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德国文学理论家尧斯认为，一部作品在读者阅读之前都是半成品，即使已经成书发行，故而重点是在读者。因此，对于司马相如的作品接受研究，必须紧抓“读者”这一要素，从受众群体出发。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成都人，西汉辞赋家，中国文学史上杰出代表，是为“辞宗”“赋圣”。汉代文化正值繁荣鼎盛的时期，他开启了汉代散体大赋的先河，是汉大赋的奠基者，其作品具有道家思想与浪漫主义神仙色彩。历代对于司马相如的研究不计其数，在解读的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的意义、价值就在这不断地阅读和阐释中被认识和丰富。然而，司马相如的研究大都是作品中的意象、手法亦或是艺术特色。本文以读者接受作为切入点，简要梳理和归纳了历代读者对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的接受，重点探讨苏轼《前赤壁赋》对司马相如《上林赋》的接受及其意义。从拓展深化学术研究领域和探索古代文学作品的接受视角来看，对此系统地进行挖掘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北宋之前对司马相如的接受

司马相如的作品仅在《汉书·艺文志》收录29篇，其中著名4篇《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载于《司马相如列传》中，其他皆已失传。虽然他的作品留世寥寥，但自汉代以后的读者对其现存作品，已有相当数量的品评，对其作品的模拟和创新，不断诠释出新见解。

历史上任何时期，政治生态的稳定伴生的是文化繁荣，帝王大多是文学的推崇者，太平盛世他们渴望通过才子的文墨来歌功颂德，传扬王者功绩。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对汉代文学状况加以描述：“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1]这样的状态一直到西汉中叶武帝时期才得以缓解。汉武帝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爱文艺，倡辞赋，招文纳士，润色鸿业。正因如此，司马相如凭借卓越的文赋才华、华丽铺陈的辞藻赢得了武帝的赏识，为汉赋开启了新使命。鲁迅较为认可司马相如对于汉赋的创举，他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2]这些文赋技巧的转变，语言的精妙，使得司马相如确立汉大赋的文学体制，成为汉赋的奠基人。

曹丕对于司马相如的评价是最多的，《北堂书钞·艺文部》注引《典论》云：“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按衍，屈原之尚也；浮沉漂浮，穷奢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也。’”[6]曹丕将屈子与相如相比，虽从问答结构和用语句式上都很相似，但却用“优游按衍”“据托譬喻，其意周旋”赞扬屈原的比兴手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回环往复地抒写内心；而对相如却用一句“穷奢极妙”概括说明其文是用华丽辞藻堆砌，扬屈抑马。然而曹植却十分钦慕相如，在《玄畅赋序》中道：“庶以司马相如为《上林赋》，控引天地古今，陶神知机，摛理表微。”[7]他对于相如夸张浪漫的想象表示强烈的认同和向往，认为其文学地位和文学才华毋庸置疑，并以相如为学习榜样。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家们较为注重文赋的技巧，他们从关注相如赋华丽的辞藻转变到结构、句式、艺术手法等，文人们作赋时注重探讨词句运用之间产生的绚丽夺目变化。

赋至五代隋唐地位逐渐下降，文坛宗主的地位已无可挽回地让给了诗歌。人们对赋的研究数量寥寥，尽管如此，对司马相如文赋的品读却不在少数。唐太宗对相如的评价极其矛盾，先是以汉赋“文体浮华”“无益劝戒”，对以司马相如为首等人进行了批判，然又在《陆机传论》中称赞陆机：“观夫陆机、陆云……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8]既然用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标准来评价陆机，足见在太宗心中，枚、马之赋堪为经典。唐代更喜诗词，对文赋的评价多贬抑，更倾向于文章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他们认为相如文赋过分夸饰，辞藻过于浮华，不利于劝谏，容易造成世人浮夸。

二、苏轼对于司马相如的接受

文学发展至宋，已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儒家思想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已进入了理学阶段。程朱理学注重对于人的道德品行进行衡量和规范，因此在文学上形成了道德批评的风气。加之宋代崇尚文学的习气，使得文人的政治地位极高，生活待遇丰沃，惬意滋润，甚至放纵不羁。如此文人热衷评论，凡是不合宋代社会风习便对其大肆批判，就连大文豪苏东坡也不能免俗。虽然司马相如的“赋圣”地位，是凭借他卓越的文赋才华而垂范后世，但在宋代理学盛行的大背景下，文学批评极具片面性和主观性，这一时期苏轼对司马相如的批判并不客观，对相如文赋的接受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下面从苏轼的接受态度和作品接受两方面来论述。

