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萍

（河南省西平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西平 463900）

围产期心肌病（Peripartum Cardiomypathy，PPCM）为妊娠最后1个月之前未发现，出现在妊娠最后1个月或产后5个月并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心力衰竭性疾病，左室射血分数一般低于45%，会表现出明显的心脏泵血功能衰竭，左室射血分数低于35%者常发生动脉栓塞，引发脑缺血、肺栓塞和急性心、肾、脾梗死等严重并发症，预后较差[1～2]。围产期心肌病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相关研究认为该病与病毒感染、炎症、氧化应激、泌乳素、自身免疫机制失衡、血管生成失衡、胎儿干细胞影响、高龄、妊娠高血压和多胎等因素相关[3]。本研究旨在研究围产期心肌病与心血管受体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的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围产期心肌病的相关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1月～2017年1月我院收治的42例围产期心肌病妊娠患者作为观察组，年龄 27～39岁，平均年龄（29.67±3.45）岁；合并妊娠高血压病者23例；NYHA心功能分级：Ⅱ级者2例，Ⅲ级者18例，Ⅳ级者22例；妊娠最后1个月发病者19例，产后5个月内发病者23例。选取同期来我院进行产检的42例正常妊娠孕妇作为对照组，年龄26～38岁，平均年龄（29.22±3.27）岁。两组患者的年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NYHA心功能分级Ⅱ～Ⅳ级者；窦性心律者；左室射血分数＜40%，左室缩短分数＜30%者；在妊娠最后1个月或产后5个月出现心力衰竭症状者。

1.3 排除标准 因明确原因导致心脏病变者；伴有影响免疫标记物升高的其他疾病者；血压＞160/100 mm Hg者；血红蛋白低于90 g/L者。

1.4 研究方法

1.4.1 收集基本资料 收集两组产妇的基本资料，包括NYHA心功能分级、血压、心率和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包括左室射血分数、左心室大小、内径和收缩功能等）。

1.4.2 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检测 采集静息平卧状态下静脉血5 ml置抗凝管中，采用ELISA方法进行检测，以（标本OD值/空白对照OD值－空白对照OD值/空白对照OD值）≥2.1为阳性。

1.5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产妇的临床资料、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平均滴度和阳性率。

1.6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2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理论频数小于5时）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平均滴度和阳性率比较 观察组产妇的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平均滴度和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产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平均滴度和阳性率比较

表1 两组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平均滴度和阳性率比较

组别 n 自身抗体滴度β1-受体 M2-受体抗体阳性[例（%）]β1-受体 M2-受体观察组对照组t/χ2 P 42 42 1∶（131±11）1∶（79±10）22.668＜0.05 1∶（144±8）1∶（51±7）56.698＜0.05 26（61.90）7（16.67）7.416＜0.05 20（47.62）6（14.29）8.150＜0.05

2.2 两组产妇临床资料分析 两组产妇的年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的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和左室收缩末期内径等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左室射血分数和左室缩短分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产妇临床资料分析

表2 两组产妇临床资料分析

临床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t P年龄（岁）心率（次/分）收缩压（mm Hg）舒张压（mm Hg）左室射血分数（%）左室缩短分数（%）左室舒张末期内径（mm）左室收缩末期内径（mm）29.67±3.45 102.19±15.21 137.56±12.70 88.64±7.15 37.89±5.35 18.61±4.27 58.77±6.48 46.08±5.22 29.22±3.27 84.25±14.93 117.38±8.46 72.36±6.53 68.72±4.73 42.10±3.96 44.51±5.32 26.91±3.87 0.613 5.455 8.570 10.896 27.979 26.141 11.023 19.119＞0.05＜0.05＜0.05＜0.05＜0.05＜0.05＜0.05＜0.05

2.3 相关性分析 经Spearman相关检验分析，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的相关系数为0.893，P＜0.05；β1-受体自身抗体滴度及阳性率与左室舒张末期内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17和0.724，P＜0.05；与左室收缩末期内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48和0.733，P＜0.05；与心功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89和0.752，P＜0.05；与以上指标均呈正相关。β1-受体自身抗体滴度及阳性率与左室射血分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79和-0.615，P＜0.05；与左室缩短分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71和-0.556，P＜0.05；与以上指标均呈负相关。M2-受体自身抗体滴度及阳性率与左室舒张末期内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25和0.716，P＜0.05；与左室收缩末期内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50和0.741，P＜0.05；与心功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91和0.766，P＜0.05；与以上指标均呈正相关。M2-受体自身抗体滴度及阳性率与左室射血分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93和-0.592，P＜0.05；与左室缩短分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1和-0.572，P＜0.05；与以上指标均呈负相关。

3 讨论

心血管受体β1-受体为心脏G-蛋白偶联型受体，由477个氨基酸残基构成，通过7次跨膜形成3个细胞内环和3个细胞外环，而肾上腺素能激素的结合位点则为细胞外第一环，β1-受体自身抗体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与β1-受体结合后，可发挥肾上腺素能激素样作用，产生“激动剂样”效应[4]。据文献报道[5]，β1-受体自身抗体最初被发现时，多认为与扩张型心肌病密切相关，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β1-受体自身抗体增强心肌细胞收缩频率的最大效应可达到异丙肾上腺素的80%，且β1-受体自身抗体不易脱敏，其抗体阳性率和抗体滴度水平与心力衰竭严重程度、心律失常等均密切相关。M2-受体也为心脏G-蛋白偶联型受体，M2-受体自身抗体阳性血清可明显减小心肌细胞ICa-L，通过M2-受体介导信号传导发挥负性调节心肌细胞收缩频率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6]，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均能影响跨膜电位，增加钙离子浓度，促进心肌细胞损伤，诱导心肌病理形态的改变和心肌细胞凋亡。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平均滴度和抗体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的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和左室收缩末期内径等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左室射血分数和左室缩短分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Spearman相关检验分析，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的相关系数为0.893，P＜0.05；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滴度和阳性率与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收缩末期内径和心功能等指标均呈正相关，与左室射血分数和左室缩短分数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围产期心肌病患者的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平均滴度和抗体阳性率较高，β1-受体和M2-受体的滴度和阳性率与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收缩末期内径和心功能等指标均呈正相关，与左室射血分数和左室缩短分数呈负相关。临床上可依据围产期产妇的β1-受体和M2-受体自身抗体平均滴度和抗体阳性率判断心肌病的发病风险，并预测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