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预叙作为一种预先叙事，指在重要情节发生之前预先透露或暗示其发展走向。这一概念由西方学者提出，但在中国古典小说评论家的理论范畴中早已有之，由金圣叹首先提出，被称为“弄引法”。与西方小说常用倒叙制造悬念的手法相对比，预叙的叙事方法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更为常见，并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带有预兆性的梦、预言性的语言，以及占卜、异象等，都能够起到预叙的效果。预叙作为叙事作品中一种特殊的叙述时序，其背后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传统。

中国古典小说常用预叙，这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对时间的认识有关。与西方以“日—月—年”的方式标示时间顺序不同，中国人在表达时间顺序时，常用“年—月—日”的顺序，整体优先于部分，体现了中国人对时间整体性的重视。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曾反复强调这一点，认为“这种以时间整体涵盖时间部分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叙事文学的结构形态和叙述程式”[1]122，因此中国的古典小说多从广阔的时空结构入手，再展开叙事。预叙也与这种时空的整体性有密切联系，它是叙事过程中由时空整体性展开想象后得出的结果。

一、梦境预叙的由来及早期发展

中国的预叙产生的很早，这与早期巫筮文化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最早在甲骨卜辞的占卜和应验中，就隐藏着预叙的身影，而《左传》作为中国早期史传文学的代表，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预叙。除了运用预言、异象以及占卜进行预叙之外，梦境因被古人视为沟通人神、预示吉凶的中介，以其进行预叙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整个《左传》文本中，共记载了近30个梦境，其中有许多都与预叙相关。在这之中，有象征性的梦境，即在梦中预见到一些具有象征意味的事物，如《左传·昭公七年》晋侯病中梦到黄熊，“黄熊”这一象征物也预示了晋侯之后的病势发展；也有写实性的梦，在梦中出现了客观现实中的人或场景，所梦的事件直接预示了以后的结果。另外，《左传》在描写梦境时，梦与梦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也出现了梦梦相合、梦中套梦、三梦相连等表现形式。虽然这些梦境描写的目的更偏向于道德伦理的训诫和劝导，具有教化作用，但不可否定的是，《左传》以梦境进行预叙的手法对后世的史传叙事以及其他类型的文学叙事，如古典小说、戏曲等都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之后的史传文学中，以梦预叙的手法被更广泛地运用。《史记》中记载了众多梦境，其中一部分是对先秦已有史料的继承，更多的梦境则为其所首见，如《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梦与海神战”[2]263“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2]273，这两则梦境都预示了帝王之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母亲梦中与神相遇，后生刘邦，则是预示帝王之兴的梦兆。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先秦历史散文梦境预叙传统的继承者，更是后代史传文学以梦境进行预叙的开创者。在这之后，班固的《汉书》、干宝的《搜神记》以及陈寿的《三国志》中，都多次运用梦境，以梦预叙也成为一种史传叙事传统，是撰写者常用的叙事模式。而在后世的其他叙事文学中，梦境也多扮演重要角色，对后代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创作影响深远。

在中国古典小说形成过程中频繁使用预叙手法，与《左传》所代表的先秦史官文化与其所开创的预叙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早期的《列异传》之《蒋济亡儿》，祖台之《志怪·江黄》等志怪小说中，记载的都是梦验故事。到了唐代，小说文体进一步独立发展，以梦预叙的手法也更为常见。在《谢小娥传》中谢小娥的父亲与丈夫分别托梦于她，小娥依照梦中所示，最终为父亲和丈夫报仇。《南柯太守传》中梦境成为主要的情节，所述之梦在现实中也一一应验，故事情节由梦境的开展逐一向前推进。到了后期，无论是“三言”还是《聊斋志异》，其中都不乏叙梦之作，并以梦境预叙推动情节发展。而这种“梦—占—验”的叙事结构在情节复杂、篇幅较长的章回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三国演义》与《红楼梦》中都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以梦预叙的手法。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绎小说的代表，其对梦境预叙手法的运用，一方面受到了《史记》《三国志》等史传文学的影响，对历史叙事具有一定的纵向关联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也与《红楼梦》等章回体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存在横向互涉性和对比性。陈洪先生认为，小说研究应该重视其“文本生成的文化/文学血脉”[3]，通过关注史传文学与两部章回体小说之间横向的对比与纵向的关联，对这两部小说中的梦境预叙手法进行探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小说叙事手法产生的文化土壤，探讨叙事手法由史传文学到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流变，并探明小说之间叙事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三国演义》：梦境预叙的转型