（一）苏轼司马相如的接受态度

苏轼直言“司马相如谄事武帝”，“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9]45。世人便皆言苏轼瞧不上司马相如，哪怕是一代辞宗赋圣也不过是阿谀奉承之徒；都说苏轼为人刚直，见不惯司马相如靠着对武帝的吹嘘和投其所好获得宠爱。殊不知，苏轼对司马相如却是“小贬大崇”！

1.与扬雄态度几乎相似

与相如同代的汉赋家扬雄，早年模拟相如赋作数篇，后有人向汉成帝举荐扬雄，称其文采可比肩司马相如，成帝便“召雄待诏承明之庭”[4]3522。然而汉成帝只好颂功，不受讽谏，加上扬雄晚年追求“玄学”，认为相如“文终奏雅”的讽谏不过雕虫小技，最终对相如心生怨懑，悔恨当初学其文赋风格，转而大骂其赋为“虚词烂说”。其实他真正欣羡司马相如生于当用之世，艳羡其受得武帝赏识，嫉恨其抱得文君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对亲近之人用嬉笑怒骂之语调侃，如“你个傻瓜”并不是真地认为这个人是笨蛋，而是让对方产生亲昵之感，这便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川蜀乡热恋中的情侣男方会宠溺地说女方“你个哈儿”，翻译过来就是“小傻瓜”，很有甜蜜的味道，并非是在骂人贬斥。扬雄与相如为巴蜀同乡，确是以诙谐调侃之语来表达自己的艳羡之情，苏轼亦是蜀地中人，言语上带有蜀乡习俗也不足为怪，现今巴蜀之乡的习俗仍是对亲近之人借用“反语”来调侃，何贬之有？

2.崇李杜之崇

望着阴沉沉的窗外，第一场雪来到了，雪花一片又一片，白白的，像一朵朵小花，往左飘一飘，往右飘一飘，才落到地面上。渐渐地，雪花的胆子大了起来，姐妹多了起来，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挨挨挤挤，看不尽，数不清，像是赶集似的，一涌而来。我立刻跑出去和小伙伴们堆雪人，我找材料，他们来做，我先去找眼睛，我用豆子当眼睛，用胡萝卜当鼻子，用树枝当手，用盖子当嘴，我把材料找完了，他们也把雪人做好了，我把材料放到雪人上，就这样，一个雪人做好了，我和小伙伴看着雪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苏轼与司马相如同为巴蜀之人，他明面上苛责司马相如，贬其至深，然而骨子里的崇拜却是不可忽视。否则，他又怎么会崇拜“李杜”？宋代崇杜之风盛行，苏轼本人便是宋代崇杜风气的代表人物之一，“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苏轼《诗话》）、“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苏轼《东坡题跋》）、“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世人皆知苏轼对于唐代李白、杜甫的钦慕，然而李杜却也是司马相如忠实的崇拜者。杜甫为相如的才华所倾倒，为相如的命运和人品而叹咏，正如他诗中所言“献纳开东观，君王问长卿”（杜甫《赠陈二补阙》）、“长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贫”（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长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时”（杜甫《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等。李白在《秋于敬亭送侄湍游庐山序》中承认相如是他的启蒙老师：“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李白20岁在成都拜谒益州长史苏颋时，曾被称赞：“是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可与相如比肩也。”李白很受鼓舞，终其一生都以相如自比，这点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可被证实。李白入京面圣说“汉家天子驰驷马，赤军蜀道迎相如”（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他还在《大猎赋》中赞美相如及其赋：“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达。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竟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评。”[10]

试想，苏轼对李白和杜甫的仰慕天下人皆知，在如此尊崇李杜的情况下，又怎能对李杜如此赏识的司马相如真的厌恶呢？宋代才子风流，天下之大，芳草奇多，苏轼私心觉得相如既是大文豪，就该三妻四妾，不该被一个女人困住手脚，恨他不能要求再高些，这种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感，充溢于苏轼的心中。难道说，苏轼对相如流露出的不是一种敬慕和崇拜？

（二）苏轼对司马相如作品的接受

北宋前期，一改五代华而不实的柔弱气势。因君主好功，祥瑞频现，封禅祭祀等使赋作内容充实，风格刚劲，渐显颂的征兆。宋代文学尤其是仁宗到神宗这一阶段，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期文人墨客人才辈出，而苏赋则是北宋文赋中的极品佳作，是北宋辞赋的最高成就代表之一。

王安石变法致使苏轼被贬黄州，他经历了人生起落之后的失意迷茫、苦闷低落，终于贬谪三年之后，即宋神宗五年的秋冬作两篇《赤壁赋》。在品读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时发现，《前赤壁赋》的体裁、内容和《上林赋》有相似之处，在理顺承继关系的同时，也要发掘后代作家极具个性化的创新。下面我们从四个层面对这两篇赋作进行比较分析。

