输入物则多为珍珠、宝石、珊瑚等物。惟双向交流模式中，表面上似乎是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实际上很多商贾本身即承担着往来不虚的买卖交流。这一点，《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一段的记载颇为有趣，明确揭示了这种往来买卖的商业内蕴：

“鄞民朱澄首称，素卿乃其族侄朱缟，昔因其父与夷使交通买卖折本，将伊填去。 故弘治乙卯（1405），此等行人，乃与鄞人朱漆匠赊得夷人汤四五郎漆器价钱，入手花费，竟无货偿，贡船归国之秋不得漆器，将告于官，行人虑责，与之催逼，而朱漆匠计出无奈，以子朱缟填，去后更姓名宋素卿。于正德辛未奉使入朝，其叔朱澄首鸣其事，比赂逆瑾得以放去，复生癸未之祸，此皆行人所致也。”

这里所谓“贡船归国之秋”亟须的“漆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山形县蟹仙洞博物馆藏明代漆器（图8）可能给予我们一定的思考线索，由此知日本贸易船只来华之时，一定须携来珍贵货物，这期间难保不与艺术品交流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

明中叶以至清代康乾嘉时期，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商贾群体有关珍珠、宝石、珊瑚、瓷器、漆器等艺术品交流活动，受特殊时代背景与地理环境的影响，不仅将明中叶以来的苏州一地逐步推向领袖地位，促使其聚集“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沈寓《治苏》，《清经世文编》卷二三)；“海外异域珍奇怪伟，稀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乾隆《吴县志》卷二十三“物产”)。且有力吸纳影响其他江南地区区域城市艺术市场并给予海外艺术市场以强力影响。有些艺术品交流活动，尚不乏携带某种政治色彩。如明末清初吴伟业《鹿樵纪闻》，“日本乞师”条，即披露具有“海盗”背景的周鹤芝其人“益市金珠玩好”之原委。文云：

图9 十三经注疏毛氏汲古阁本

“日本乞师之议，始于周鹤芝。芝故海盗，往来日本，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日本三十六岛，岛各有主；其国主为京王，徒拥虚位，权皆掌于大将军；余王如诸侯，而撒斯玛最强。芝既熟日本，横行海中；已而就抚，为黄华关把总。值东南丧乱，私遣人至日本，求假一旅以靖难。撒斯玛王为言之大将军，许诏使至，即为发兵；芝喜，益市金珠玩好，将以王命往迎。”①又名《绥寇纪略》，记崇祯元年流寇起义至明亡等事。

如上所述，明中叶后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艺术品交流的区域，主要向日本、朝鲜、琉球等地倾斜；交流的品类，主要是陶瓷、书籍、书画等物。

据姚士麟《见只编》记载，嘉靖时，浙江兰溪商贾童华曾称：“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海商至彼，则必以货投岛主”，“其货悉岛主议之，低昂既定，然后发市，信价更不易也”。

分析此条史料，我们不仅知晓江西景德镇瓷器是这一时期销往日本的主要艺术品类，且知悉瓷器抵日后流通市场的规则与路径。由此推测，其他由江南地区销往日本的艺术品类，也应该受一定市场规则与路径的制约。

如果说陶瓷品类是这一时期产于景德镇且可能通过江南核心区域销往日本、琉球、朝鲜等地的主要品类的话，那么，依靠明中叶后江南核心区优越书画创作环境和优良书籍印刷环境，以及丰富产品数量与雄厚艺术收藏积累基础，而不断影响日本、琉球、朝鲜等国书画创作及书画、书籍、法帖等艺术消费市场，则成为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明显优势与鲜明特色。

如明中叶达到鼎盛的苏州印刷业，所刊书籍种类丰富，品质精良，深受国内外书籍消费市场欢迎，通过长崎港口流向日本市场的书籍总量更遥遥上升。其中苏州府常熟人氏毛晋其人尤为翘楚。史载固有“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民谚则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17]之谓。今日本东京大学藏十三经注疏毛氏汲古阁本，日本静嘉堂还藏毛钞本29种，43册等资料信息，可成为理解毛氏印刷业（图9）有效影响日本书籍收藏领域与消费市场的生动例证。

于书画一途，明文嘉（休承）《先君行状》载，其父文徵明书画作品当时颇受日本诸夷青睐，所谓“或有得其书画，不翅拱璧。虽尺牍亦藏弆为荣，海外若日本诸夷，亦知宝公之迹。”[18]

