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爽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引言

文学治疗功能是文学最原始、最重要的功能。叶舒宪指出，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使文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文学发生的原始文化语境，使文学研究脱离了原生态文学视野。此外，启蒙运动强调的理性价值观使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医疗体系丧失了在现代条件下生存的土壤[1]220。因此，文学的治疗功能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近些年来，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文学的治疗功能。

《七发》是西汉辞赋家枚乘的唯一一篇可以确定的作品。它假托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望，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关于七件事情的问答，最终在来往问答中，吴客以“要言妙道”治好了楚太子的病。以往对《七发》的研究多关注于其文学教育、文学审美功能，即使涉及到文学治疗功能也仅停留在文本内容的表面，缺乏深入的思考与具体的分析。本文尝试通过内容层面深入到文本背后展开研究，首先从断病、治病两个阶段论述《七发》中文学治疗的过程；其次从人物身份、治疗时机、治疗空间三个方面对文学治疗过程展开进一步分析；最后跳出文本内容，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角度出发，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文学治疗）得以实现的原因。

一、《七发》文学治疗的过程

就《七发》文本内容而言，楚客与吴太子的对答在形式上接近于弗洛伊德提出的“谈话疗法”。这一疗法的具体治疗过程可以分为断病和治病两个阶段。

（一）断病求准，“直”言不讳

首先，吴客对楚太子病情的分析一语中的，即“意者久耽于安乐，日夜无极”[2]634。接着，吴客描述楚太子的病症“纷屯澹淡，嘘唏烦酲，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2]634-635。最后，吴客直言指出“久执不废，大病乃倾”[2]635。但是，面对这样的大实话，楚太子觉得吴客在小题大做,“然未至于是也”[2]635。对此，吴客不吐不快，但考虑到楚太子当时的情绪（有点抵触），就不直接对太子讲，而借讲“贵人之子”奢靡无度的不良生活状态给楚太子以警醒。楚客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进言，一方面，照顾了楚太子的情绪；另一方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让楚太子处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去审视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能够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所以，当楚客适时提出“独宜世之君子……常无离侧，以为羽翼”[2]635的建议时，楚太子没有急着拒绝，而是先间接承认自己有病的事实“病已”（之前他是不承认的），然后表明病好后，会按吴客所说的去做。面对太子病好以后再治的打算，吴客内心是不赞同的。因为那样的话，病即使治好了，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时，吴客提出有一种“无药石针刺疚疗”“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的方法，引起了太子尝试的兴趣。医者和病人在这里达到了一种相互信任的默契。至此，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神圣空间”的营造。

吴客断病快而准，对病人直言不讳。他在向楚太子阐述病情时，既说出了实情，又照顾到了病人的情绪。当病人讳疾忌医时，本于医者仁心，他没有放弃，而是设法使病人愿意承认自己病了；当楚太子不急于治本时，本于医者慈心，他以治本之法的优点吸引太子作选择，吴客堪称仁医。

（二）治病求本，刚柔相济

在以“要言妙道”治疗的过程中，吴客分别从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六件事展开描述：听至悲之乐、尝至鲜之味、乘至骏之马、享至华之宴、游至盛之猎、观至壮之涛。至悲、至鲜、至骏、至华、至盛、至壮都是对楚太子的感官予以极大的刺激，希望能够以此涤荡他的心胸，洗濯他的五脏，洗净他的手足，使他耳聪目明，使他因安逸懒惰而堵塞的气脉通畅。将六件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虽然与楚太子之前奢侈华靡的享乐生活在形式上是相似的，但本质上却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虽然也是享乐，但不是“蹶痿之机”“寒热之媒”“伐性之斧”“腐肠之药”，它们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是自然之音、自然之味、自然之景。它们脱离了深宫大院的桎梏，逐渐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自然天地。吴客选择这六件事作为治疗楚太子的“药”，充分考虑到了楚太子目前的实际情况，从楚太子习惯的享乐生活入手，用“药”整体比较温和。将六件事分开来看，从音乐、饮食、乘车到游宴、田猎、观涛，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音乐、饮食、乘车、游宴是比较轻松的活动，到了田猎、观涛则是比较刺激、剧烈的运动。所以，吴客在用“药”上是刚柔相济、循序渐进的。

