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言安（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图1a 苏轼《枯木竹石图》卷，26.3×185.5cm，阿部房次郎爽籁馆藏，香港佳士得最新公布

图1b 苏轼《枯木竹石图》卷画芯

苏轼《枯木竹石图》，又名《木石图》《枯木怪石图》《古木怪石图》等，纸本，墨笔，无款，画芯26．3×50cm，全卷 26．3×185．5cm。卷中有刘良佐、米芾、俞希鲁、郭淐题跋，并钤有“思无邪斋之印”“良佐”“文武师胄芾章”“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金石刻永宝”“黔宁王子孙永保之”“适量斋”“沐璘廷章”“杨遵之印”“濮阳李廷相双桧堂书画私印”“郭淐之印”等印，计40余枚。此卷曾经方雨楼和白坚收藏，后流传至日本，为阿部房次郎爽籁馆收藏。（图1）

此画未见古代文献著录，较早著录此画的是张珩先生，其《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载：

图1c 苏轼《枯木竹石图》卷中刘良佐、米芾题跋

图1d 苏轼《枯木竹石图》卷中俞希鲁、郭淐题跋

纸本，墨画，无款，前作枯木一株，树干纽屈，上出二枝如叉。……此画纯以笔墨趣味胜，若以法度揆之，则失矣。用笔之柔润虚和，历朝未见其匹，盖纯从书法中来者。后世董文敏之湿笔画间亦可到，但不能一例耳。此画乃现存文人画之祖，命为东坡真迹，当无间然。米画意想亦应如此，惜未能一见真迹。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馀得去，竟未能再见。阿部得此卷后数日而卒。录此尚有余恨。距见画时二十馀年矣。[1]

张珩先生的看法得到了鉴定界的认同。如徐邦达先生说：“东坡以书法余事作画，此图树石以枯笔勾皴，不拘泥于形似。……更后米芾书和韵诗，以尖笔作字，锋芒毕露，均为真迹无疑。书画纸接缝处，有南宋王厚之顺伯钤印。苏画传世真迹，仅见此一件。[2]又说：“我们又看到了比较工整的文同的墨竹画和苏轼的‘不求形似’干笔勾皴的《古木怪石图》等等，可以想象到那时所谓‘文人画’有着开始泛滥的趋势。”[3]又如傅熹年先生说：“五代两宋诸大家大都可以找到标准的代表作，如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巨然的《层岩丛树图》……李公麟的《五马图》、苏轼的《枯木怪石图》等。”[4]可见，在前贤眼里，此画不仅是苏轼真迹，而且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笔者进一步研究发现，《枯木竹石图》卷中王厚之等人的鉴藏印与米芾题跋存在诸多疑点，甚至有“硬伤”，兹不揣浅陋，考辨如下：

一、卷中几枚鉴藏印的疑点

《枯木竹石图》卷中钤有40多枚印章，从宋印至明印，给人以流传有序之感，但其中“黔宁王子孙永保之”和王厚之几枚鉴藏印存在“硬伤”，应系伪印，而“思无邪斋之印”和“文武师胄芾章”亦有作伪之嫌。

第一，“黔宁王子孙永保之”之伪（图2）。通过对比发现，此印印文与真印大不相同，真印印文为“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见于米芾《多景楼诗帖》、南宋佚名《牡丹图》、佚名《种瓜图》等书画作品（图3—5），皆无争议。而此印印文为“黔宁王子孙永保之”，作伪的痕迹非常明显。真印中“子”字和“孙”字下面都有两横，这两横是重文符号，即“子子孙孙”。另外，“子”字与“孙”字的“子”旁，还共用一个构件“子”字。可见真印的印文内容很合理，篆刻结构很精巧。而伪印的“子”字下面只有一横，“孙”字下面没有横画，则令人费解。既然“孙”字不重复，那么“子”字下面那一横则纯属画蛇添足。

图2 苏轼《枯木竹石图》中“黔宁王子孙永保之”