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中体现了不同形式的预叙，毛宗刚在《读三国志法》中，把这种手法称为“隔年下种”“先时伏着”[4]8-9。而梦境作为预叙常用的媒介和手段，也时常出现在小说所描绘的三国人物日常生活之中。《三国演义》中共有25回内容涉及到梦境，其中共记梦30余次，可见作者在叙事时对梦境的重视。而这些独具特色的梦境，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叙事模式。其中，出现较多的是与政治情况相关的一些梦境，这些梦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暗示重大政治事件的结果或走向，例如帝王降生和政治走向预兆梦；另外是体现个人吉凶祸福的梦境，从侧面突显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为之后的个人命运走向埋下伏笔。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梦境，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在前人的史传作品中找到相应的出处。

在《三国演义》中，出现了许多与帝王降生有关的梦境，其中第三十八回记述孙坚夫人吴氏诞下孙策与孙权之前所做的梦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孙权的母亲在临死之前召周瑜、张昭二人，对二人提及数十年前的梦境：“长子策生时，吾梦月入怀；后生次子权，又梦日入怀。”[5]322这一梦境并不是罗贯中首创，在干宝的《搜神记》中就曾记载孙夫人梦日月入怀而生二子之事，《三国演义》在继承这一材料的同时，展开了更深一步的文学创作。首先，古时梦日、月入怀后产子都是吉兆，这预示着所生两子均有富贵气象，皆是能够掌握一定权势的人，这一点在《史记》《汉书》《三国志》中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例子。但因日与月所代表的意义有所不同，所以也预示着孙策与孙权在日后所取得的地位和成就是存在差异的，之后长子孙策早逝，弟弟孙权最终建立吴国也验证了这一梦境。其次，小说中孙权母亲在复述梦境时加入了卜者的角色，提到“卜者云：‘梦日月入怀者，其子大贵。’”[5]322通过卜者的解梦，也使这一梦境的预示作用更强，更具有说服力，为孙权日后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另外，与《搜神记》孙夫人将梦境说与丈夫孙坚听相比，《三国演义》中孙夫人于临死之际对周瑜、张昭二人托孤时说出这一梦境，更有利于情节的开展与推进，并且也显示出了孙夫人的爱子之心和政治谋略。除了第三十八回中提及“梦日”，这一情景在《三国演义》中也曾多次出现，如第三回少帝与陈留王流落农庄时庄主的“双日之梦”，以及第六十一回曹操的“三日之梦”，这些梦境都具有帝王降生的预示效果。小说中的这些同类型的梦境，产生了同样的预叙作用，这种“同梦”现象也形成了一种内部的互文[6]。

除了与帝王降生相关的梦境，也有一些预示政治走向的梦境，最为大家熟知的应该就是第七十八回，曹操梦见“三马同槽”，这也预示了司马一家将逐渐执掌魏国政权，成就一番霸业。这些情节的设置都通过梦境来完成，以此预示之后的政治走向和历史发展情况，显示出了梦境在叙事手法、情节推进上的价值和意义。

