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柯，许心宏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30）

人类的生存意识是所有生命体中最鲜活生动的一种存在，追求自由、平等、幸福是人类的天性，而在无止境的追寻途中，人们随着环境的变迁、世事的变幻、方式的转化，随之改变着自己的追求姿态，形成富有哲学意味的生存转向。在转向过程中，由于众多未知因素和原本生存意识的掣肘，使得转向势必丧失温情脉脉的外衣，充斥着对抗、暴力、血腥甚至死亡。但也是缘于这样的过程，人才能得以思索和探讨，进行着大量的困境突破，才最终完成人的自我建构、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

农村打工妹是这一生存转向的最直接和最特殊的实践者。人性的本能驱使、作为女性的特质，加之社会的高速发展，给她们寻求转向提供触手可及的平台，她们对自己的现状充满着危机感，对现有的生活不满和焦虑，促使她们义无反顾地寻求新的出路。但出身的限制，教育的局限，视野的局域化，使得她们飞快、急速、盲目地走向各自的生存转向之路，这就注定这一过程的不平凡和异乎常人的艰辛，大多案例都是从病态的开始到失败的结束。方方在《奔跑的火光》中对英芝命运的书写，就是层层展示处于社会变革期的农家女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在失败中一步步将自己送进死亡的深渊，传达出英芝生命转向中令人慨叹和扼腕的悲剧意识，对这一女性表现出作家的生命理解和人文关怀，也对“英芝群体”引发一系列的关注和反思。

一、生存转向奋争史：从幸福的天堂到死亡的囚牢

追求——无奈——反抗——被压制——再反抗——屈从——再抗争——失败，英芝的幸福追求史，就是一部反抗史，从幸福的天堂到死亡的囚牢，过程跌宕起伏，但结果必然无疑，小说家为一个打工妹生存转向奋争史作出了震撼的悲剧书写和传达。

方方给英芝的出场设置了一个美好的情境，年轻，高中毕业，青春刚刚开始；漂亮，哪怕穿上嫂子年轻时的旧衣服也掩饰不住美丽的容颜；有个好歌喉，尽可展现歌唱才艺；家境良好，母亲开了个小卖铺，经济状况在村里中等偏上。在全民读书的社会大环境下，英芝完全可以通过努力读书换一种活法，但她不愿意，因为怕吃苦，也因为她不想像同村的春慧那样所谓的眼睛看不清路。可她又不愿走父母老路，老老实实、安安分分地当个农民。“英芝这个人 ,她是不安分的。她是不想读书的。她是不喜欢劳动的。她是喜欢以轻松的方式赚大钱的。她是风骚的。她也是传统的。”[1]118正不知何去何从时，村中能人三伙出现了，她轻率地加入三伙唱歌班，在农村红白喜事中给人唱歌助兴，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又有当明星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台下男人们的追捧和打情骂俏，使英芝飘飘然地忘乎所以，走进不幸人生的第一步。如果说就这样按部就班的唱歌赚钱，也不至于有后来的无奈，英芝的悲剧在于无法抵御男人性的诱惑，对于并不熟悉和了解的男子性的引诱，英芝并不是反抗而是用妩媚和风骚去应对，沉湎于肉体的欢愉，可惜这种感官惬意是短暂的，意外怀孕后的英芝匆忙嫁给完全不在自己计划中的贵清，步入生命中的无奈。人生原本是极不稳定的系统，需要有稳固的方向和众多恰到好处的机会，在这两个方面都缺失的状态下，英芝的人生开始不可掌控，由于贵清用尚在腹中的胎儿做要挟，没花多少钱就把英芝娶回了家，贵清的父母对这个儿媳十分冷淡。为了重新找回昔日的风光，为了在丈夫面前有底气（只有自己赚钱才有底气），更是为了摆脱公婆的刁难侮辱，英芝再次回到“三伙班”，用歌喉筹钱盖屋，准备分家另过，但她一次次被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丈夫欺瞒打骂，由于做脱衣表演又一次被贵清毒打，草台班子因进行污秽演出被依法取缔，英芝无所适从，不知自己出路何在，在绝望之际，原本被自己忽视的春慧为她提供了南下打工的信息，又一次燃起英芝希翼的火苗，但好吃懒做、贪图安逸的贵清一再阻挠她南下的脚步。最终，英芝的所有希望放在了即将竣工的新房身上，并利用身体借得一笔盖房资金，但最后的希望也被无情的现实粉碎，当英芝对眼前的一切心灰意冷，准备舍弃所有独自南下时，却在与人偷情时被公公抓个现行，最终，死里逃生，流浪三月后回到娘家，发现贵清已经实施了疯狂的报复，并蓄意谋害自己的全家，受尽打骂屈辱的英芝丧失了理智，将汽油浇灌丈夫全身，使贵清成为奔跑的火光，同时也是复仇的火光，这一团奔跑的火光让英芝锒铛入狱，等待死亡的讯息。

