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骏

一、引言

为配合山东临淄水泥厂扩建工程的建设，淄博市博物馆、临淄齐故城博物馆于1992年9月至1993年6月，联合对其所占用的临淄区永流乡商王村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整个墓地共发掘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墓葬100余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等982件，为研究齐国腹地战国至两汉的历史，增添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是当时山东文物考古的一项重大收获[1]。在发掘的众多墓葬中，一号、二号战国晚期墓保存完好（一号墓为女性墓，二号墓为男性墓），出土器物丰富，是继临淄大武村西汉初年齐王墓随葬器物坑的发掘之后，有关齐国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2]，引起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两座战国晚期墓共出土8件铜带钩和5件铜带扣，形态各异，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它们以其独特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制造工艺和装饰技法，将带钩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彰显了鲜明的齐国地域性特征。

二、带钩概述

带钩不是舶来品，它是在中国本土起源的[3]。绝大部分带钩形体虽然不大，但它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足以表明带钩的使用及其影响，渗透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4]。带钩是我国古代服饰文化中一项重要内容，其铸造工艺、装饰技法及艺术风格，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无不折射出深邃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古代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礼仪习俗、民族融合等。它对我国服饰装束、青铜器铸造工艺与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带钩在《楚辞·招魂》《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中被称作“鲜卑”“犀毗”“胥纰”“师比”等[5]。通俗来讲，即是古代男性服装束腰用的腰带扣，是我国古代服饰中的一种重要构件，大致由钩首、钩体和钩钮三部分组成。钩首用于勾连，钩钮呈圆润状，大致位于钩尾部或中部，起到固定作用。带钩的主要用途是连接革带两端，使革带牢固地系着衣袍，另外还可用来佩挂印章、铜镜等随身的小物件[6]。用于制作带钩的材质，一般以铜、铁为主，也有金、银、玉等。另有少见的石、骨、木、藤、琉璃、陶瓷质，但大多为非实用器[4]。带钩尺寸不一，形态各异。从带钩外观来看，造型丰富，式样繁多。为追求奢华高贵，带钩在装饰工艺上，往往集多种技法于一身，如鎏金、错金银、错红铜、镶嵌宝石、浮雕、镂空等。钩首纹饰有龙首、兽首、鸟首、马首等，钩身有琵琶形、兽面形、螭形、长牌形、水禽形等。装饰技法的不同组合，呈现出不同的视觉体验，珍贵的宝石、炫目的金银以及婉转流畅的线条，共同营造出丰富多彩的效果和艺术氛围，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华美瑰丽，美不胜收。

根据考古资料，1972年浙江桐乡县（现桐乡市）屠甸乡金星村遗址中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带钩[7]，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原始形态的带钩。我国春秋中晚期，在齐、燕、楚、秦等国的广阔地域，带钩已开始出现。山东、河南、湖南、陕西、北京及辽宁等地春秋至战国早期墓中，都有铜带钩或金、玉带钩的出土。在齐国地域，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山东蓬莱村里集墓就有方形素面铜带钩出土，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春秋墓曾出土金带钩。这说明至迟在春秋早期，齐国贵族阶层已经开始使用带钩。关于带钩，《管子》《史记》等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不乏相关记载，但最为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当数齐国春秋时期“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如《管子·小匡》中载有“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史记·齐太公世家》中也有“射中小白带钩”的记载：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后来，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劝谏下，不计一箭之仇，任用管仲为相，使管仲地位在高氏、国氏之上，号为“仲父”，创造了《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的辉煌历史，成就了齐国泱泱大国的宏图伟业。从此以后，齐桓公小白腰间的带钩也被罩上了神奇的色彩，这对于后世对带钩含义的解读，产生了较大影响，带钩也因此被寓意为“趋吉避凶保平安”的特殊代表，不仅如此，带钩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历史意义。如文献中汉代刘安的《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以此相互炫耀和攀比，带钩遂成为当时区分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重要标志。又《淮南子·泰族训》中的“带不厌新，钩不厌故”，则更加说明带钩在当时社会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临淄商王村一号、二号战国墓出土的铜带钩、带扣

在山东地区考古发掘中，齐国地域出土带钩的数量较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70—90年代，在齐地春秋墓葬中出土达70余件，仅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就出土了66件[8]，是迄今为止山东地区出土齐国春秋时期带钩最多的墓葬。齐地出土的战国时期带钩约160件，其中所用材质丰富，有铁质和骨质。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出土的战国时期带钩多达45件[9]。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新发现，可以全面、系统地揭示齐国带钩及带扣的整体风貌。