图3 米芾《多景楼诗帖》中“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上海博物馆藏

图4 南宋佚名《牡丹图》中“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5 南宋佚名《种瓜图》中“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王厚之几枚鉴藏印之伪。南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载：“王厚之，字顺伯，世本临川人，左丞安礼四世孙也。”[5]乾道二年（1166）进士，官至知临安府、江东提刑，以直宝文阁致仕，是南宋孝宗、光宗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和藏书家，著有《复斋金石录》《汉晋印章图谱》《钟鼎款识》等。

然而，卷中王厚之几枚印章，印文互相矛盾，显然是作伪时留下的硬伤。如“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金石刻永宝”（图6）、“顺伯”（图 7）和“临川王厚之伯顺父印”（图8）这三枚印章。第一枚和第二枚印章显示王厚之的字是“顺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第三枚印章中，王厚之的字却突然变为“伯顺”，这简直不可思议。在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作伪者一时疏忽大意，记混了王厚之的字，也许是因为这几枚印章出自多人之手。也就是文物界所说的“一眼假”吧。

图6 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金石刻永宝

图7 顺伯

图8 临川王厚之伯顺父印

图9 苏轼《枯木竹石图》卷之“思无邪斋之印”

图10 苏轼《枯木竹石图》卷之“文武师胄芾章”

第三，“思无邪斋之印”之疑（图9）。苏轼《答毛泽民》曰：“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也。有一书斋名思无邪。”李之亮笺注：“东坡到惠州后，所居不常，然每住处，皆有思无邪斋。”[6]又，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思无邪斋立于绍圣元年（1095）十月苏轼迁居嘉祐寺时。[7]而《芾次韵》首句则云：“四十谁云是”，又据曹宝麟《米芾年表》可知，元祐六年（辛未，1091），米黻四十一岁，在润州，改字为“芾”。[8]则此跋应作于元祐六年（1091）或稍后一段时间，其事在苏轼立思无邪斋之前。未有是斋而先有是印，不合常理。

第四，“文武师胄芾章”之疑（图10）。米芾曾号“鬻熊后人”[9]，鬻熊为周文王、武王之师，所以此印当属米芾。此印钤在木石图之首，用印位置不当。纵观米芾题跋，其印皆钤于题跋之后，这似乎是其习惯。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米芾《褚临兰亭序跋赞》长卷，“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氏”等多枚印章皆钤于题跋之后，没有一枚钤于卷首。（图11）

尽管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证明以上两枚印章就是苏轼和米芾的，不过，此两印同时出现于卷中，绝非偶然，其意似欲昭示此卷与苏轼、米芾的关系。果真如此，则此卷必假无疑。在此姑为此说，以俟后考。

图11 米芾《褚临兰亭序跋赞》（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总之，卷中的“黔宁王子孙永保之”以及王厚之两枚印章系伪印，“思无邪斋之印”和“文武师胄芾章”亦有作伪之嫌。而这些印章位于画芯的右上角或米芾题跋的前后，不能不让人对《枯木竹石图》以及米芾题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这里还需要顺带讨论一下另一件“天价”艺术品——黄庭坚《砥柱铭》卷的真伪问题，因为上面讨论的王厚之两枚伪印（图6和图8）同样出现在《砥柱铭》卷中，不仅印章形式一模一样的，而且都是上下同列一起出现的。（图12-13）王厚之是南宋著名的收藏家，故而这两枚印章是判断《砥柱铭》真伪的关键依据之一，也是专家们论辩的焦点之一。尽管有些专家已从印章材质、钤印位置等方面指出了此印为伪，但由于没有发现两枚印章印文的矛盾，故未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从而给了对方辩驳的机会。

二、米芾题跋的疑点

米芾题跋是学界认定《枯木竹石图》为苏轼真迹的重要证据，然后，米芾题跋从内容到书法风格，都存在一些疑点。

1.题跋内容的疑点

图12 黄庭坚《砥柱铭》卷尾王厚之两枚印章，转自黄君《书论十三篇》

图13 苏轼《枯木竹石图》卷中王厚之两枚印章

米跋曰：“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欣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主要疑点有二：