吴客在治病的过程中十分关注患者的反应情况，而非盲目用药。他以楚太子对不同“药”的反应程度，作为进一步用“药”的依据。依次描述完音乐、饮食、乘车、游宴后，太子的反应均不大，都是“仆病，未能也”[2]642。虽然这些“药”没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药” 是没用的，认为吴客在滥用“药”。因为，首先，这些“药”可能只是治疗过程中对具体病情深浅大小情况的一种试探。其次，这些“药”可能只是用于下猛药之前对楚太子现状的一种温和的“调理”。而后，吴客描述田猎、观涛的壮丽场景，太子的病渐渐有起色了，“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2]639。而且，这时太子与吴客的对答也开始由太子的被动应答逐渐转向太子的主动追问，“愿复闻之”[2]639，“然则涛何气哉”[2]641。面对吴客的邀请，楚太子也一改之前以病推脱的消极态度，表示“仆甚愿从”[2]640。

但是，当吴客描述完观潮的盛况并邀请楚太子一起去观看时，楚太子似乎又回到了之前“仆病，未能也”的状态。为什么楚太子的病眼看就要好了，却陡生波澜？我们要考虑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这些事情虽与宫廷奢靡无度的享乐不同，但仍属于感官享受层面，对于楚太子“久耽于安乐，日夜无极”之病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这一层面的治疗在观涛这一事件中达到最佳效果，是“高峰体验”（1），但对于整体的治疗而言却不是。

因此，这时需要对楚太子用一剂更为猛烈的“药”，而这一剂“药”与之前的“药”断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马斯洛在构建其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时，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他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各层次之间的顺序是相对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高层次的需要和底层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3]。所以，这时吴客提出“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2]642，以“要言妙道”来治楚太子的病。对于一国太子而言，在衣食住行、音乐享乐、狩猎观光上，他得到的肯定是高级别的待遇。所以，这些对他的触动都不大。在这一切都满足的情况下，他需要的就是更高一层次的“要言妙道”。从中国传统中医理论来看，“谨察阴阳之所在，以平为期”[4]，长期耽于物质层面的享乐，楚太子在精神方面是匮乏的，所以楚太子在物质和精神上是失调的，故而有疾。若想恢复健康，则需“以平为期”，使物质和精神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这时就需要“要言妙道”来充实精神世界。这一剂药对于楚太子而言果然是有用的，太子“霍然病已”，在病去如抽丝的那一瞬间获得整个治疗过程中的“高峰体验”。

吴客治病从根本上去解决病人的症结所在，在治疗过程中根据病人的情况不断调整用“药”的轻重程度，可谓“良医”。

二、《七发》文学治疗过程分析

《七发》中由两个阶段构成的文学治疗过程，是医者和病人在特定时机、一定空间展开的一场文学治疗活动。所以，对于这一文学治疗过程的分析就应当落实到对人物身份、治疗时机、治疗空间的具体探究上。

（一）两重身份——医者和病人

吴客在文中很明显的一个身份就是医者，他不仅是一个照顾病人心理情绪的慈医，也是一个治病有方的良医。但是他还有另一层不为人所注意的身份——其实他也是一个病人。吴客积极谏言楚太子以“要言妙道”治病，这表明吴客对于上层贵族的奢靡之风十分不满，他急于改变这种现状，想尽快医好上层贵族长久耽于安乐的毛病。他对这种现状存在着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恰恰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值得庆幸的是，他在逐渐医好楚太子的过程中，也逐渐医好了自己的这份焦虑。在治疗的最后阶段，吴客向楚太子推荐“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而他本人显然也属于其列。所以，他对自己的仕途是有所求的，而他对自己仕途的渴求、贪恋亦可以看作是一种病。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一步一步地取得了楚太子的好感和信任，这对于他的仕途而言，无疑是有益的，也使得他对仕途的担忧一点点减少。同样，作为医患关系中另一方的楚太子，也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久耽于安乐”的病人，也是治愈吴客一切忧虑的医者。所以，他们在治愈他人的同时也完成着自愈，在接受治愈的过程中也治愈着他人。