临淄商王墓地的两座战国晚期墓，共出土了8件铜带钩和5件铜带扣[1]，其中一号墓出土的1件铜带扣造型奇特，与螭虎组合而成，极为少见。带钩钩首大都铸有兽面纹，钩身造型丰富，图案纹饰采用几何纹、动物纹等，灵活多变；在制作工艺上采用阳线、阴线、浮雕、透雕等技法；在布局上采用对称式和非对称式，均衡中富有变化；在装饰工艺上大都采用鎏金、镶嵌绿松石等技法，制作考究，技术精湛，使带钩更加富丽堂皇。绿松石，又称“松石”，因“形似松球，色近松绿”而得名，绿松石常被镶嵌在金、银、铜器物上，颜色绚丽，交相辉映，形成了光彩夺目、绚丽多姿的装饰艺术效果。这些带钩、带扣均为齐国贵族阶层使用的实用器，尽显贵族气派。

（一）铜带钩

这两座战国晚期墓出土的8件铜带钩，按照不同造型分为五型，下面对其做分析探考。

1.Ⅰ型鎏金嵌绿松石铜带钩

二号墓出土（M2：46-2）。通长8.9厘米，通宽3.5厘米，通高2.1厘米。长条形钩体，通体鎏金。钩首兽面纹，圆形钩钮位于尾部。钩身细长，中段缠绕一“S”形虺纹，俏皮可爱。双目嵌绿松石（已脱落），后段饰四组斜线组成的三角纹，钩尾透雕一凤一虺，造型采用非对称式，生动活泼，均衡中追求节奏上的变化（图1）。

2.Ⅱ型鎏金嵌绿松石铜带钩

一号墓出土（M1：72）。通长7.5厘米，通宽4厘米，通高1.5厘米。长条形钩体，钩首兽面纹，钩身细长，上部长方形凹槽内镶嵌绿松石（已脱落）。圆形钩钮位于尾部。钩尾的设计可谓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纹饰图案采用对称式，由蝴蝶形云朵纹组成，中间镂空，图案活泼，富有变化。通体鎏金，显得更加富丽华贵（图2）。

图1

图2

3.Ⅲ型鎏金镶嵌绿松石螭虎纹铜带钩

一号墓出土（M1：94）。通长10.4厘米，通宽1.7厘米，通高1.9厘米。钩体呈琵琶形，镶嵌绿松石（大部分已脱落，现存3片），通体鎏金，圆形钩钮在近中部。钩首兽面纹，钩身全浮雕一螭虎俯卧另一兽身之上，该兽一肢支撑虎首，一肢抓虎颈，仰身作痛苦挣扎状，给人以强烈的动感，神态刻画细腻自然，惟妙惟肖。具有较强的写实性，生活气息浓厚，充满情趣（图3）。

4.Ⅳ型鎏金兽纹铜带钩

一号墓出土（M1：79-2）。通长9.5厘米，通宽1.6厘米，通高2.2厘米。钩体呈琵琶形，通体鎏金，圆形钩钮位于尾部。钩首兽面纹，钩身浮雕一兽形，作卧伏状，与钩身连成一体。腹部、后肢、尾部镂空，长尾向下翻卷，呈“S”形。圆目，张口，鼻唇较长，扇形大耳，肢体健硕，给人以粗犷、凶猛、彪悍之感，赋予齐国人勇猛善战的寓意。带钩制作工艺精湛，棱角分明，刻画细致，富有层次和节奏感（图4）。

图4

5.Ⅴ型鎏金嵌绿松石鸱面人手神鸟纹铜带钩

一号墓出土（M1：126）。通长8.2厘米，通宽2.8厘米，通高1.7厘米。该件铜带钩通体鎏金，造型特殊，为透雕鸱面人手神鸟纹，较为罕见。圆形钩钮在钩中部，直径约1.7厘米。钩面上的鸟首喙前突向下，喙尖略向内勾，喙两侧是猫眼状的双目，喙下部饰三排细珍珠纹，每排约8颗。鸟首上方两侧为角状双耳，是一个角鸱的面部特征。鸟身躯粗短，两侧为双翅，肘部弯曲，前臂上举，双手捧扶钩体。鸟尾下垂，左右两侧外撇伸出八字形羽毛，上刻有数道象征羽毛的阴线。鸟首前额正中和两翅肩部镶嵌22片绿松石（现仅附着17片）（图5）。

该带钩造型为透雕神鸟，应是《山海经》中提到的鴸。《南山经》中载：“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瘅，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鸱即角鸱，耳边有长毛似角，俗称猫头鹰。《山海经》中的鴸应该是一只长着手的猫头鹰，这与带钩上的鸱面人手神鸟正好吻合。过去多认为鴸是《山海经》中所述的各种人面鸟的一种，但值得商榷。因为《山海经》对各种人面鸟的“人面”都是有很明确的文字记述的。如《南山经》中有：颙，“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西山经》中有：橐二，“其状如枭，人面而一足”。凫徯，“状如雄鸡而人面”。《北山经》中有：竦斯，“状如雌雉而人面”。而在对鴸的记述中并没有提到人面，所以它不应是人面鸟。当时的人为何把带钩做成鴸的形象，这或许可以从“见则其县多放士”中得到答案。“放士”有两种解释，郭璞注曰：“放，放逐；或作效。”放、效两字词义完全相悖，如释为放，当为恶鸟；但若释为效，鴸就是吉鸟了。就是说，见到鴸的地方会有许多效力之士，因此将鴸的形象用在带钩的装饰上，也就有着美好的寓意了[10]，表达了美好的精神诉求。