图10 沈铨雪中游兔图 日本泉屋博物馆藏

图12 深受中国南宋院体画风影响的渡海日僧雪舟绘画——四季山水图之二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13 桃花坞版画姑苏万年桥图墨版套色 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与文嘉（休承）《先君行状》记载颉颃，马宗霍《书林纪事》尚可搜得两段史料，曾分别披露明万历时书家邢侗、清乾嘉间书家梁山舟书法作品对日本、高句丽及琉球等国收藏市场的影响：

“邢子愿侗善书，与董玄宰齐名。……邢司马平倭至高句丽，有李状元妻托致意子愿，愿为弟子。朱宗伯出使，从人适携其字二幅，购之黄金同价。琉球使者入贡，愿小留买邢书去。”

“梁山舟同书，工书。……日本国有王子好书，以其书介商舶求公评定。 琉球生徒自太学期满归，踵公门求一见。公以无相见仪却之。其人太息曰：‘来时王命必一见公而归，今不得见，奈何？’因丐公书一纸，曰：‘持是以复国王耳。’其名扬海外如此。”

吻合明清中日书画艺术交流环境，雍正九年（1731）浙籍画家沈铨应日本国王邀请携弟子郑培、高钧等至长崎教授画法三年，追随者一时称盛，号称三千门徒，由此衍生的“南苹派”写生绘画，在日本画坛具有深远的影响（图10）。

与中国书画艺术向日本的输出呼应，日本室町时代著名水墨画家雪舟（1420——1506）则随遣明使至中国访学，曾从中国宫廷画派处研习南宋院体画风，归国时携带大量浙派画作，同样对日本画坛产生很大的促动作用（图11）。

图11 佚名反映长崎中国商人生活之《唐馆绘卷》局部 江户时代后期（19 世纪） 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藏

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艺术品交流，高潮时段与鼎盛时期固在永宣时期之“大赉西洋，贸采琛异”，在明中叶以至清代康乾嘉诸代的东洋输出，然自清代中期开始，尽管这一交流之势稍逊从前，但依日本小栗宪一《丰绘画史》记载，囿于清廷与太平天国战事影响而出现的吴中人逃避日本，“舶来于长崎者不少，多携带字画，售以自给”现象（图12），以及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大量苏州版画自刘家港出发至长崎港流播日本，其立面透视画法与铜版画排线法对日本浮世绘艺术产生极为重要影响（图13）等，却通过另外一种途径、方法，为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艺术品交流历史拓开新的一页，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结 语

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从学科归属方面观察，主要属历史学、艺术学、艺术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范畴；从研究领域来看，则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史以及中国艺术市场史乃至国际艺术市场史等专题历史研究密切相关。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体与核心，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逐步深化，目前愈来愈引起学术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与青睐。尽管本文的探讨分析尚显粗糙，但随着研究进程的逐步推进与新研究方法的不断涌现，新资料、新视角的不断发现，相信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一定可以获得新的进展与提升。

文中粗疏勾勒了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历史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轨迹、阶段特色，以及前后期性质差异与作用价值。所谓永宣时期主要以国家行为的“下西洋”壮举为中心，涉及区域远至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地区，交流艺术品类主要为陶瓷、丝绸及“珍珠、宝石等物”，南都、苏州等江南核心区域“善于识宝”之回回群体，可能为接受 “下西洋”识宝任务的主要候选对象。并且，这一群体以及“大赉西洋，贸采琛异”的大规模国家行为，对日后江南地区，特别是南都、苏州等核心区域艺术市场的繁荣、发展，产生了重要促进与影响作用。明中叶以至清代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艺术品交流活动，则主要是区域与市场的力量，涉及区域的“海外诸洋”，主要是日本、琉球、朝鲜等地，交流品类则扩展至书籍、书画、陶瓷、版画等物，江南地区特别是以南都、苏州等核心区域自身艺术品资源成为主要输出对象。愈向后发展，日本等国家地区成为这一时期主要输出区域，苏州地区在这一交流区间起到的领袖、主导作用则愈明显；书籍、书画、版画等艺术品类，成为此一时期江南核心区域输出的标配系统，日本等国家地区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区域等相关讨论，既是轨迹、阶段、内涵、特色等方面的综合思考与探析，亦可能对这一主题研究有关性质、意义、分期、断代诸问题的探索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其中源自外方来华朝贡、贸易等目的而显现的牵狮、引象、进宝、捧珊瑚等活动画面，在当时或稍后一段时期，还曾作为重要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在我国各地广泛流播，衍生出多种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因此冀望相关研究领域在注意观察这些现象烘托、营养明清江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品交流问题研究的同时，尚应注意另外多种视角的学术观察与理论分析。这对于充分发掘这一主题研究价值，深化、促进整个丝绸之路研究，无疑具有更广泛的历史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