方方正是通过细腻笔触和女性视角反复书写英芝的人生追求，可以肯定的是，英芝的生命一直处于自身不完美的状态，她也不断地进行命运抗争，这种抗争带有她所理解的人生选择，那就是在商业化时代，只要自己努力了，只要能挣钱，未来就是美好的。这种理解是一种生存意识的自觉冲动，具有自发性，如果有好的教育和引导，这种生存转向的结果肯定和谐而生动，但由于众多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向失败，把自己引向万劫不复。

二、生存转向的重要障碍：男权的独断专行

男性的尊贵，男权的独断专行，笼罩着英芝生活的角角落落，弥漫在英芝打工生涯的方方面面，成为英芝生存转向的重要障碍，也是方方在文本的悲剧传达中极力彰显的深层意蕴。

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百年中国的时代变革，平等自由已深入人心，但传统的男尊女卑一直作祟，在中国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或明或暗地发挥余热。贵清、公婆、娘家、村人，和英芝有关的所有人物和生存境遇，方方都极力表现这种男权的独断专行。作家让英芝笼罩在男权政治的巨大阴影之中。

贵清是英芝最亲密的人，也是英芝改变命运的最大障碍，这个丈夫貌似已经跟上时代的节拍，表面上对英芝也有温情宽容的一面，但所有的温厚都掩饰在自私的真相之下。允许英芝婚后重回“三伙班”，是因为由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妻子伸手要钱，“贵清知道英芝一旦出门唱台,就会赚回不少钱,还他的债务绰绰有余,立即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2]40。许诺英芝盖屋另住，是因为盖屋的钱不用他和他的父母出，等父母死后，老屋也是自己的，岂不落个两套房子的好处。甚至在外人面前，贵清也有意无意地抬高英芝的形象和地位。但在欺压女性方面，他从来没有放弃男权的统治地位，时刻表现出一家之主的优越地位，不仅在语言上体现男权意识，在实践上也付诸实施，每一次和英芝矛盾激化，总是实施家庭暴力，用武力来提醒英芝自己作为家庭权威的存在。贵清还厚颜无耻地篡改女性独立宣言：时代不同了，男女平等了，女人有本事就该出门赚钱；男人没本事，就该在家管钱。没有丝毫的礼义廉耻。在方方笔下，贵清消解了女性的独立观，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家庭观念之下的父亲或男性形象，没有任何的家庭责任感和道德观念，就是个吃喝嫖赌、极端自私的被否定被颠覆的封建夫权代表。

英芝的公婆则是小说创作者公然指责的对象，在高悬门头的“天地君亲师”的感召下，自以为是地用两套标准安排着生活秩序，指挥着家庭运转，协调着成员关系：一方面无原则地纵容儿子的好逸恶劳，挑拨儿子对儿媳拳脚相加，自己却毫无人性地冷眼欣赏英芝在贵清铁蹄下的痛哭和哀嚎；另一方面把儿媳作为生育工具和家里的奴仆，漠视英芝的合理诉求和作为人的正当权利，时时刻刻用传统中国女性的礼仪规范标准敲打和禁锢着英芝，使得英芝受到非人的待遇和极端的侮辱。作为封建夫权和男权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最冷酷的执行者，婆家使英芝的未来变得恐怖和可怕。

娘家也并不是避风港，反而成为悲剧的助推器。少女时代的原生家庭并没有用进步积极的人生态度进行引导，使英芝信奉读书无用论，扭曲的价值观使得女儿在开始生存抉择时就误入歧途，把自身价值定位在男人的追捧之上，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关键问题时，男性一直无理由处于话语权的终端，使自身陷入无力自拔的痛苦境地。当女儿遭受家庭暴力回娘家寻求保护和自救时，深受传统男权制影响的父母，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从心底不愿给英芝提供任何帮助，父亲用传统古训斥责女儿不守妇道，母亲则用虚无的宿命论宽慰女儿要认命，要忍耐。封建家长制的强大势力和男权中心的暴力性质共同制造了英芝的悲剧。

