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昭海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王阳明是我国明朝重要的教育家，一生都没有停止过“授弟子业”。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王阳明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和教学经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作为中国人，不可不知王阳明。”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而且对解决当下中国高职教育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一、“圣人可学而至”与高职学生出彩

王阳明把“心”当作宇宙万物的本体，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1］，“良知”就是天地的“心”，是心之本体，是人的认识和道德的本体，在这一点上，圣人与一般人并无二样，“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1］他认为圣贤与凡夫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圣人内心纯为良知而无私欲，而一般人因私欲蒙蔽了自己的“良知”，一个人只要追求内心纯为良知而无一丝私欲即可成为圣人，“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1］他进而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可学而至，谓吾心之灵与圣人同也。然则非学圣人也，能自率吾天也”。［1］他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致良知”，最终把人培养成圣贤，人之学就是成为圣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要“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2］就此而言，王阳明“圣人可学而至”教育理念具有如下现代价值：

一方面是践行教育公平理念。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当前我国高职教育还在一些方面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如在招生方面，招生政策的设计就是本科院校筛选后的学生报考高职院校，高职院校在招生上就是二等公民，有些高职院校甚至出现招生困难的局面；在就业方面，行政事业单位和一些大中型企业招考直接将高职院校毕业生拒之门外；在社会认可方面，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还有待提高，家长认为孩子考不上普通本科院校，选择高职教育是无奈的选择等。王阳明依据人性善，主张天下没有不可教化的人，在《何陋轩记》中，他对当时流行的“蛮夷不可化”的思潮进行了批判，认为只要有君子住到蛮夷之地，开导教化他们也不是难事，因此教育要一视同仁，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教育机会，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他能做到不歧视任何群体，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求学者。［1］王阳明的这一教育理念要求坚决抵制给高职院校学生贴标签、戴着有色眼镜审视高职院校学生等风气，在全社会营造以平等心对待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学生的氛围，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社会认可度。

另一方面是激发学生信心。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生源主要以中职和普高未达本科分数线学生组成，这部分学生大多数中小学学习习惯和学习成绩不尽人意，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大学学习期间，抑或是在今后求职中，高职院校很多学生都面临着自信心不足的问题。“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激发高职院校学生的信心。王阳明“圣人可学而至”的教育思想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与凡夫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不论是什么人，只要肯为学，经过一番努力，则都可以成为圣人。虽然高职院校学生与本科院校相比，在某些方面的资质有差异，但高职院校学生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有自己的成才梦，有自己的成功追求，“圣人可学而至”告诉高职院校学生“成功可学而至”，“人皆可以为尧舜”告诉高职院校学生“人皆可以为成才”，高职院校学生要能树立信心，资质的差异并不妨碍能上达于“圣人”，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每个主体的努力程度不同。

二、“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与高职学生成人

“良知”说是王阳明教育思想的基础。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虑而知、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人人都有良知，“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1］但人若不知存养良知，有时就会看不到良知；人若不知体察良知，有时就会蒙蔽良知。在王阳明看来，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致良知”，“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1］在《书魏师孟卷》中，他提出了“致良知之外无学”的观点：“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致良知之外无学矣。”［1］而“致良知”的过程就是存心求心的过程，在《紫阳书院集序》，王阳明以种树为例论证了“致良知”的重要性:“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拥之者，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耳矣。”［1］为实现“致良知”，王阳明主张：“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1］王阳明承认，人的才能各有差异，有的人擅长礼乐，有的人擅长政教，有的人擅长水土播植，教育应当各发其长，各安其命，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惟以成德。

当前我国部分高职院校德育定位不高，还存在着重技能轻德性、重专业轻德育、德育口号多于措施、德育形式多于内容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德之于个人和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3］我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4］王阳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的教育理念对高职院校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价值有：

一是高职教育要以德为主线。王阳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的教育理念主张以德为主线将教育各环节串联起来，他认为道德是一切方面的统领，“圣人无所不知，亦唯知一个天理罢了；无所不能，亦唯能一个天理罢了。”［1］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因为心中唯有一个“天理”在，是因为要去穷尽心中的天理而自动地去掌握必要的知识。功业气节都要以“天理”为主线，“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者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1］

二是高职教育要以德为目标。教育当把人培养成为圣贤，使“人之学为圣人”。王阳明认为学校教育的首要地位就是德育，人的才能各异，每个人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人的专业不同，每个人都要掌握专业知识，但无论是才能的发挥还是知识的积累，都要以“成德”为前提，要在“成德”的基础上发展不同主体的各自才能，教育活动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成德”这一原则，“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1］他认为士之学以学为圣贤，而圣贤之学即为心学，所以学以存其心，通过存其心实现德智相融。

三是高职院校要教育学生立志为圣。王阳明认为“立志”是学的首要目标，“夫学，莫先于立志”［1］，君子之学时时处处都以立志为本，志不立就像没有根的灌溉，虽劳苦而无所获，“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1］高职院校应教育学生立志为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青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奋进潜力，青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正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5］

三、“随人分限所及”与高职学生成才

王阳明认为，人的资质禀赋、兴趣才能有着差异，“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就其成德”，使学生各方面才能在学校里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最终能形成所有人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的理想社会，让天下“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惑怠而重己之累也。”［1］为此，他提出“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理念：“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1］“随人分限所及”一方面指随人的资质禀赋差异分限，王阳明以植树为喻，主张教育要从学生实际接受能力出发，量力而行，“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1］另一方面指随兴趣特征差异分限，在《与刘元道》一文中，王阳明以治病为喻，强调教育应因人而施之，各成其材，“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疾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1］无论是植树的例子还是治病的比喻，王阳明都在强调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根据学生实际差异实施差异化教育。

