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亮 杜佳贝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湖北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62）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着眼于人的解放和发展，从“现实的人”出发，关注“人的现实”，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下人的发展的畸形。马克思深入社会生活，提出了实践的观点来考察国家。实践作为人能动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集中体现着人的本质，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是人最基本的实践方式之一。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相互交往，建立联系，形成人的社会关系，架起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是嵌入其中的利益。平衡利益冲突，需要一个机制来协调，这个机制就是国家。国家建立的初衷是有利于个体的存在和发展，而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却是打着维护“共同利益”的幌子来满足统治阶级（这里主要指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立场出发，揭露了国家的产生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并进一步指出了国家发展的形态。

一、考察国家的方法论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首要原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一原理做出过详细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国家的历史演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他们的哲学是从人间上升至天国。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和费尔巴哈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他们考察历史的方法论原则：社会存在决定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从属或派生于社会存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

考察历史活动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从物质生活过程出发，即便是错误的观念，也有其生发的物质经济根源。针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错误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严明地论证了“国家是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由交往形式即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形态是由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翻转了黑格尔先入为主地设计出一个国家的理念，来为资本主义统治奴役下层人民进行合理性、合法性辩护的悖论。同时，也明确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或快或慢的发生变化，国家这一共同体必然消失，广大受剥削、受奴役的人民大众有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黑格尔及其门徒施蒂娜、鲍威尔等自始至终与黑格尔哲学世界观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在绝对观念里兜圈子，根本没有深入社会实际生活过程，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方法来观照历史现象和历史活动，而希望通过观念上的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解放人的自由，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探求如何实现人的解放的道路上，他们便得出了诸如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念革命等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毫无功用的结论。例如黑格尔认为社会制度和国家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即异化产物，只要扬弃异化，让“自我意识”认识到周围世界在本质上不是与它相对立，人和外部世界对立这一矛盾就会解决，［2］并称普鲁士王国是其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施蒂娜则认为改变现存的关系仅仅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意志，现存的关系就是一些观念。因此，对于如何实现人的解放，施蒂娜认为人们的不自由是由于受概念和观念的束缚，只要人们从头脑中把这些观念和概念剔除出去，自然而然就实现了人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纬度，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弊端并予以尖锐批判，揭露了德国思想家囿于观念体系而无法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的缘由，建立起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存在决定论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科学地破解了历史演进之谜，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及其自我否定的必然性，指明了国家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产生及其演进

（一）国家的产生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黑格尔从绝对观念出发，把人理解为精神上的存在物，在观念层面探求人的自我实现，妄图解释历史现象，推动历史发展；而费尔巴哈虽然从物质出发把人归结为物质的存在物，但他没有深入现实社会生活，而是把人从物质中抽象出来，仅仅视为肉体的存在，因此，费尔巴哈眼中的人仅仅限于“活着”，这样的人和动物的存在没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破解历史之谜，揭示历史生发运行的规律，首先就必须阐明历史创造者的本质属性。针对黑格尔“思辨的人”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错误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行了尖锐批判，提出了“现实的人”观点。他们认为，“人不是处在某种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历史本质上是由人创造的，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前提。

既然人是现实的人，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的统一体，那么人类要生存发展，首先就要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即维持肉体存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1］，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包括四个方面，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用于满足个人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个人想要发展就必须扩大生产，不能仅仅停留在生命活动维持生产的狭隘范围。所以当肉体生命能够得到基本的维持后，个体本质上有物质生活资料再生产的欲望和行动。随着物质生活生产范围的扩大，个体需要的渐进增长，人们的交往就随之扩大，可能不仅仅限于家庭、家族、族群内的交往，而是扩展到家庭、家族、族群之间的大范围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定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关系网，尤其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人们的交往频率更高，层次之广前所未有，人类历史逐渐向世界历史转变。

伴随物质资料生产而被分娩出来的是社会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起初只是性别分工，后来由于天赋的需要（主要是体力）、偶然性才形成了自然分工。如原始社会中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手段主要靠采集，所以这一时期，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高于男性，而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农耕文明出现，在体力等方面对妇女要求较高，相反，男性生理结构适合于掌犁耕作，因此这一时期的男性社会地位出现了反转，在家庭中从被动地为上升为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社会分工，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工。此时的分工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相分离阶段，那是因为分工开始按照劳动类型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广泛分工，［3］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界限明显区分。

由于分工将整个社会的工人划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社会便出现了阶层的划分：从事脑力劳动的管理者和从事体力劳动的被管理者。二者分工不同，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及分配的结果都不同。脑力劳动者只需要从事轻松的管理工作，便可以支配更多的生产资料，占有更多的由体力劳动者生产的产品。随着脑力劳动者支配地位从社会生活中的剥离，他们便成为了社会的统治者。由于对社会财富占有的多寡不同，便滋生了私有制。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以私有制为基础被确立，在奴隶制社会，脑力劳动者是奴隶主，体力劳动者是奴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者变成了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体力劳动则变成了无产阶级和雇佣工人。

私有制是为了确立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财富占有分配关系而确立的制度关系。“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而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诞生是一个同步的历史过程”［5］。私有制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拥有，这种私人拥有与各阶级在社会交往中的利益直接挂钩。为了平衡各方利益，缓和冲突，保证社会机制正常运行，国家就以一个规正社会机构的面目出现了。这样马克思就把黑格尔派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颠倒过来了，阐明了国家绝对不是理念的集合，不是在意识中创造出来的。