1.体式上的主客问答

章学诚云：“假设对问，《庄》《列》寓言之遗也。”[11]而相如却将主客问答的体式融入赋中，他二篇合一的思路对苏轼有所启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一篇文赋的上下两篇，其内容和体式具有一致性。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也承继了这种模式，两篇赋作并非作于一时，但其内容相关，可合二为一构成一篇，总称《赤壁赋》。苏轼这种对于赋作的构想，无疑是借鉴了相如。

司马相如主客问答的体式也对苏轼文赋起到了引导作用。“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12]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总体上采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以亡是公、子虚、乌有三人之间的对话展开描写，对子虚、乌有二人及齐楚诸侯的进行批评，抑客伸主，景情交融，随后笔锋宕开，开始极力描绘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之美和天子游猎的空前盛况，写得气势磅礴，浓墨重彩，极尽铺张扬厉之所能，最后文终雅谏，落脚于对帝王奢侈无度的规劝。苏轼继承了相如主客问答的体式，但他并非一味模仿，《前赤壁赋》去掉一个角色，将三人对话转变为两人对话，简化了结构篇幅，以苏子与朋友在江边对景抒情为主，政治失意的现实使他感慨万千，忽而豁然开朗，笔锋一转开始讲述变、不变的哲理问题，阐释了物我永恒之理。结构形式上主客问答的模拟使得苏轼的文章内容清晰，层次分明，但文中的“苏子”与“客”看似两人，实则自为主客设笔，问与答只是用虚拟的对话形式，表现出作者内心此起彼伏的真情实感。苏轼在文中同样采用了文末雅谏的结尾方式，但苏文并非着意讽谏，而是用清新淡然的态度委婉规劝世人，对万物之荣辱得失力求豁达超脱，像苏子一样保持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

2.语言上的铺排爽丽

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也不畅，畅无或竭。”[13]由此可见，汉赋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铺排。《上林赋》对具体物象的描绘采取的是力图穷尽的、全方位的铺陈方式。先写楚齐二王，再着重刻画上林苑的汉天子游猎，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展开描述，如原文中：“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狭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14]22“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14]24利用时间的顺移，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描写春夏秋冬和太阳的东升西落。特殊的空间铺排场面使文章层次清晰，且物以类分，把同类事物放在一起缀述，如水族类、飞禽类、走兽类、花草类，实现了类别上的归一，既使层次清晰，又展现文赋语言的爽丽。文中载：“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14]26千万石钟高高悬挂，千人同和、万人同唱，歌声铿锵有力，引山震撼，惹水翻波，甚至高亢激越的楚歌能掀起回风，语言描写慷慨激昂，畅叙帝王生活之奢靡。就铺排场面而言，文赋以恢弘巨制之感，尽显繁荣稳定、巍峨大气，奠基了汉大赋铺排夸张的语言特色。苏轼的文赋继承了相如赋的铺排特点，如《前赤壁赋》中有“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15]17，利用东西南北的方位铺排进行阐述，文中“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15]17，将白露、高山、流水、湖色、月光等按照由远及近的铺排方式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夸张、想象、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得视觉上形成了文赋气势的豪放随性，描绘了一派萧瑟清雅之感。行文如流水，场面如仙境，挥洒自如，充分体现了苏轼文赋的雅丽自然之本色，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但他并非一味铺陈，而是用简化了语言，改变了此前古赋繁琐的语言形式，此之为一新变。

苏轼还继承了相如华丽爽快的文赋特点。司马相如直爽的个性以及纵横家施展才华的自信和舒张的气魄，使其语言华丽，纷繁无穷。他在展现上林苑的盛景时“图穷毕尽”，包容万物，通过“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14]24的描写，使树木的百态千姿跃然纸上；通过“夸条直畅”将树木拔地而起的感觉形象化、写实化，可看出相如语言描写上的直爽。且“翠”“紫”“红”“朱”四字通过对色彩的描绘体现了相如语言的华丽。苏轼与相如为巴蜀同乡，他的文赋也延续了相如作品直爽明丽的特点，如：“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15]17描绘罢江畔情景的冷清幽静，忽而有客吹洞箫，萧声瑟瑟，千丝万缕，入人心弦，本应只见萧瑟之感，却现幽深宏厚。他用一“舞”一“泣”“幽壑潜蛟”“孤舟嫠妇”将声音写活了，直言情感之变化，行文直爽，毫不掩饰，堪见苏轼文学素养之高超，文学底蕴之深厚。又如“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15]17，语言清丽，有空灵神韵。二人用词都极为讲究，把握细节，描写精致，但相如的文辞豪迈恢弘，华丽繁复；苏文同样写景，不但将相如这种描写至微之物的精细模仿得淋漓尽致，而且在描词用句上承继了相如用词讲究、描写细腻的手法。苏轼的爽丽之中隐隐有凌云仙境飘逸之感，超凡脱俗，清新自然，如：“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15]17用词清丽，似与仙同游，意境唯美，而苏轼深知这些美好的事物不可拥有，所以直言不可骤得，只能“托遗响于悲风”。