运用梦境来表现人物性格，展现个人命运的例子在《三国演义》中也不算少数。第七十三回中，关羽梦到黑猪咬足就是一个典型的梦境预叙。小说中写道：“忽见一猪，其大如牛，浑身黑色，奔入帐中，径咬云长之足。云长大怒，急拔剑斩之，声如裂帛。醒来时觉得左足隐隐疼痛。”[5]607这一梦境同样首见于史传，在《三国志》中注引王隐《蜀记》曾载“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三国演义》是对它的扩充和改写，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动作和形态的描写进一步展现关羽的个人性情。关羽在梦醒之后立刻将梦境说与关平听，被关平错解为吉兆之后，他坦然不疑，并未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变故，最终梦境应验，于江东遇害。而对这一梦境，毛宗岗曾解“豕属亥，亥属水”，此梦应为大凶，因此这个梦境是对关羽个人命运的预示。类似的梦境还有第一百十六回，写道邓艾曾“梦见登高山，望汉中，忽于脚下迸出一泉，水势上涌”。其护卫爰邵以《周易》释梦道：“将军此行，必然克；但可惜蹇滞不能还。”[5]952事后爰邵之说果然应验，邓艾最终克蜀也命丧蜀地。可见这些梦境都是对个人的吉凶祸福进行的预测。

结合《三国演义》中所运用的以梦预叙可以看出，一方面《三国演义》对史传文学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在新的小说认知下，其预叙叙事在继承《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传统的同时也迎合了时代对小说的审美要求，是史传文学与小说交融下的产物，也是不同文化土壤孕育出的综合产物。《三国演义》处于由史传文学向小说转变的初期阶段，并且由于题材的限制，在叙事上受历史书写的影响比较大。总体来看，《三国演义》中的梦境预叙是对正史叙梦传统的一种发展和开拓。

三、《红楼梦》：梦境预叙的集大成者

《红楼梦》以梦为名，以梦始，以梦终，是古代的梦文化和梦境书写的集大成者。作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梦书”，据学者的统计，《红楼梦》叙梦共达32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叙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浓缩了各种形式的梦境，并且对梦的诸多表现功能，如虚拟、象征、预兆、抒情、结构构建等，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发掘。通过对梦境的书写，作者让我们进一步体会作品深厚的哲学思想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

《红楼梦》中描绘了众多独具特色的梦境，梦境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些梦境中，有的只是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感，是典型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另一部分则偏重于表达贾府的兴亡以及人物的命运走向，这一类梦境就带有明显的预叙效果。

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曾提及，最妙的预叙，是诗，又是哲学。而《红楼梦》第五回所记载的梦境：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就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在这一回中，贾宝玉梦中进入太虚幻境，刚一入幻境便听到唱着“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的歌声[7]71，便看到牌坊上“假亦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对联[7]73。从梦境的一开始，作者就为其笼罩上一层薄纱，不仅让梦中人看不透，也让读者沉浸在这巨大的梦魇之中。之后，贾宝玉跟随警幻仙姑到“薄命司”翻看《金陵十二钗》正册以及副册、又副册，其中的判词充满了预示和隐喻，宝玉看后仍有诸多不解，但这些文字正对应着贾府众多姑娘的人生命运，这一梦境更牵动着整部小说的百转千回。第五回的这一梦境，虽独立成章，但利用梦境展开的预叙已经逐渐渗透到全书的行文脉络中，一丝一缕如丝线般将全书串联起来，或在章回间若隐若现，或在之后的某一回中陡然闪现，让人恍然大悟，明白当初的判词竟是这番道理的同时，又为每一个人物的命运唏嘘不已。对于这段似诗、又似哲学的梦境预叙，杨义先生曾评价说：“这段预叙把人生行程和提前叙述的人生结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动人心弦的象征诗一般的审美张力。它提供了预叙充满命运感的诗化和哲理化的经典形态。”[1]156另外，从叙事结构上看，这一段梦境预叙贯穿全文，随着情节的推进，呈现出巨大的控制力和无处不在的渗透力，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预叙体系，使得全篇都带有被预叙感染的浓浓的命运感和悲剧感。