同时，资本主义作为继封建社会之后最新国家形态，马克思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以协调各方利益的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也标榜自己是“共同利益的维护者”，但在本质上来说，由于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中必然存在财产占有的两级分化，一极是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资本家，他们构成了统治者阶级，另一极则是因被剥夺而占有社会少量财富的工农阶级，他们形成了被统治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把私人利益说成共同利益的统治阶级。所以，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虚假共同体”，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它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必然不是最终的形态。

（二）国家的发展及消亡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马克思穷其一生，立志于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苦苦探寻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国家作为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载体，自然与人的一切社会生活相互牵绊，影响着人的解放的实现。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性，从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出发，指明了国家形态的进一步演进与发展。

1.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分工使个体局限于某一范围，只能从事某一职业。由于受着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关系的束缚，个人只能屈服于分工的安排，而不能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人的自由因分工所形成的劳动而受到了限制。这种劳动活动不是出于自愿自觉，劳动活动本身、过程、结果对个人来说就变成了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劳动成了异化的劳动。要实现人的自由，就必须扬弃分工和自然形成的私有制，打破统治阶级因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以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为借口组建的、采取虚假形式运行存在的国家形态——“虚假共同体”，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以前的社会形态采取了虚幻共同体的形式，表面上打着维护共同利益的幌子，实际上背地里行压榨、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罪恶之实。在这种虚假共同体中，个人隶属于共同体，是独立于个人的，受着它的支配与束缚而得不到解放，但在实现了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都可以在任何领域发展自己”。［6］因此，作为个体，个人将不再受分工的挟制只能作为一个猎人、渔人、牧人而存在，而是今天是猎人，明天可能是渔人或牧人。

2.国家发展的动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解放的社会形态的美好设想是否如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将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建立在幻想之中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大胆的设想了未来人类实现解放的社会形态，而且将其建立在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着手，充分论证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路径和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德国那些自诩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伪君子，揭露了其在思想观念领域企图实现一场革命，妄图做出一份修为的道貌岸然和不切实际性，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它只有通过历史关系、通过工业、通过商业、农业、交往关系得到实现。”［6］

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置于现实的物质活动之中，对人的解放的动力做了物质性的阐释。首先，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够实现，不能企图通过一次思想观念上的变革来达到；其次，解放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关系的变更，必须通过商业活动、农业活动等充分高度发展来实现，也就是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旧的生产关系不能够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必然要求变革不适应目前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原来的生产关系，一旦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那么，经济基础就跟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时，部分改变或全部改变国家上层建筑便具有了可能性，社会形态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而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在造就社会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否定自身，人的解放实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3.国家发展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埋葬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能寄希望于资本主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也不能仅仅依靠生产力这一无目的的力量，而必须依靠广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革命手段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到：“无产阶级的占有只能够通过适合无产阶级特征的普遍联合的方式、通过革命才能够得以实现。”［1］

4.国家的消亡

马克思在考察国家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国家并非一成不变，永存下去，它只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国家的产生来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刺激产生私有制，私有制使代表不同利益的人们组成阶级，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7］的面目出现。因此，从逻辑上来讲，国家是伴随着阶级产生的，也会伴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旧式分工消失，阶级不复存在，那意味着国家也就消亡了。

三、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实启示

（一）正确理解国家的历史作用

从国家的演进阶段来看，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出现—阶级产生—国家产生—国家发展—国家消亡是国家演进的线条。这说明国家的产生是必然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产生的动力，也是国家消亡的动力，阶级关系是国家产生的直接原因，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促进人的发展是国家产生的初衷和归宿。国家在历史上不仅具有统治人们的专政职能，而且也为保护个人提供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国家庇护，人与人的关系将会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利益争夺、冲突将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的悲剧必然因为人的自私性在人类社会上演一幕幕悲剧，以大吃小、以强凌弱的原始生物状态将接续发生。国家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上述的种种不幸，即便是像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吃人社会，也在保护人的利益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国家本质上是要维护个体的利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国家本无好恶，只是掌握国家的阶级存在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去盘剥、欺骗广大人民群众，出现了“摩登时代”那样的悲剧，使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炼狱般的生活，人们感觉到悲惨和不幸，对生活充满了愤懑与抱怨，而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下的教会却告知人们“人生来就是苦的，要学会忍耐服从”。此种欺骗与盘剥是幼稚的，是资产阶级美好的幻想。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及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种种制度的调整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缓和冲突就说明了这一点。“前事之不忘，后事之鉴也”。历史就在眼前，汲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尽可能完善国家的制度，全面从严治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真正成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好制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廉洁奉公，志于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好政党。

（二）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发展

改革是完善国家制度的重要方式。当前，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改革，目的是为了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旧框框、旧机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党的十八以来，积极贯彻执行改革开放国策，蹄急步稳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尤其针对党自身存在“四大不足”“四大危险”，没有自我遮掩，而是勇于亮剑，查摆问题，开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良方，推进党自我革新、自我净化从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学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首提“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以来，经过5年多的党建领域的全面改革，党的风气逐渐正了起来，得到的人民群众的赞扬与认可。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些沟沟坎坎，牛鬼蛇神。如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国内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攻击中国的改革是变革社会制度，对此我们一定要坚定改革信念，顶住压力，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解放中国人民，最后解放自己。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解放的社会形态，我们的一切改革努力都是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国家形态的终结，具有历史必然性，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总会实现。实现的方式无非革命夺取和改革进入，为了防止历史上以革命方式进行改朝换代的悲剧重演，为了防止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工人发动的反抗运动的重演，我们选择通过改革的方式，逐渐完善制度，主动迎合历史潮流，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念，努力推进国家制度完善，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