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剑华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建 福州 350007）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标志性的刊物，是近现代影响最大、刊龄最长的综合性杂志。1904年3月11日创刊于上海，至1948年12月停刊，共计44卷，819期/号，813册。刊物详细记载了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是这一时段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一个见证和缩影，汇集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思想材料。《东方杂志》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时事需要先后发行二十几期专号，内容涉及时事、宪政、科学（爱因斯坦号、杜里舒号）、艺术（中国美术号）、体育、战争、中日关系、民族运动、乡村状况以及名人追悼专号、刊行纪念号、建国纪念号等。期刊专号焦点集中，内容广泛，最能体现期刊的编辑思路、学术敏感、文化积累和创新意识，《东方杂志》以“专号”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对某一热点问题进行纵深报道，及时有效地反映重大事件和社会进程，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和传播效果，扩大了期刊的社会影响力。文章拟对《东方杂志》“爱因斯坦号”“杜里舒号”“中国美术号”的编辑内容进行简要分析，以展现期刊专号对民国时期科学、艺术的关注和传播。

一、东方杂志“爱因斯坦号”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和传播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已为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东方杂志》刊行专号向民众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系统报道世界前沿科学信息，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启发民智，努力促进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和进步。1922年12月25日，在爱因斯坦路过上海前夕，《东方杂志》第19卷第24号以爱因斯坦专号的形式向国民系统介绍相对论和科学精神，希望借此提升中国民众的科学知识和对宇宙万物的认知水平。

爱因斯坦号共刊载了13篇阐述相对论的文章，其中高鲁的《爱因斯坦与相对论》［1］开篇揭示人类要应用相对论的原理探求世界本源，作者分别论述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不同之处，接着阐述了相对论的三个意义的区别，认为单纯从哲学角度阐述相对论无法尽显其奥妙，同时应该从物理学的角度深入探究，最后以相对论原理进一步阐述宇宙的奥秘，认为相对论的提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心南的《爱因斯坦和科学的精神》［2］一文认为，爱因斯坦科学精神的二大要素是怀疑的勇气和求真的信念，这是他赖以成功的法宝，也是值得我们效仿的研究自然科学必须具备的科学精神。心南的另一篇文章《能媒万有引力和相对性原理》［3］分别从能媒的疑问、时间空间的相对性、爱因斯坦的宇宙论等多方面阐述爱因斯坦的理论和原有物理学观点的不同之处，用浅显通俗的说明进行简要介绍，希望能够帮助非专业人士粗略了解相对论的一般原理。

周昌寿的《相对性原理概观》［4］一文从相对性原理总说、起源、特殊和普遍相对性原理、爱因斯坦的宇宙观和能媒观等方面简要阐述相对性原理的由来经过，内容变迁，应用的范围和将来的发展，希望一般民众在文章的帮助下大致了解相对性原理的基本观念。在结论部分作者指出相对性原理是一种数理的现象化，处处离不了数学公式的论证解析，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特点。

李润章的《相对论及其产生前后之科学状况》［5］—文把相对论产生前后的科学状况作一种比较研究，充分肯定了相对论在科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及其巨大影响，认为相对论的提出使力学、电磁学等各学科的联系更加紧密，改变了以往物理学及其他学科长期受数学及力学支配的处境，突显了物理学在各学科中的重要地位。

周昌寿的《相对性原理概观》和李润章的《相对论及其产生前后之科学状况》二篇文章，引入许多复杂且有难度的数理公式进行阐述论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特点，普通民众阅读起来可能较为困难。这些文章的最终关注点大都归结到爱因斯坦的宇宙观上，这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中国民众原有的传统认知，同时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以科学精神彻底改造国人的世界观，推动以科学思想重塑国民的精神世界。

二、东方杂志“杜里舒号”对哲学的关注和传播

杜里舒早期从事生物学研究，后来才转向哲学研究，因此他的相关哲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反对传统机械论、主张生物有自主协调性，这种不同于中国旧的封建思想观念的生机主义契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努力寻求的唤醒民众的救国良方。1920年，梁启超邀请杜里舒到中国讲学。1922年10月14日，杜里舒不远万里乘船抵达上海，先后在杭州、南京、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讲学，热情洋溢地向中国民众宣讲他的生机主义哲学思想。杜里舒的生机主义为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打破人们思想上枷锁的有力精神武器。

杜里舒来华讲学的影响不小，他的讲演经过瞿世英等人的整理，结集为《杜里舒讲演录》。1923年4月25日《东方杂志》出版杜里舒专号，以张君劢、瞿世英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用较为直观的方式向国民介绍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并把它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试图借此打破人们的思想枷锁，唤醒国民的自觉性。

瞿世英《杜里舒哲学之研究》［6］一文提出：杜里舒认为生物学与认识论、本体论是密切相关的，生物现象可以用机械论解释，也可以用生机主义解释，这不仅是生物学的问题，也是哲学上的问题。认为生物不是机械的而是自主的。生机主义的立足点认为心物并行论是不可通的，这是生机主义对哲学问题的一个重要贡献。作者认为杜氏哲学的重要部分并不是生机主义，而是他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另瞿世英在《杜里舒与现代精神》一文中指出：“哲学的效用就是要养成适当的人生态度，为人生观寻求一种合理的根据。”［7］认为生机主义便是生活自主，自主和全体是生机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每一个人在社会里都可以对于全体有所贡献，借此宣扬一种自主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尽量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费鸿年《杜里舒学说概观》［8］一文论述了杜里舒学说的由来、方法论、生机主义、秩序论和实在论，认为杜里舒的哲学系统始于生机论，终于实在论，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生物的秩序推广到宇宙万物的秩序。而《杜里舒的著作》［8］一文全面列举了杜里舒在生物学、生理学及哲学三方面出版的著作及论文等，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查询的便利。作者认为杜氏虽为现代哲学家，但他的著作还是以生物学的论文占大多数。相比较而言，杜氏生物学上的贡献要大于哲学，呼吁国人在关注哲学问题的同时不要忽视了纯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张君劢《关于杜里舒与罗素两家心理学之感想》［9］一文认为，杜氏研究的侧重点是思想如何运行，其所求者则思想之公例；而罗氏研究以分析为目的，以行为说明目的，二者观点不一。作者呼吁国内学者不可偏信一家之言，厚此薄彼，党同伐异，新文化运动需要百花齐放的学术风气。

