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蓉

1972年，平凉地区展览馆（现平凉市博物馆）在崆峒区四十里铺庙庄遗址清理了五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不少珍贵器物。其中位于M2墓主人头部的一件铜爵（图1），制作精良，器型凝重典雅，上有铭文“舌齿父乙”，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浓厚兴趣。该铜爵高21.5厘米，流至尾长17.0厘米。“U”形长流，短尾，深腹，圜底。双菌状柱，兽首形鋬，锥形三棱足外撇，柱顶饰凸弦纹和云雷纹，腹部饰云雷纹衬地的简化饕餮纹，饕餮双眼突出，线条略微粗宽，整体纹饰结构严谨、匀称秀丽。鋬内阴刻铭文，“舌齿”字样有“亚”字形外廓，笔画粗细基本匀称，转折起合处自然随意；“父乙”二字位于下方，笔画起收处锋芒外露，间用肥笔，呈现了商代金文典型的用笔特点。1996年，“舌齿父乙”铜爵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图1 “舌齿父乙”铜爵

《说文解字》云：“爵,礼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爵为饮酒器，形状似鸟。铜爵始于夏，盛行于商，常与觚、斝等礼器组合使用，是当时身份等级标志的核心器，在我国酒礼器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至西周成王时，因“酗酒误国”诸因素，以爵为主的酒器组合逐渐被以鼎、簋为代表的食器组合所替代。研究表明，“铜爵的最终消失,可推定在西周中期以后或两周之际”。而以“爵”示等级的思想文化一直延传至今，《礼记·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现代汉语中“加官晋爵”、“高爵厚禄”等词语就是最好的体现。铜爵也用作祭祀器和冥器，出现较少。《博古图》卷十四曰：“盖爵于饮器为特小,然主饮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实大。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这说明铜爵使用的广泛性。

关于该铜爵的铭文（图2、3），殷商时期国家组织以氏族为基础，人们“生既聚族而居，死亦聚族而葬”，各族拥有自己的族徽标志，常铸刻在青铜礼器不显著的部位，如鋬阴、内腹或耳下、圈足等。有记载证明，“舌”地为商王常至之地，与王室活动关系密切。如在殷墟卜辞中，“惟宇、犬、舌比,弗悔？”“贞：惟臣舌戈令守”，舌族与犬、戈等族并列出现。又，“无舌告于批庚惟羊用”“丁亥卜,亘贞：王舌？”等卜辞中，“舌告”“王舌”均为族名。已发现的舌氏族徽青铜器有舌方鼎、舌觚、舌觯、舌父乙尊等约二十件，时代从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舌齿父乙”铜爵为其中之一。刻有同一族徽的铜礼器出现在不同的地域，说明各族之间存在往来、交流或迁移现象。由此可以断定，生活在泾河上游、崆峒一代的先民与商、周政治中心有一定程度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商末至西周，金文“父”的内涵扩大到诸侯、士大夫等功臣或一般人的父亲，铭文“父乙”为祭名，表明系作器者为祭祀其父而铸造。

从汤威[1-2]、苗丽娟[3]、张军涛等[4]、贾连敏等[5]对各地舌铭铜器的出土情况的介绍及统计来看，“舌”铭爵此前共见13件，其中出自安阳地区7件,分别为舌爵（《集成》07501）、舌亚韦爵（《集成》08788）、舌爵（《总集》3281）、舌爵（《集成》07503）、舌爵（《集成》07504）、舌父戊爵（《集成》08522）、舌父己爵（《集成》08552）。出自郑州地区的有4件，郑州黄河大观出土3件，舌爵（5995）、舌韦亚爵（5996）、韦舌爵（6002）；郑州荥阳小胡村出土1件，亚韦舌爵（M22：7）;出土地不明者2件，西周爵（《集成》08978、08979）。由上可见，之前研究中常用的“舌”铭青铜器多处于商王朝核心的中原地区，尤其是郑州及安阳两处商王朝都邑地区，这恰说明了舌族与商王室之间应有密切的联系。此外根据汤威先生对涉及舌族的殷墟卜辞的研究[2]，认为舌族最初应隶属于王族，或是由王族衍生出的分支族系。安阳、郑州地区出土的“舌”器为探索舌族的封地及分布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而敝馆收藏的这件“舌齿父乙”铜爵填补了商旧畿以外地区舌族存续信息的空白，这批墓葬材料或为商王朝被推翻后，舌族流徙或用器外流的重要证据。

图2 “舌齿父乙”铜爵铭文

图3 “舌齿父乙”铜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