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引言

近几年来，雾霾成为出现最为频繁的关键词之一，接二连三的雾霾天气给大气环境、群众健康、交通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随着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政府相关部门对环境问题的监督加强，环境保护再一次成为社会焦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企业环境信息是指企业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与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和企业环境行为有关的信息。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环境信息可用于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整体评估与环境风险预测；对于企业本身而言，披露环境信息是自身树立良好形象的契机。除此之外，环境信息更为政府有效管理环境和公众自我权益维护等提供依据。因此，加强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

国内学者关于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研究基本上都涉及了企业环境活动的经济影响和纯粹的环境影响，其中经济影响是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更为关注的内容，而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更加关注环境影响。孟凡利(1999)提到环境信息披露需要涵盖两个层面的内容：环境的财务影响和环境绩效。财务影响包括：(1)环境问题对公司财务情况的影响；(2)对公司经营成效的影响。环境绩效包括：(1)环境法规的遵守情况；(2)环境质量情况；(3)环境治理和利用污染物的情况。肖华(2001)提出企业环境报告的内容应该包括四个方面：报告的范围；公司的环境影响，包括对资源的损耗，以及污染物对生态的影响等方面；公司的环境业绩，包括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污染排放控制等方面；公司环境活动的财务影响。另外，他还强调了对环境报告进行审计鉴定的重要性。李建发和肖华(2002)设计了企业环境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企业简介与环境方针；环境影响实际指标和标准指标；废弃物、产品包装、产品、污染排放、再循环使用等信息；财务信息(环境支出、环境负债、环境治理准备金、环境收入等)；环境业绩信息(环境治理与投资、奖励等)；环境审计报告。耿建新、焦若静(2002)提出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应完整包含：企业造成环境问题及影响、企业制定的环境对策和方案以及在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披露环境支出和负债，其中披露的关键内容是环境支出与负债。

二、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关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外部因素。在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的起始阶段，主要研究公司特征因素的影响，在发展阶段，公司特征因素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控制变量。

在公司特征因素层面，汤亚莉等(2006)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到结论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卢馨和李建明(2010)研究制造业的现状时，发现公司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显著影响。何丽梅和侯涛(2010)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实际控股人性质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影响不显著。郑春美和向淳(2013)研究证明公司规模、公司负债程度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而盈利能力的影响不显著。

在公司治理因素层面，李晚金等(2008)实证分析证明法人股比例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显著影响，而直接控股股东性质、股权集中度、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及独立董事比例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毕茜等(2012)在研究制度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时，发现国有控股股东和独立董事能增强制度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李强和朱杨慧(2014)研究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能明显改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尤其是股权制衡机制、董事会和独立董事作用显著，但控股股东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在外部因素层面，王建明(2008)得出结论：政府监管力度越大，企业提供更多的环境内容；披露程度的行业差距部分原因是由政府监管压力造成的。肖华和张国清(2008)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受时间和事情的影响。沈洪涛和冯杰(2012)研究发现：(1)媒体有关企业环境表现的报道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2)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增强舆论监督的作用。

除了这三个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还有学者从环境表现、文化因素等方面来研究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沈洪涛等(2014)研究发现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高时，环境表现越好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低时，环境表现越差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披露的信息以数量而非质量取胜。毕茜等(2015)研究发现环境制度及传统文化分别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同时传统文化与环境制度有互补的效应。

三、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国内学者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主要涉及财务绩效、资本成本和企业价值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而且与国外一样，研究结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后果，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真实社会责任贡献信息与股价的相关性不显著，对股价的解释能力较弱。蒋麟凤(2010)通过对沪市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市场价值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关系不显著。张淑慧等(2011)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能够提高企业价值，但是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对企业价值、资本成本、财务绩效等方面产生积极的经济后果。邹立和汤亚莉(2006)依据博弈论原理，建立博弈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过程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到结论上市公司及时、充分地披露环境信息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孟晓俊(2010)认为企业自愿披露信息，有利于增加信息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可以降低资本成本。沈洪涛等(2010)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能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叶陈刚等(2015)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代文等(2016)研究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倪娟和孔令文(2016)研究发现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且债务融资成本也更低。

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未来展望

纵观上述文献综述，环境信息作为会计信息的延伸领域，成为近十几年的一个新研究热点，国内研究学者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对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需要学者继续探索进行弥补与完善。

(一)继续深入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和方式的研究

当前，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缺乏统一的环境信息披露准则，企业环境信息内容的界定众说纷纭，如国际上的GRI和ISO对环境信息内容都进行大致界定，但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上交所颁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也只是对环境信息大概界定为九类。因此，不同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不同，相互比较存在一定困难。此外，由于信息披露在没有统一的规定，部分公司倾向于选择披露对公司产生正面影响的环境信息，对于负面信息，则不予以披露。在披露方式上，环境信息披露主要是实行自愿披露，且对披露地方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一方面会导致环境信息收集困难，另一方面也会降低企业环境信息的可比性。因此，迫切需要学术界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深入研究，促使政府建立完善的披露体系。

(二)积极探索环境信息披露的衡量方法

目前社会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领域中，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分析和衡量。这种方法需要在研究中阅读大量的年报或者社会责任报告，工作量较大，从而使得样本量小，导致较高的抽样误差。同时，在打分的过程中较大程度上的运用了主观判断力，导致主观性误差的产生。所以，学者们应该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评价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以探索出一套通用且客观的衡量体系，以提高研究工作效率、增加环境信息的可比性。

(三)积极探索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目前国内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大多处于借鉴国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套用中国资本市场数据进行研究的阶段。我国尚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存在很多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国情，国外的研究框架和结论可能不适合我国现实情况。一方面，国人在环保理念、环保意识方面的确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我国法规制度尚不完善，企业较难形成有序、全面的披露。所以，学者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深入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并最终促进我国制定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规范与制度，实现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化、有序化和全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