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 君，王继云

（1.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关于时代性质、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等问题的分析，属于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确定国内外政策的总依据。正是由于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不同认识，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和理论产生分歧。本文通过分析中苏两党的文本，揭示双方观点的分歧、演化过程和争论的本质，总结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正面影响。

一、关于时代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力量之争

列宁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大时代”，区分时代的依据是：“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143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尤为突出，列宁因此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2]。列宁主张，每一个大的历史时代又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二次世界大战后，苏共中央据此提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基本特征表现为：第一，社会主义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体系并存[3]6；第二，社会主义正显示出优越性，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3]11；第三，世界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的国际阵营对世界局势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3]20。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宣称：“帝国主义进入了没落和灭亡的时期。”[4]182

中共中央对时代性质的判断与苏共一致。1947年12月，毛泽东认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5]1260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6]250。1960年在列宁诞辰90 周年之际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认为，当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从十月革命到现在世界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觉醒的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7]258。中苏两党都认为当时的时代发展到新阶段，但是，两党对时代新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力量的判断有不同的看法。

苏共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8]465；主要力量、站在时代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4]165。

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力量提出了不同观点。1963年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明确提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一个矛盾体系，其中，主要矛盾体现在世界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8]12。

1963年2月6日，毛泽东向身边秘书推荐《内部参考》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古巴的观点：目前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革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对帝国主义说来，冲突的主要地区和攻击目标不是早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苏联强调用和平经济竞赛战胜帝国主义，而古巴认为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灭亡。毛泽东认为“古巴的看法是正确的”[9]188，在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体系中帝国主义与亚非拉等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矛盾是时代的主要矛盾。1963年10月发表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明确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8]191

苏共却坚持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和合作，“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动摇了帝国主义，摧毁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尽管有十分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很难取得胜利。因此，“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8]529-530。

根据列宁的观点，“大时代”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又可以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大时代的主要矛盾贯穿始终，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又会表现出具体的阶段性特征。综上，笔者认为，中苏两党关于主要矛盾的分歧在于：苏共坚持的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大时代”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而中共则是揭示“大时代”之下的新的历史阶段——“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矛盾。中苏两党对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实质也是在含蓄地回答国际共运“以谁为首”的问题。

二、关于时代发展的主要趋势：战争是否可以避免

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两个主要问题，即：资本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战争与革命构成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观。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观点，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注定不可避免；世界战争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主张：“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10]680革命和战争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时代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苏论战中，两党都认同当前时代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但是，对新阶段的发展趋势是战争还是和平、战争是否可以避免等问题的判断又有分歧。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总结报告》改变了斯大林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报告提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反对战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软弱、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的情况下作出的；但是现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和平的力量“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所以，“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3]38-39。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再次肯定“关于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地球上完全胜利以前，在资本主义还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的时候，就会出现把世界大战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掉的实际可能性”[11]22。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明确：“在这一代人就有一切可能防止世界战争。”[4]379

苏共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以及一切维护和平事业的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4]211第二，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核武器出现以前战争的结局一般都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战胜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战败国仍能继续生存下去；但是，热核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尤其是在苏联核武器研制成功后，美国本土再也不能置身于世界战争之外，战胜国也不能幸免，这会阻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8]467。第三，帝国主义集团内部产生了分歧。赫鲁晓夫执政期间频繁出访，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谈。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一些“较有远见的代表人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一次战争对资本主义是危险的，“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3]22。

尽管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局部战争和冲突还没有远离，但是苏共的和平主张，为打破两大阵营的对立、改善苏联国家形象，为社会主义国家争取较为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世界形势和战争的估计与苏共保持一致。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升级，中国更加孤立，美国又对中国采取打压政策，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1964年5月中共中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调整了原来把吃、穿、用摆在第一位的计划，而把国防工业放在第一位。毛泽东提出要重视第三线建设，“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9]355。1965年之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苏联和美国侵略中国的可能，一度估计会发生世界大战、核战争，全国掀起了备战的高潮。

针对苏共提出的战争可以避免的几点理由，中共中央逐一进行了批驳。

首先，强调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的观点并没有过时[7]316-317，有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同时也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8]223。

其次，提出战争要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世界战争和一切战争；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但是“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是完全错误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8]224-225。

再次，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未改变现代战争的性质。中共认为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允许首先使用核武器[8]231，所以，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在现代战争中“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9]27-28，“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世界人民的觉悟，美国本国人民的觉悟”，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7]270。

最后，否定帝国主义阵营中有“明智派”出现。针对赫鲁晓夫多次谈到的帝国主义者中出现了能够清醒估计局势的“明智派”，中共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8]216；“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8]218。他们只不过是打着和平的幌子实现压迫民族革命、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和独霸全世界的目的。