英芝生活的中心虽然是现代乡村，但所处环境对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极其漠视，现代化进程使人们对金钱驱之若鹜，深层次的文化习俗却未有丝毫改变，人们仍然生活在世代相传、三观相袭的生活模式中，当英芝和贵清关于到底谁是钱的掌管者闹得不可开交时，公婆请族里长辈主持公道，老人们讨论的最终结果竟然是男人当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尽管家里的钱都是女人所赚也不能例外，这极大地助长了贵清和公婆男尊女卑的气焰。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和生存困境下，势单力薄的英芝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男权家庭的虐待，“而是整个乡村生活秩序”[3]77，是不可逾越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弱小者的英芝的生存转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当乡村现代化模式和封建男权文化仍在众多人内心根深蒂固发生冲突时，作为一个极其渺小的农村打工妹，从这种冲突夹缝中寻求自己向往的生活模式和实现自我价值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受商业化打击下的乡村，也失去了很多传统文明中真诚美好的品质，农家女原本应具备的纯真质朴、羞涩隐忍在英芝身上也丧失殆尽，这种矛盾分裂势必将农村打工妹推向风口浪尖，加大了传统力量对英芝的挑剔厌恶，使得英芝最终只好在狂热报复中宣泄着不满和愤懑。

三、生存转向失败的本质根源：价值观的严重扭曲

现代的表象，传统的内里，生命认知的浅薄，价值观的歪曲，道德底线的沦丧，是造成英芝生存转向失败的本质根源。方方在悲剧叙事中时刻提醒着农村打工妹的生存现状和寻求转向的注意焦点。

英芝作为现代乡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农家新女性，有着积极的人生追求，向往美好的生活，也并不像贵清那样好逸恶劳，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财富。也具有不同于父辈的人生姿态，要求男女平等和独立自主，不甘心作为男人附庸忍辱偷生地换取生存资源，愿意用崭新的方式寻求着自我的生存转向。但这种转向由于方方面面的制约，使得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十分盲目，缺乏理性的介入，仅仅从人作为生物体的本能出发进行选择，使得这种选择无法从时代道德层面和社会尊重程度上获得认可，因而寸步难行，最终告以失败。

读书无用论使得英芝追寻生存转向的起点很低，这缘于学生时代家庭教育的失败，英芝的父母根本不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母亲在英芝放弃高考加入“三伙班”演出赚钱时，甚至十分庆幸。读书要赔钱，母亲尚有此认识，更何况耳濡目染的女儿了，所以高中刚毕业的英芝就放弃高考回乡，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没有成为春慧，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她看不到知识所带来的潜在价值，反而认为追求知识是女性魅力的障碍，这也是传统价值观对女性知识拥有者的蔑视和否定。当英芝在雁回村唱台时，听刘家儿子说春慧电脑溜熟，大学还没毕业，就被大公司相中，风光得不得了，第一次感觉到读书的有用，而用处就是能获得金钱，对金钱的极度渴求使英芝逐渐迷失。当春慧独立自信地站在英芝面前，给身处绝境中的英芝出谋划策时，读书与否导致的眼界高下显现分明。没有通过读书获得理性的思维和广阔的视野，不能在纷繁复杂的各种转向中准确找到自我合理定位，是英芝悲剧人生的关键点。

虽然英芝拥有现代的表象，但隐藏在骨子深处的传统人生定位，加之视野的狭隘，还有商业化带来的唯金钱论，使英芝进入“三伙唱歌班”开始自己的生存转向。在英芝内心深入，男人仍然是社会的决策者，只有获得男性话语权，才能够实现女性价值，而男性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则建立在低级趣味的躯体诱惑和违背法律的肉欲表演中。在这种价值取向的驱从下，英芝在乡村红白喜事的助兴舞台上，肆无忌惮地卖弄风骚，甚至触碰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在男性主导社会，男性一直在男女关系价值选取上虚伪而分裂：一方面渴望女性风情满满，另一方面又从心底鄙视厌恶着风骚女性，因而英芝即使是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积累者，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反而经常遭受家庭暴力，肉体和精神上都被伤害得体无完肤。英芝的步步沉沦也和她从小娇惯任性、精神匮乏密不可分，在贵清的挑逗中无法抵制本能的欢愉，未婚先孕，不得不在怀疑和轻视中嫁给贵清。在传统乡村文化的指引下中断了自身生存转向，使人生轨迹无法按既定的目标前行，也是走向悲剧陷阱的重要诱因。值得肯定的是，以英芝为代表的农村女性撕去了性压抑的标签，有了表达自己身体欲望的勇气，但这种勇气极端盲从，在女性身体仍被男性当作消费品的现代乡村，这种勇气就变成了农家女的认知迷失和品行恶劣的罪证，只好被动接受接下来的宿命和屈辱。