3.审美精神上的自由超逸

司马相如直爽、不受世俗拘束、勇于追求自由的个性对苏轼有一定的影响。相如为川蜀之人，地域特色使其个性独立不羁，赋予他文章奔放自由、恢弘张扬的特色。相如还受到老庄思想影响，他追求自由，热爱自然，归于天地。他在辞赋创作中深谙道家自在无为的精髓，将天地之间万物渺然、不羁放纵、纵情自然的审美理想融入作品，这也成就了其大胆不拘的性格和别具一格的文风。相如的“赋心说”更是其受庄子影响后在审美精神上的发展——注重作家的内在自由之精神，上揽宇宙，容扩万物，拥有全面而主体的审美情趣，关注文赋创作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通透自然，胸怀天下。

相如赋作中的自由超逸之审美精神也深深启发着苏轼。苏轼作为相如的同乡，自然也继承了相如这种地域个性特征，其性格直爽、放纵自由、恣意不羁。苏轼还吸纳了相如这种“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容纳恢弘、通达自然的精神，面对世间万物时以静为动，独立纵情于自然天地之间，放任情绪奔腾呼啸、泄之无涯。其精神世界极度渴望自由，又因感受到万物不能一瞬，所以淡泊致远，致使凌云虚空、英雄豪迈的情怀充斥于字里行间。苏轼同相如在创作精神上同样自由不羁、超逸旷达，这种美学特色与司马相如是一致的，但苏轼将儒释道精神兼容并蓄，他在赋作中更主要体现的是老庄超越时空万物以及禅宗面对人生悲欢喜乐的宁静淡泊态度，从而体现出一种坚定而执着、旷达而自由的审美精神。

相如渴望发挥政治功用，然而武帝只是爱他的文赋能够赞颂汉代的大好河山，为现世存功，为后世留名，他的身份只是俳优。仕途上的不畅令他心意阑珊，故而他在表现汉赋雄华壮丽的特色时极逞胸臆，极尽所能，以豪美巨丽的语言和绚烂夺目的文风引人入胜，却将不满与失意藏于文终，在规劝中悄然表达自己的失志之感和幽怨哀叹。苏轼入朝为官，也渴望大展拳脚实现一番抱负，然人生坎坷并不如意。他政治生涯的悲剧为其性格和作品凭添几分旷达淡泊之感，仕途上的失意让他从开始怀疑人生价值，到后来看淡一切，放逐名利，淡然之感充溢于文头字末。同样是借景抒情，苏轼较之于相如来说，摈弃了相如越悲伤越华丽的思想风格，将其提升至一个新的思维境界。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因为他真正淡泊了名利，看透了人事变幻从而以一种旷达通透、淡泊豪迈的态度来拥抱世间万物。在《前赤壁赋》中的表现便是以短句“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15]17，将壮怀意兴、醉酒当歌的朦胧飘逸、自由奔放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空灵超逸之感。

4.文化心态上的开放包容

苏轼的文赋海纳百川、奇特荟萃，文风上豪情绚丽实则受到了司马相如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影响。司马相如是巴蜀人（即今四川），蜀地之人泼辣放纵、爽快义气，且四川位处盆地，刚好处于一个四通八达的枢纽位置，来自东南西北的信息融合使得文化上形成了一种包容并蓄、万物同行的文化心态。四川正如其名所称的那样，“四面都是山川”，古有“蜀道难”的名号，四面环山，地理位置上受到崇山峻岭的环抱，山高水奇，极其险峻，但这种交通不便的地理区位劣势却恰成了战争年代巴蜀之地免遭战火袭击的天然屏障，这使得蜀地包容的文化心态受到的冲击较小，保持较为稳定。古代秦国定都在中原（即今陕西），四川和陕西相邻，经济、文化相通，巴蜀之人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技术和优秀的养殖经验，生产技术更加高超，生活更为稳定。如此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结合，使得文化心态更加开放包容。相如善于观察，善于取材，巴蜀的奇山异草极多，蜀地的山水文化乃为天下至奇，故在相如的文赋中才可以描绘得如此写实、逼真、壮观。