上述专号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思想，为中国思想界引入一种全新的思维认知方式，也为中国近代各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指引，阐明了建立健全的中国近代学科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

三、东方杂志“中国美术号”对艺术的关注和传播

《东方杂志中国美术号征文略例》阐述，“神州立国久远，文物殷昌，取精用宏，著于艺事。自钟鼎球图之美，以至丹青金碧之工，法式流传，名家辈出，盱衡寰宇，殆莫能先……今者地下之蕴藏日出，科学之匡助益多；研求国艺，发挥光大，盖莫便于此时。而乃数典忘祖，坐令远西后起之术，入据艺林，篡吾正统，不亦悲欤？”［10］由此可知，东方杂志刊发中国美术号是为了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扬光大，同时并不简单盲目地排斥西方外来文化艺术，强调相互吸收，共同进步，“学术以比勘而益精，文化以吸收而益伟，其有能通东西之邮，足为折衷之资者，并拟兼收，以备一格”［10］。

1930年，《东方杂志》第27卷第1、2号分上、下两册发行《中国美术号》特刊，征文共计34篇，全书共30余万字，附三色版画片及金石拓本数十幅。专号上册主要论述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思想，下册则以金石、书法研究为主，对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学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东方杂志》推出中国美术专号，对美术文化和理论进行大力宣传和推介，婴行（丰子恺）《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11］一文认为，西洋美术和东洋美术有着本质的差别，并分别从东洋画的技法、理论两方面来论述东洋画对现代西洋画的影响，认为中国画的技术特色是风景画与静物画方面十分优秀，在内容和思想上的主要特色是“气韵生动”，要求画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日常生活中细心观察，积累经验，厚积薄发。

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12］一文指出，自明神宗万历初年至清高宗乾隆末叶二百年间，西洋画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十分显著，涉及宫廷、画院、民国画家、中国建筑、瓷器等许多方面。明代传教士布道中国，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洋画大多为宗教画，传教士本身精通画理的不多。至清初始有传教士供奉画院，精通画理的西洋教士在教堂供养圣像，中国教徒中有许多画学大家受其影响，潜移默化，出现不少融合中西画术的名家。

郑午昌《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13］一文论述了中国壁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两汉以前，绘画受礼治的影响巨大，宫室祠堂的壁画内容多为圣贤、孝烈等风俗和经诗故事，即所谓壁画的“礼治化”时期。自魏晋至宋，佛道盛行，印度绘画随佛教传入中国，寺庙道观人物造像庄严宏伟，且作者多为当时名家，此为壁画的“宗教化”时期，也是中国壁画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自宋至清末，释道之风渐趋衰落，画家多倾向于创作山水竹石等含有文学意味的绘画作品，此为壁画的“文学化”时期，也是中国壁画的衰落时期。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14］一文认为，书学是中国最早设科的一门艺术，即“六艺”中的一种。清代学术昌明，书学派别也比以前丰富且复杂。作者选取明崇祯元年（1628年）至民国17年（1928年）三百年间，中国书学派别中具有代表性的31位书法家，分帖学（以晋唐行楷为主）、碑字（以魏碑为主）、篆书、隶书、颜字各书学派别进行论述，考察三百年间中国书学的发展状况。

权伯华《古瓷考略》［15］一文指出，我国造瓷起源于晋朝，唐代略有进步，五代、宋、元、明期间发展迅速，至清代发展最为兴盛。晋瓷由于处于初创时期，花色式样趋于简单古朴。五代及宋，造瓷精美且数量众多，柴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等胎骨釉色极为精美，号称古瓷之冠。元瓷形式新颖，别开生面，不拘一格。明瓷精品也不亚于宋代，自五代至明，可以说是中国瓷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清瓷精妙绝伦，集历代造瓷工艺于一身，发展最为兴盛。作者认为瓷器制作工艺的发展程度与学术文艺的兴盛以及国力的强弱关系极为密切。

东方杂志美术专号的刊行对于中国学术界和美术界的意义十分重大，表明了“中国的美术研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足以与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并驾齐驱”［16］。专号作者大多为当时的著名书画家和杰出的后起之秀，所关注和探讨的都是当时美术文化最前沿的理论研究，学者们在“中国美术号”上踊跃发表文章，阐述专业的美术技法和先进的艺术理论观点，同时对于新潮的学术思想，也能及时加以推介和宣传，对于中国近代美学的规范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东方杂志》主编以直达科学前沿的选题策划，编辑发行“爱因斯坦号”“杜里舒号”“中国美术号”等期刊专号，积极向读者介绍当时国际社会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启导和改造国民的世界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引导社会与科学潮流，拓展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努力促进中国近代科学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和进步。

期刊专号与正常刊行的期刊相比具有明显优势，专号信息量大，内容相对集中，选题比较切合实际，为读者提供了当前国际最前沿的学术信息和思想潮流，加深了读者对某一方面学术知识的深入了解，体现了思想讨论、学术研究的自由度，为进一步启迪教育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提供了一种新途径，为国民的思想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