文本的高潮在于英芝的偷情所带来的矛盾大激化，也是英芝走向死亡的导火索。春慧的南下打工提议是英芝准备进行的第二次生存转向，这次转向由于先进观念的介入显得理性和可行。当英芝筹划着人生转向时，阻力重重，面对着没有路费的压力和困境，对于缺乏健全的人的意识，狭窄的眼界，并无实际生存本领的英芝来说，只好再一次把赌注压在男人身上，选择和昔日唱歌的文堂偷情。其实纵观全篇，文中男女之间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所谓爱情，都是来自身体本能的吸引，表面上英芝是个现代女性，实际上把自己的身体命运、生存改变全权委托于男人，挑战道德底线，用肉体换取自身价值的实现，必然一切都不可预知，不可把控。

四、生存转向合理的展开途径：人生价值的重构

自我认知科学合理，人生价值重新建构，充实与教化，自我救赎与观念革新会给农村打工妹的生存转向提供合理有序的展开途径。方方在悲剧传达的同时，引发了对女性本身和乡村社会的深深思索。

方方对英芝的悲剧书写是逐层递进的，对英芝的生存转向充满同情和无奈，同时对这种转向走向失败又进行了冷静的刻画。英芝的悲剧建立在商业色彩和传统观念并行交错的现代乡村，商业化带来的经济利益和传统夫权发生了激烈的交锋，包括英芝在内的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如何摆脱这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和“人物存在困境”[4]38，如何在欲望和追求中不负青春年华，从传统农业社会女性的生存模式进行有意义有价值的转向，获得女性特有的独立和尊严，“女性的结局和归宿在于自己的独立”[5]26。从英芝身上得以警示，使女性积极主动的人生选择成为常态，作家方方通过写实的笔触引发对女性和社会的思考。

女性人生价值取向必须重新构建，徒有现代女性的表征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内在重塑女性独立和女性尊严的人生架构，使女性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思维。这样的生存转向才能达到女性预期的目标并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保护。在《奔跑的火光》中，假设英芝通过和文堂的偷情达到南下打工的目的，但未来仍不容乐观，因为这种转向依然定位在英芝原本的价值系统之上，金钱至上，靠卖弄色相获取富足的人生，那就无法摆脱被动接受别人安排生活的原有宿命，没有主动性，只能在光怪陆离的南方耗尽青春与热情，也不是真正的生存意识转向。农村打工妹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了生存转向的风貌，但缺乏现代内涵，只有牢固树立起农家女心理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在各种问题的抉择上，自觉地选择能够维护自身尊严和体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不至于盲目驱从，也不至于在遭遇挫折时无法把握自己命运。在追求独立和尊严的进程中，需要树立起知识改变命运的先进观念，因为知识不仅仅提供生存技能，更是扩大眼界、开阔胸襟的利器，能够激发起现代妇女的解放意识，在更多的人生岔路口时能够给人以正确的指引。尤其是在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农村，女性更是要珍惜自己受教育的机会，用知识进行武装，为自己的生存转向提供有效的平台和窗口。

现代乡村完全有别于传统乡村，在对待女性生存意识转向上有一定的宽容度，女性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和能力展示的载体，但乡村女性的现实生存状况和文化语境还是不容乐观。正如英芝的生活环境，女人嫁人了就该以夫家为重，丧失自我，为孩子和丈夫而活，这些对英芝来说当然是不情愿的，但这种不情愿只能换化为公婆的恶语相向和丈夫的拳打脚踢。当生存转向和传统价值观相悖时，环境给女性的仍是当头一棒，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要求和制约如影随形，严重影响了农家女的生存意识转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当男权话语受到侵害时，对农家女的打压和限制更是残忍无情。因而不仅需要乡村社会在观念革新上为女性提供温良的土壤，女性更要有自我救赎的意识，在进行生存转向时切实维护自身利益，在转向中最大程度地体现自身价值。

方方把英芝这一农家女放置于传统与现代双重交织的乡村，利用具化的时间，展示主人公打工过程中未能完成生存意识成功转向的悲剧人生，描绘了一个既独立自主又传统落后的打工妹形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针对性，充满了对女性的同情痛惜，又不乏对女性的鞭挞拷问，审视了农村打工妹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为打工妹的生存意识转向如何进行作出了思索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