除了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这一梦境，《红楼梦》中还有许多梦境具有预叙的作用。在小说中就出现了两则预示贾府兴极而衰的梦境，这两则梦境的内容和预示的结果之间也出现了互涉性，起到了相互关联呼应的作用。在第十三回中，秦可卿临死之际托梦给王熙凤，在梦中她对贾家以后的境况做了大致的预测和说明，劝王熙凤“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7]170，王熙凤虽然也认同她的说法，但梦醒之后并没有听从秦可卿的劝告，仍然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对她自身以及贾府众人的一些荒唐做法也没有加以制止，从而使家族一步步走向不归路。而在第八十六回，贾母梦到元妃托梦给她，提及“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7]1210，贾母醒来说与众人听时，大家都以为只是上了年纪的人思前想后的心事，并没有放在心上。而从这前后两则梦境中可以看出，这两则梦境都是由亡魂托梦暗示贾府将来的由盛转衰，并提醒要及时筹划，早安排退路。但在梦境出现的时间上，两则梦境也呈现出不同的意味。如果说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时，贾府还处在大厦将倾的前期，还处于“荣时”，这则梦境只是提醒和劝告，及早筹谋可能还有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到了元妃托梦贾母时，贾府已到荣华散尽的境遇，只有早些“退步抽身”，才能保得家族留存。但无奈早先王熙凤并没有因这一劝告而早做打算，贾母的梦境也并无人放在心上，以至于后来贾府陷入危难，众人只落得四散奔逃。这两则梦境，一前一后，相互呼应，预示了贾府繁荣不再的命运，也为整个大观园笼罩了一层悲凉之感。

总的来看，《红楼梦》中带有预叙效果的梦境，多是对小说人物命运和家族命运的一个大的统摄。作者一方面用梦境预叙这种方式，将梦境中所体现的隐喻和暗示贯穿全书，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预叙体系，对控制情节的开启和收束、增强小说结构的有机性和完整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梦境预叙营造出了一种压抑、不和谐的气氛，也使整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流露出忧伤、惆怅的悲剧心绪，以及深深的宿命之感，从而让读者体悟到更多对人生的思考和对命运的问询。

四、《三国演义》与《红楼梦》梦境预叙的对比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绎小说的代表作，在梦境预叙的运用上更偏向于史传手法，而《红楼梦》作为后期人情小说的代表作以及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在梦境预叙的使用上就更加自如，叙事模式更加成熟。《三国演义》与《红楼梦》作为不同阶段的两部代表性章回体小说，通过对两者梦境预叙的对比，既可以看出小说发展演变过程中受史传文学影响的痕迹，剖析小说“文化土壤”的来源，以及其后的发展演变，又可以通过横向对比看出梦境预叙在逐渐摆脱史传文学思想控制之后，在小说文本中的成熟与进步。

下面，将对两部小说中出现的梦境预叙进行对比，探究其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并进一步突出梦境预叙的发展走向。

第一，从梦境的长短和内容的丰富程度上看，两者存在着差异。《三国演义》中的梦境大部分都比较短，多是简单叙述梦境，梦醒后和他人交流，通过对梦境进行占卜和预测，从而得出相关的判断，对梦境本身的描写并不算详尽。例如之前提到的“三日之梦”“三马同槽”等梦境，对梦境本身内容的关注和描写较少。这也与早期史传文学中对梦境预叙的记载模式有关，最早《左传》中记载梦境也只是寥寥数字，如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前记载晋文公的梦境：“晋文公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8]在早期以梦境预叙的手法中，对梦境的描写更简单，而梦境叙述后的释梦、占卜、梦境应验才是叙述的必要。对于这一类的叙述者而言，前者的梦境叙事只是铺垫和准备，最后的梦验才是重中之重，没有梦验，之前对梦境的描写也失去了意义。因此，文中对梦境的描写也比较简单。

而在《红楼梦》中，对梦境本身的内容描述就非常细致。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这一梦境的叙述就用了大概八千字的篇幅，不仅对梦境本身做了十分详细的描写，而且梦中人物的形象也十分鲜明，且能够与生活中的形象有机结合，浑然一体。