6.Ⅵ型鎏金铜带钩

二号墓出土（M2：46-1）。通长9.2厘米，通宽2.8厘米，通高2.5厘米。钩首方扁，钩身上部细长，下部造型为弧形琴面，通体鎏金，圆形钩钮在钩尾部。造型简洁明快，在纹饰图案设计上采用对称式，上饰阴刻菱形纹、卷云纹，线条精细流畅，过渡自然（图6）。

（二）铜带扣

带扣和带钩的主要功能相同，即用于人服饰束带，但是它们出现的时间却不相同。带钩具有更久远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多次出土玉带钩[11]。据目前考古资料判断，出土年代最早的带扣是米脂张坪M2和包头西园M4的春秋时期带扣[12]。用于人服饰束带的带扣最早出现于两周之际的北方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引进中原。《战国策·赵策》：“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以傅王子也。”经过战国、汉代的发展成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汉代以后中原地区大量传承使用，并逐渐取代了带钩。陈仁涛先生在《金匮论古初集》中也作了阐释：“带扣之用同于带钩而尤为便利，其始亦为胡人之服制，而创作较带钩稍晚，唯汉魏以降，用者渐多，遂寝取带钩之地位而代之。”[13]

图5

图6

图7

带扣是一种通称，从构造上看，它主要分为环孔和舌针两部分，功用是装于带头，便于解结。带扣的制作取材广泛，质地较为丰富，以金属质地为主。珍贵的有金、银质，尤以铜、铁质居多，考古发掘还出土过骨质带扣。带扣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一直延续使用到当今，成为我们今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考古发现的带扣从构造特征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主要区别在扣舌上。不论带扣环孔的形状如何，扣舌分为死舌和活舌两种。死舌固定在扣环一侧，活舌则可以转动自如[14]。

带扣与带钩在实用性上相比较，有着使用方便、结构合理、结实牢靠的特点。带钩从春秋中叶起，一直使用到逐渐被带扣取代止，经历了约六百年之久，而带扣的使用延续更久，至今已有两千多年[4]。

临淄商王墓地一号、二号战国墓共出土5件铜带扣，其中4件鎏金。分Ⅰ型、Ⅱ型[1]，造型独特，特点鲜明。

1.Ⅰ型鎏金铜带扣

二号墓出土（M2：13-1），共计4件。通长5厘米，通宽3.2厘米，通高2.9厘米。长方形扣环，分八个面，棱角分明。一端为蛇首形扣舌，通体鎏金（图7）。

2.Ⅱ型螭虎纹铜带扣

一号墓出土（M1：80）。通长4.6厘米，通宽3.6厘米，通高1.4厘米。整个带扣造型呈“┏”形。方形扣环，一边铸有一蛇首形扣舌，其后侧扣环被一螭虎所衔，螭虎向左弯颈勾尾，整个身体呈“S”形，四足蹲踞，作卧伏状，腹下有一长方形钮（图8）。

该带扣扣舌虽为死舌，但被螭虎衔住扣环，且在螭虎口中能活动，更显得标新立异、精巧灵活，特点突出。在同时期出土的众多带扣中较为罕见。螭虎造型生动、活灵活现，刻画精细，层次丰富，制作工艺精良，体现了齐国带扣在造型与装饰风格上，受齐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影响，在造型上变化丰富，在功能上实用性强，在装饰上求新善变、不拘一格。

图8

上述Ⅰ—Ⅵ型铜带钩、Ⅰ—Ⅱ型铜带扣，均藏于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

四、结语

从上述铜带钩、带扣的造型、制作工艺与装饰艺术风格来看，虽不能完全涵盖齐国带钩、带扣艺术的整体风貌，但从中可见一斑，均体现了鲜明的齐国地域特色，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美的追求，充分体现了齐国高超的手工业制作水平。这些造型奇巧、纹饰华美的青铜带钩与带扣，在造型和装饰艺术上追求变化、形式多样，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身，并完美统一，充分反映了齐国战国时期青铜器精湛的铸造水平和高超的装饰技艺，代表了这一时期齐国带钩、带扣造型与装饰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的真实写照和最好诠释，为进一步进行齐国服饰文化、青铜器铸造与装饰工艺等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