（二）两种时机——抓住时机和创造时机

吴客在治疗过程中对时机的把握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一方面，他善于抓住时机进言。当楚太子说身体疲惫时，他趁机进言分析楚太子感觉身体疲惫的原因，使得他的进言显得自然而然，而非刻意巴结亲近，不惹人反感。当楚太子对田猎、观涛的话题感兴趣，面露喜色，不断追问时，吴客顺势展开描述，既迎合了太子的喜好，又达到了治疗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善于创造时机。每描述完一件事情，吴客总会询问太子能否勉强起身去听、去尝、去乘、去游、去观、去闻，以此为契机来引导太子说出自己的感受、想法，不仅可以了解楚太子当前的情况，还有利于下一步用“药”轻重的拿捏。

时机的把握得宜不仅推动了治疗有条不紊的展开，而且加快了楚太子病愈时刻的到来，使楚太子长年累月积下的毛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治疗。

（三）两重世界——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

文本中吴客描绘的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六件事并非眼前即见之实景。在吴客描绘的过程中，楚太子并非单向地倾听，而是随着吴客话语的引导，通过自身的想象去主动构造这样几个虚拟的场景。吴客治疗太子的空间并非是狭小的太子居所，而是可以拓宽到林间山野、丛林深泽、山川大河去的。楚太子在语言的引领下，在全凭想象构造的虚拟场景（幻境）中驰骋耳目，纵情身心，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精神的调节和愉悦。

这些幻境对于楚太子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方面，这些场景和楚太子之前的生活有形式上的相似，都是物质层面的享乐；另一方面，这些场景又与之前的享乐有本质区别，它们不会侵蚀太子的身心。所以这种熟悉的感觉让楚太子有一种真实之感，而这种陌生的感觉则又会让楚太子产生一种虚幻之感。面对这些幻境，楚太子的内心是复杂的、迷茫的、混沌的，他分不清虚实。然而，就是在这种虚虚实实的迷茫之间，楚太子在吴客的引导下逐渐走出了困顿，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心灵上的平静。至于最后吴客进言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和“要言妙道”，则是打破了虚构的幻境，回归到现实世界中太子的居所。

一方面，通过想象来构造虚拟空间，类似于以冥想的方式构建文学治疗的神圣治疗场，为文学治疗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虚实空间的转换自如使病人在空间上获得了绝对的自由，在自由中收获了心灵的愉悦，有利于病情的好转。

三、《七发》创作意图（文学治疗）探究

考察《七发》的创作意图，首先，要从楚太子所影射的对象这一问题上来探究；其次，任何个人的事情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的环境，所以还要回归到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解读。最后，《七发》创作意图（文学治疗）的实现不是偶然的，恰恰是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接受主体的契合促成了文本创作意图（文学治疗）的实现。

（一）两重成像——以文本为镜的自我观照

文本中吴客和楚太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虚拟镜像，而一切虚拟镜像大多是现实世界的所谓实像的一种投射。吴客与枚乘自身的对应是不存在争议的。而楚太子影射的对象，一直以来存在着3 种不同说法：

1.孝王时，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2]634

该观点认为楚太子指代梁孝王刘武。

2.朱氏绶曰：“《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

岂能观涛曲江哉！”[5]

该观点认为楚太子指代吴王刘濞。

3.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6]

该观点表明楚太子并非具体指代某个人，而是指“膏粱之子”这一类人。

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回到《七发》文本本身展开考察是最好的选择。首先，从文本中展现的人物形象来看，楚太子是一个“久耽于享乐”、生活奢靡的人。比较梁孝王和吴王，从正史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只有梁孝王符合这一点。

（吴王）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7]2828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7]2083

其次，从文本内容上来看，《七发》是劝谏楚太子不要“久耽于安乐”，要多听“要言妙道”。与李善注“恐孝王反”的担忧相差甚远，恰与刘勰提出的“戒膏粱之子”的主张契合。所以，楚太子指的应当是“膏粱之子”这一类人。