由上可见，关于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双方都肯定具有两种可能，但各有侧重。苏共由于强调力量对比和核武器的影响，所以倾向于战争可以防止、和平能够实现。但是，从这一时期苏共中央的文件和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来看，苏共没有放弃爆发战争可能性的宣传和准备，并在事实上与美国开展长期军备竞赛。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以意识形态处理国家关系，认为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美国人产生“必须在全部毁灭的魔影下生活”的恐惧[12]2，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是对国际安全的重大冲击。所以，西方对苏联提出的和平政策也未积极回应，相反却怀疑这是苏共的“和平攻势”，是一种策略和宣传伎俩[13]269。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扼制共产主义扩张，将破坏中苏同盟作为关键举措。苏共二十大以后，美国政府确立了“一压一和”分裂中苏关系的战略，对中国施加压力，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军事包围；对苏联采取拉、和的政策，“使苏联增加对中国的不满”而抛弃中国[14]99-103。这种政策之下形成的中美对抗，与赫鲁晓夫强调改善苏美关系的言行反差巨大。

所以，中共强调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未变，认为“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7]271。中国当时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发展程度还处于劣势，加之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中共易于从被动的角度观察世界形势而强调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关于核战争打不起来、核武器是吓人的“纸老虎”，世界战争可以防止、局部战争不可避免等问题的估计符合实际，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作出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正确判断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关于时代的中心任务：防止战争还是实现世界革命

中苏两党都认为，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但关于如何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两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苏共认为各国共产党及一切争取和平的力量在新形势下的中心任务是：通过防止新的战争争取世界和平。1956年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总结报告》中提出了“防止新战争的发生”是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3]21。苏共的提议在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声明中得到肯定。苏共二十二大通过《苏联共产党纲领》进一步明确“现代的中心问题——防止新的世界大战”[4]203，苏联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不仅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活着的时候就把战争永远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4]381。

1963年3月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苏共主张建立以防止战争为共同任务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尽我们的一切可能来防止新的世界冲突”[8]468。1963年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则进一步指出“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力量来保卫和平和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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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坚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观点，要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工人阶级就需要领导世界一切支持和平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发起的新的世界大战、热核战争。基于以上认识，苏共认为，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各国共产党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形势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斗争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同样主张要维护和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多次表示，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坚持和平、反对战争也是获得民族独立之后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但是，由于坚持认为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战争才能避免，长久和平才能实现，所以，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防止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却是暂时的，和平只存在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而局部战争更不会停止。

同时，毛泽东认为世界战争必然导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15]353-354。与其“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16]347。因此，中共反对苏共把防止战争作为现时代的中心任务。

与苏共认识相反，中共认为，在世界形势大好、社会主义体系处于决定地位的情况下，应该“趁热打铁”，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战胜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通过革命实现世界永久和平。所以，中共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公开批驳了苏共的看法，认为：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来，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8]233。

1964年11月发表的《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明确提出了时代任务的内容：“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8]448所以，中共认为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和历史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道路。

笔者认为，关于防止战争还是完成革命的问题，中苏两党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在苏共看来，当前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防止战争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也是反对帝国主义新的斗争形式，与中共相同，其最终目标仍是要推进世界革命。

四、中苏论战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形成

中苏论战特别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导致中国的外交战略从初期的“一边倒”转向“两个拳头打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外交政策也渐趋“左”倾。但是，中共中央在与苏共围绕“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征、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等问题展开的论争，为改革开放后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思考，为新时期制定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基本原则和具体策略提供了思想启迪。

第一，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实现多国胜利，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不仅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更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且各国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异，“以苏联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的关系，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的同时，又强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追求意识形态统一与尊重独立自主探索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总结中苏论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教训时，多次强调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对外关系中要坚持独立自主，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7]191。1980年5月，邓小平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18]318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中共中央坚持：各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和人民的需要独立自主地决定国内和国际事务；各党之间关系平等；任何政党都不能以大党自居，干涉其他党内的活动。此后，“独立自主”成为我国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战略方针。

第二，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

如前文所述，中苏论战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时代任务，中共中央主张“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8]448。“革命”成为此后十多年里中国党和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首要任务。1962年6月，时任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曾向中共中央提交请示报告《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提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外交政策的方针是：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19]446-447，却因此受到批判。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了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1981年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我们的口号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格局不要变。”[20]711十二大在此基础上向党内外宣称：“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21]431984年，邓小平在长期思考之后明确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57“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17]116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逐渐改变了关于战争是否可以避免问题的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仍然坚持十年论战时期的认识，即战争可能延缓，但不可避免。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听取杨得志、何正文汇报军队精简整编情况时指出：“世界大战在几年内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如果当前老是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使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20]717十二大报告乐观估计了实现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21]43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要问题。

但可以说直到此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仍没有改变对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判断，认为两霸之间必有一战[22]420。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他认为，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明确提出：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17]127-128。在对世界主题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逐渐成为共识。

第三，对外关系的最高原则：维护本国利益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依据。论战中，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本原则。在坚持亚非拉地区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的观点之下，中国将援助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统一，在理论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的矛盾和难题。1981年7月，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是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融为一体的。我们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贯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我们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我们历来把自己的命运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同人类进步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讲话又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爱国主义的事业，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事业。它的成功，将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23]284-285

1982年9月十二大报告进一步阐述：“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21]39报告对国际主义作出了新解：国际主义不仅体现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要实现“全人类的总体利益”，也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国际主义的首要内容。

十二大之后，中共中央基本确立了对外关系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国家利益，提倡维护国家利益、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体现。由此，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基本理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主权国家利益的矛盾，实现了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与发展国家正常关系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发展和重大贡献。

注释：

(1)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二册），内部发行,1986年，第3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