其一，诗跋前六句抒写失意之情，后两句回应刘良佐，却与题跋对象《枯木竹石图》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据曹宝麟《米芾年表》：元丰五年（1082），“米芾初谒苏轼于黄州雪堂，观所藏吴道子画佛。问画竹法，轼面作《枯木竹石图》以赠”。[10]又苏轼《与米元章》曰：“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11]米芾《苏东坡挽诗五首》（其二）曰：“我不衔恩畏清议，束刍难致泪潸然。”（其三）曰：“平生出处不同尘，末路相知太息频。……碧落新添几侍晨。（公简云：‘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尽。……’）”[12]由此可见，两人相互推崇，许为知已。既然米芾藏有苏轼竹石图，此番见到，一定会激动不已，怎么会对苏轼只字不提呢？而从传世作品看，米芾题跋皆能紧扣主题，如上引《褚临兰亭序跋赞》曰：“右米姓秘玩天下法书第一，……熠熠客星，岂晋所得。……猗欤元章，守之勿失。”（图11）可谓主题突出，情辞充沛，写得认真，符合米芾的性情。

其二，米芾诗跋的题目和署名的格式不合宋人规范。笔者遍查宋代相关古籍和书画题跋资料，尚未发现类似于此跋的题署格式。按常规，题目《芾次韵》应写成《次韵》，并在题下空几个字或次行偏下的位置署名“米芾”或“芾”，如米芾《与魏泰唱和诗帖》、苏轼《次韵三舍人诗帖》《次韵胡完夫诗帖》的题署格式皆是如此。（图14-16）当然，诗题和署名也可置于诗作之后，或题目在诗歌之前而署名在后。只是不能像此跋这样，将题目和署名连在一起写，且署名置于诗题之上。

2.题跋书法风格的疑点

图14 米芾《与魏泰唱和诗帖》（局部），香港私人藏

图15 苏轼《次韵三舍人诗帖》（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6 苏轼《次韵胡完夫诗帖》（局部），宋拓《成都西楼苏帖》

苏轼评米芾书法“风樯阵马，沉着痛快”[13]，意谓其书用笔八面出锋，刷掠奋迅，结字欹侧，遒劲多姿，又善于造势，进退裕如，风神跌宕。必须承认，卷中所谓米跋（图17）的摹仿水平颇高，具有米字特征，否则也不至于连著名鉴定家张珩、徐邦达先生以及米芾研究专家曹宝麟先生都没有发现其中的破绽。（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的鉴定条件不足。）但若将其与米氏同时期书法墨迹仔细对比，还是可以看出，此跋气息羸弱，缺少米书沉厚之风。主要问题有四：

其一，结字雷同。如两个“是”、两个“知”“製”和“衣”。其二，点画轻佻。如“十”“伴”“稀”“归”的竖画，“何”的横画和竖钩，“歳”的斜钩，“宴”的长横等。其三，用笔迟疑。如“我”和“稀”的连接处，有刻意摹仿的痕迹。其四，书写习惯。此跋中所有捺划，或为短捺，或变点，无一长捺。尤其是“道”“逢”以及两个“是”，皆为反捺或下覆式横捺，平缓板滞，几无变化，导致整幅章法呈左上右下倾斜状。

其实，从元祐三年（1088）八月所书《苕溪诗帖》和九月所书的《蜀素帖》看，米芾三十八岁以后的书法风格已经相当成熟了。如《叔晦帖》（图18，约三十八岁时所书），两个“故”，两个“为”，两个“叔晦”，两个“相”，三个“子”，其中结构和笔意富于变化，无一雷同。又如《箧中帖》（图19，约四十一岁时所书），“芾”“中”“部”“薛”“年”“许”等字的竖画一气直下，痛快爽利。这才是米芾“笔笔不同”“振迅天真”（米芾《自叙帖》）的风格。

图17 苏轼《枯木竹石图》卷中米芾题跋

图18 米芾《叔晦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19 米芾《箧中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诚如宋高宗所言：“米芾得能书之名，……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14]此跋虽得米字形貌，却未得其风神。

结语

职此之故，日本阿部房次郎爽籁馆藏《枯木竹石图》卷中，王厚之等人的鉴藏印以及米芾题跋应为伪作。因为这些疑点的存在，所以《枯木竹石图》这幅画很难说是苏轼的真迹。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己之见，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有关专家进一步关注这一问题，以辨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