吴客和楚太子对应的分别是现实生活中的枚乘和“膏粱之子”。枚乘和“膏粱之子”通过《七发》分别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对于枚乘而言，镜中的自己固然是一个仁医、良医，但由镜中的吴客反观自己，自己何尝又不是一个满心焦虑、汲汲营营的病人呢？对于“膏粱之子”而言，由镜中的楚太子反观自身，楚太子久耽于安乐的毛病在自己身上不也同样存在着吗？虚像的存在促进了实像自我认知的进一步提升。在以文本为镜的自我观照中，枚乘和“膏粱之子”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审视自身，对自己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二）两种尺度——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在许多场合中，疾病不是个人之事，而是一种社会事件。所以，治疗同样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单纯医疗事件，而是个体的身心与社会及自然环境互动的文化整合[1]239。《七发》是当时社会上贵族群体间奢靡享乐之风盛行时，那些“膏粱之子”的一面镜子。透过它，人们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自己的病态，从而自觉远离奢靡享乐，以“要言妙道”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达到疗愈自己的目的。这不仅仅是一个个“膏粱之子”的疾病，这更是他们所处社会的疾病。因为“膏粱之子”奢侈享乐陋习的形成离不开奢靡成风的病态社会的浸染。透过这面镜子，社会的症结也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这于统治阶层而言，亦是一种有力的警策，“治”国也应亲近“要言妙道”，反对奢侈浮靡之风。

所以，一方面，《七发》本身作为一面镜子，使个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反观自身，在反观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个人的生命模式，使其向好的一面发展。同时，它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整个社会的反思，尤其是统治阶层对于治国理政的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自觉去抵制不良的社会风气，统治阶层开始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整个社会都向好的一面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从来离不开一个个独立的个人。个人同样也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他们生活在社会中，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个人的自身反观、个人的自我完善，同样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思，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良。

（三）两种视角——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枚乘希望给“膏粱之子”以及奢华浮靡之风盛行的社会以疗救。他在文本中营造了一个由楚王、吴客的问答构成的虚拟世界，并没有直接描摹其和“膏粱之子”构成的真实存在的世界。文本内容的虚拟性是为了把枚乘本人和现实中“膏粱之子”从作品中抽离，使其能够以一种客观的姿态去看待文本中呈现的问题，从而反观自身和自身所处的社会，以期在这种反观中实现治疗的目的。

从文学接受角度看，枚乘的创作意图决定了他创作时心理预期的读者是那些“膏粱之子”。那些“膏粱之子”成天沉迷于奢侈享乐，他们的期待视野与长期耽于享乐的楚太子是一致的。他们在阅读《七发》时，就像透过一面镜子看到了“自己”。他们在情感上会为楚太子有疾而焦急、担心，会为楚太子病愈而开心，他们与文本中楚太子有了情感上的共鸣、相通。但是，他们与楚太子之间仿佛又隔着一层，因为他们是置身于文本之外的读者。所以，他们在阅读中能够以客观、理性的视角正视《七发》呈现的问题，对自身和自身所处的社会进行理性的反思。

结语

吴客以“谈话疗法”的方式治好了楚太子因长期耽于享乐而引起的一系列毛病，这是《七发》文本呈现给人们最直接的信息。但是，在楚太子生理疾病得到治愈的同时，他之前错误的认知也得到了纠正——不能沉迷于奢侈享乐，而应该多听听“要言妙道”。而这种文本深层的认知治疗，恰恰才是这场文学治疗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首先，对于楚太子而言，这种认知的纠正使得他能够自觉回避奢侈享乐的生活，这就从源头上阻断了致病的可能。这不仅使楚太子的病得到了彻底的根治，也使他的病得到了有效的预防。对于文本之外的作者和作者想要劝谏的“膏粱之子”而言，这也恰恰是作者想给予“膏粱之子”以及他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的一种认知治疗。

探究《七发》文本内容的文学治疗功能以及文本的创作意图（文学治疗），是将《七发》还原到了原生态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语境中加以解读。其意义在于，使《七发》长期以来被淡忘的文学治疗功能够重新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同时，文学的治疗功能与文化人类学关系密切，对《七发》文学治疗功能的重视，也是对“文学是人学”这一理念的最好回应。

注释：

（1）“高峰体验”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一个名词，是指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达到自我实现时获得的一种短暂的、极乐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