通过对梦境篇幅长短和内容丰富程度的对比，可以看出，在《三国演义》中梦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媒介和手段出现；而在《红楼梦》中梦境的主体地位更大一些，作为整个作品结构设置的重要环节，在整个行文脉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从中也可以看出，由史传叙事向小说叙事的转变过程中，梦境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

第二，从梦境所表达的内容来看，《三国演义》中的梦境多是一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而在《红楼梦》中描写的多是写实性较强的梦境。《三国演义》中的梦境多是与一些象征物有关，经常梦到如马、猪、日、月等物体，这些梦境都笼着一层纱，不能直接看出梦境的结果和所应验后的事件走向，因此做梦的人梦醒后基本都会向他人复述梦境，并进行占卜和预测。与《三国演义》不同的是，《红楼梦》记载的梦境中所出现的基本都是客观现实中的人，所梦的事件能够较为直接的预示以后的结果。第五回中虽然隐藏着许多的暗示和隐喻，但它使用的多是与汉字相关的拆字、谐音等手法，并不多涉及象征意象。

关于这一差异，也与《三国演义》所涉及的早期文化背景以及史传叙梦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一方面，先秦以来盛行的预占文化，一直到东汉末年仍然在人们心中占据着至高的地位。《三国演义》作为承袭《三国志》而创作的历史小说，对当时的预占文化也有很大的继承，因此在梦境预叙的过程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小说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也使其梦境中的象征意象较多。在《左传》《史记》《三国志》的梦境叙述中，经常出现梦见熊、鸟、牛等具有象征性的事物，《三国演义》在写作过程中也有所继承。

第三，从梦境应验的速度来看，两者也存在差异。在《三国演义》中，梦境的应验速度较快，且有梦必验。小说在五十八回中记载马超在西凉州时，梦见自己身卧雪地，有群虎来咬。醒来之后和庞德复述梦境，认为是不祥之兆，释梦的话还没说完，马岱就冲进来说：“叔父与弟皆死矣。”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三国演义》中梦的应验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红楼梦》中，梦境的发生和应验相距较远，梦境的出现更具有整体性的考虑，与整个文章的结构相关联。这样的安排，既能够充分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可以进一步加深小说的命运感和悲剧感。从这一点差异也可以看出，在小说叙事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作者对梦境预叙的表现手法运用更加熟练，通过梦境描写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也更高。

第四，从功能意义上看，《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中的梦境都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劝人向善，予以警示，但详细对比和品味，《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教人向善的意味比较明显，而《红楼梦》中的梦境，从教化意义向审美和艺术意义的转变更多，艺术性更高。这也与两者的梦境来源不同有很大关联。《三国演义》中的梦境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史传记载，而正史记载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对人的劝谏和教导。因此在史传叙事模式的影响下，《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梦境仍然具有很强的道德劝惩色彩，宣扬天命观、因果论，教化意义更浓一些。而《红楼梦》中的梦境，全部来源于作者的文学创作和想象，已经基本摆脱了史传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文学自由性更强。并且在清朝后期，对自然认知水平的提高，梦境预叙逐渐摆脱预占文化的影响，更多地作为单纯的文学叙事手法出现，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也不断呈现出多样化，梦境的真实性和教化意义已经不再占据首要地位，艺术性的表达成为重中之重，在功能上也从教化走向审美。

总的来看，《三国演义》中的梦是融入生活的，梦境既是推动情节发展，展现人物性格的重要途径，更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而《红楼梦》中的梦境，已经超脱出日常生活的范围，梦境的现实气息较为减弱，梦境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上升到更加纯粹的艺术技巧方面，梦境的统领作用和整体结构的把控能力更强。《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其中体现了史传叙事和小说文学叙事的双重身份，也让读者感受到了以梦境预叙这一手法由史传向小说过渡过程中的转化和发展轨迹，而《红楼梦》则体现了成熟小说叙事手法对梦境预叙手法的熟练运用。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史传叙事向小说叙事的发展脉络，同时也为之后的预叙手法的发展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