因材施教是我国教育史上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强调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有针对性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高职教育来说，因材施教尤为重要，但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因材施教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王阳明“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理念对高职院校实施因材施教具有三方面启示价值：

一是科学安排教学内容。高职院校学生基础差异较大，目前国内高职院校普遍采取对同级或同专业的学生安排同样的教学内容，导致基础好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太简单而不愿意听课，基础差的学生因听不懂而放弃听课，教学效果不尽人意。王阳明认为“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对于中等水平之上的人，跟他讲精微的道理能使他进步，但“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1］对于中等水平之下的人，只能慢慢地从简单的知识一点点讲起，慢慢去开导、启发他，否则会让他心生畏惧而放弃学习，因此教学应分层，根据不同资质差异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高职院校可借鉴王阳明的分层教学理念，在同年级或同专业按基础差异分班教学，例如笔者建议所在学校“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等科目在学生进校后实施摸底考试，按学生基础差异分四个等级进行分班，根据不同等级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行分层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是运用多样教学手段。目前国内高职教育同样的课程运用同样的教学手段，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王阳明强调每个人的个性、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等等都不尽相同，教学方法而应千人千面，圣人教育人不会死守一个模式，“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1］当然，现在高职院校一位教师面对一个班的学生，对每个学生因材施教不现实，但教师可以做到分类指导，在同一课程中根据学生的兴趣、能力等进行分组教学，每组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指导，尽量做到因材施教。例如笔者所在学校部分专业开设有“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主体内容由行政公文、常用事务文书、日用类经济文书、常用经济市场文书、财经专业文书五大版块组成，笔者建议任课教师按五大版块分兴趣小组，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和能力选择学习小组，各小组相互帮扶，不同版块根据学生的差异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分类指导，实践证明较为成功。

三是打破传统教学评价。王阳明认为人才能的多样性带来人成才的多样性，“随人分限所及”的目的是“就其成德”“举德而任”，每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身份不分高低职业不分贵贱，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才能是否称职来衡量自己的职业价值。因材施教应着眼于学生才能的差异化发展，使每个人都能找到发挥天赋的机会，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杜绝把学习成绩好坏同才能或智力高低挂钩，“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4］，建立适合高职实际的特色评价体系，如打破传统习惯，以勤奋和认真程度、原有基础、现有能力等为指标评价学生；打破思维定式，建立校级“学分银行”，学生在某方面特长的发挥可换学分等。

四、“栽培涵养之方”与高职学生兴趣

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提出了“栽培涵养之方”的教育理念:“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顺应天性，因势利导。王阳明认为喜欢嬉戏玩耍、害怕约束是儿童的天性，就像刚开发芽时的草木，“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教育应当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因势利导。王阳明认为束缚和限制儿童天性的教育方式约束压抑了儿童的身心发展，最终导致：“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

二是多加鼓励，中心喜悦。王阳明主张教育孩子要顺着他们的兴趣并多加鼓励，让他们内心产生喜悦之感，达到“则其进自不能已”的效果，他用“春风化雨”阐释了这一思想：“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三是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王阳明认为诱之歌诗除能激发志趣，还能通过跳号呼啸宣泄他们心中的幽抑结滞；导之习礼除能严肃仪容，还能活动血脉和强健筋骨；讽之读书除能开启智慧，还能存养本心和宣其志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使他们在良好的情绪状态下逐渐接近礼，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他们符合礼仪的态度行为。［1］

现代教育强调“以生为本”，教育过程要以学生为中心，顺应学生需求，重视学生自主学习和快乐学习。就高职教育而言，王阳明“栽培涵养之方”的教育理念具有的现代价值有：

一是高职教育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做到寓教于乐。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存在文化基础薄弱、学习习惯不好、缺乏学习兴趣等等问题，改善这种状况有效途径之一是将“以生为本”的理念贯穿教学和管理全过程，力求寓教于乐。具体如在教学内容量的取舍上遵守适中原则，“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让学生“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1］；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上遵守劳逸结合原则，“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1］，一天当中，课程的安排要尊重学生的身心规律，理论课和实践课、专业课和公共课等课程安排要有序；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遵守循序渐进原则，从“本原”上下功夫，“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1］，切忌急于求成。

二是高职教育要营造平等互信的师生关系，创设轻松环境。现在有些高职课堂气氛比较沉闷，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能有效地改变这些现状。如何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首先，王阳明反对传统的师道尊严，提出建构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1］，要做个愚夫愚妇，而不是拿一个圣人的架势与人讲学；其次，王阳明认为责善是朋友之道，主张师生之间应相互责善，提倡学生对教师直言相谏，强调“凡攻我之失者，皆为我师”［1］，做到“迁心善、改心过”［1］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1］最后，王阳明认为“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1］，要求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激励学生通过批判创新而有所得，“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1］

三是高职教育要追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求知行合一。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面，还存在着两种有待改进的现状：一种是部分理论学习较为优秀的学生动手能力较差，部分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却理论学习不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另一种是学生对部分课程、尤其是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理论课程不感兴趣，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觉得这些课程内容今后工作中用不上，不能理解理论课程的实践价值。改变这些现状，可以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1］对于上述第一种现状，王阳明的教育理念主张“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1］，对理论学习好动手能力差的学生强化实践指导，对动手能力强理论学习差的学生侧重理论辅导。对于上述第二种现状，诚如王阳明的“歌诗”教育思想，在学诗中潜移默化，使行达到精神宣畅、心气和平，教师在理论的循循善诱中解读理论课程的实践价值，让学生学会以全面的眼光看待所有课程，对所学理论课程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全面理解所学理论课程的实践价值，激发学习兴趣。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支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王阳明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结合我国高职院校实际，对王阳明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王阳明全集》里的文字活起来，对我国当前高职教育的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