在此文化心态氤氲之中，造就了相如豪爽包容的文风。苏轼作为其老乡，地域个性亦是如此，在品读数百年前同乡文豪司马相如作品时，产生了对同乡文风豪爽的认同感和文化心态上的趋同感，涵养了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度。如“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15]17，他了悟个人仅是宇宙沧海中的渺小微尘，感悟时间的瞬即消逝，这正体现了苏轼拥有一种包罗万象、开放通透的文化心态。

三、苏轼对司马相如赋接受的意义

司马相如的文赋模式对整个两汉赋坛影响巨大，推动了汉大赋的繁荣，其地位有目共睹、不可撼动。苏轼对相如的承继，不但使自身的文学地位稳固，更使汉赋在宋朝恢复荣光，甚至提升至一个新高度。《前赤壁赋》中保持了相如主客问答的体式、铺排爽丽的语言、自由超逸的审美精神、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又融入自己的独创。黄仁黼对《赤壁赋》评论说：“以文体论，似游赤壁记也。然记不用韵、而赋方用韵、此盖以记而为赋也。”[16]黄仁黼的评价本想否定苏轼文赋的赋体属性，然而却正是这种散文化形式使得苏轼在继承中将相如乃至汉赋发扬光大。苏轼对赋的发展，功劳巨大，前人难以企及，后人也无法超越，就算是其师欧阳修也只能甘拜下风。《欧阳文忠公文集》20篇赋，除《秋声赋》较为出名外，其余几乎无法与苏轼比较。宋时汉赋又起新高潮，宋代作家林艾轩将司马相如的地位从“辞宗”推至“赋圣”，林艾轩云：“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17]苏轼对相如的接受，顺应了历史潮流，也将宋人对司马相如的热爱和推崇推向了新高潮，对巩固司马相如的“赋圣”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对相如的接受使其文赋技巧和思想境界得以不断提升，这影响了苏轼在后期的创作及其文坛地位，也对司马相如在明清的接受产生不可忽视的意义和影响。明代王世贞肯定了司马相如“赋即长卿”的地位，他认为《子虚赋》《上林赋》“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18]，借班固、子云、潘张等人的才华加以比较，认为相如赋无人可及。明代张燮《重纂司马文园集引》中曰：“长卿赋手，横绝古今，天子至惓不得同时之叹，顾独不为卓王孙所重。……长卿他文，俱以赋家之心发之。故成巨丽，凡拙速辈无此格力。”[19]他不仅认为相如赋“横绝古今”，还将其赋作收集成册，附其传记材料2篇，历代题咏13篇，辑录相如遗事11条，历代评论13篇，足可见他对相如之重视。清代孙梅在《四六丛话》卷三十《作家三》中辑录了历代赋家的生平资料，他在司马相如小传后加有按语：“长卿之于赋，其犹子长之于史也。惟其牢笼天地，苞括宇宙，与夫疏宕有奇气者，异曲而同工。是以班固扬雄之流，苦精竭思，而终于不可及也。”[20]孙梅认为相如虽与司马迁的风格不同，但异曲同工，高度评价了相如在文学史上的成就，远非班固、扬雄之流可比拟。

明代的文学争斗较为严重，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观点相左，文人态度极端，受到派系斗争的影响对于相如的否定评价并不太客观，可以肯定的是明朝文人开始关注文赋方法，对于相如文赋的取材、文笔、精神很是注重，认为相如赋无人可以与之媲美，其文学地位至高无上，文学手法精妙绝伦。清代学者们更偏重对赋作进行收录、评议，相如赋的文学地位仍旧是不可比拟的。正是由于苏轼等异代知音在不同时代情境下对其的接受和推崇，相如的文学才赋和文学地位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千年，浑厚而绚丽。

结语

司马相如是汉赋史上的一颗闪耀明珠，也是汉赋发展达到高峰的重要标志。后世对他的文学接受是多方面的，但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主要针对苏轼《前赤壁赋》对相如《上林赋》四方面的接受来阐释影响。总的来说，苏轼对司马相如“小贬大崇”，其《前赤壁赋》对相如《上林赋》多有继承，但自为主客设笔，简化了篇章结构，摒弃古赋繁琐的语言，使之清新自然。且苏轼儒释道兼容并蓄的思想赋予其作品旷达淡泊的审美情怀和开放通透的文化心态。司马相如带给后世的文学影响很大，对相如文学意象和其它方面的接受仍需继续探究，我们只有在不断品读中探索他的文字奥秘，才能引起后世文人广泛持久地关注和接受，实现其真正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