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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鉴真东渡
——基于唐初中日两国的佛教管理制度差异分析

2019-03-27林林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19年10期
关键词:鉴真东渡僧侣

林林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中国唐初正处于日本的飞鸟和奈良时代,这一时期,两国的统治者都注重对佛教的管理和控制,但是中日两国在佛教的管理制度和僧侣的选拔制度上存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促成了唐代大和尚鉴真的东渡。鉴真为法事,不惜身命,东渡六次,终于到达日本。他在唐招提寺教授律法,从此日本的律义渐渐严整,律宗发展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大和尚鉴真东渡传法对日本佛教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里程碑。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大和尚的无畏艰难险阻的精神和无私传法奉献的精神都是佛教正道精神的典范。

一、唐初中日两国的统治者对佛教管理的差异

中国唐代到唐玄宗都对佛教采取控制和扶植并重的方式。唐高祖对佛教保持谨慎的态度,颁布《沙汰佛道诏》,整顿佛教界。他确定京师及各州的寺庙数量,界定僧侣的年龄和品行,防止奸徒躲避律法混入寺院,肃清僧侣的不法行为,控制寺庙的土地和财富。[1]唐太宗进一步加强政府对佛教的管理,颁布《道僧格》[2]等诏令,限制僧尼人数,对私度者处以极刑,并以度僧数量和质量作为掌事官员的考核内容。[3]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开始重视佛教。武周建立后,利用佛教强化统治,大力倡佛,修造寺宇和佛像,武则天笃信华严宗,参与佛经翻译,题写《开经偈》,支持修凿龙门石窟,[4]武周朝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期。中宗和睿宗两朝依然沿袭了武则天崇佛的宗教政策。玄宗对佛教的态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了削弱武周以来迅速膨胀的佛教势力,颁布《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敕》[5]《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6]《禁坊市铸佛写经诏》[7]等诏令,有效地控制了佛教的扩张。开元二十三年是玄宗对佛教态度的转折点,他正式提出三教合一的政策,儒佛道并重。同年,玄宗御注禅宗《金刚经》并颁行全国。他优容密宗,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玄宗的支持下,翻译了大量密宗经典,开创了中国佛教密宗先河。[8]天宝五年,不空为玄宗灌顶,玄宗皈依佛门成为菩萨戒弟子,佛教重新得势。对唐统治者而言,佛教不仅是僧团的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事务。统治者管控佛教规模,在避免成为政权隐患的前提下,通过削弱或者提倡,调整对佛政策,把控僧团数量和僧团势力,使僧团的发展符合国家的利益,并且把佛教文化纳入唐文化体系之中,实现文化融合,使佛教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意志。

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佛教却是政治佛教,不仅受到天皇的大力扶植,更是深层次地卷入政治斗争,佛教拥有了世俗的政治权力。推古朝兴佛,推古天皇发出兴隆佛教三宝的诏书。圣德太子是30余年兴佛的支柱,其一生反映了当时佛教兴隆的历程。他制定宪法十七条,第二条即“崇敬三宝”;奉敕讲《法华经》《胜鬘经》;派小野妹子到隋唐联系邦交,求取经论;还撰写《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的义疏。[9]天武天皇时期佛教异常兴隆,天皇深信佛教,常到各寺举行法会,礼拜佛像;在宫中及诸国讲读《仁王经》《金光明经》等经,过僧人式的安居生活;下令每家必须建造佛堂安置佛像、经卷,进行拜佛,日本各户所供内佛起源于此。[9]圣武天皇时期佛教最兴盛,圣武天皇、光明皇后、皇太后由行基主持出家受戒,天皇法名胜满,皇后法名满福,皇太后法名德满,是以万乘之尊剃发受戒的开端。[9]日本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的佛教肩负着对抗氏族制、加强皇权、镇护国家、统一信仰的重任。在大化改新中,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佛教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并且把兴隆佛法作为一种治国思想和一项基本国策,积极推动日本走上封建化道路。佛教受到天皇的扶植和大力推行,皇室贵族不但虔诚信佛,礼佛诵经,甚至出家受戒。佛教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扩展势力,成为政权的一部分。此时佛教是日本国家安泰的象征,但它的受众仅限于皇室贵族成员。

可见,造成中日佛教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唐朝的封建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皇权至高无上,佛教是不可能挑战皇权,更不可能分享政治权力。皇权对佛教是完全掌控的,皇权对佛教的扶持更多地体现在思想文化和民间慈善方面,寺院的本质更接近于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慈善机构。然而日本的境况却截然不同,它刚刚迈入封建化之路,急于输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入唐留学的学问僧精通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典籍,富有新知,当僧侣的才华成为日本封建化的必要条件时,当政权的扶植成为日本佛教本土化得以顺利进行的因素时,佛教和政权必然紧密相连,所以日本佛教是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僧侣必然深陷政治漩涡。

二、唐初中日两国僧侣选拔制度的不同

首先,中国唐朝度僧的主要形式有:童行、试经、恩度。童行:未被剃度成沙弥之前,童子得到父母许可,进入寺院为沙门,由比丘确定其法名,并进行童行籍登录,他们在寺院学习经法,从事劳务,寺院考察其出家动机与求道信心,然后经过所属寺院推荐,官府审查等程序,获得官度资格,领取度牒。[12]试经度僧:中宗时期设立,由政府官员主持考核,试经科目为《法华经》,要求出家者读诵经论,陈述经意,合格者由官府发放度碟,成为正式的具备合法身份的僧尼;玄宗时期贯彻执行,60岁以下者必须接受政府组织的试经考试,试经数量为“限诵200纸经”“每年限诵73纸”,试经年限为“3年1试”,并且重视对义理的考核。[4]特恩度僧:遇天子诞日或帝后、皇族忌辰等重大或特殊节日,在皇帝的特别恩许下,给予度僧名额。[11]唐早期管理僧尼的机构是司宾,即鸿胪寺。武则天延载元年敕令僧尼隶属祠部,唐宪宗元和二年诏令僧尼隶属功德使。[4]合格的僧尼由祠部发给度牒,僧侣以州县为籍,名册两份,一份留存州县,一份上交祠部。[4]这样从考试选拔到录取记档,从中央祠部到地方州县,形成了一整套环环相扣、完整严谨的僧籍管理制度。这项制度却从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实现了佛教的繁盛。通过制度手段,加强僧侣的文化水平和佛学修养,裁汰僧侣中的不良分子,净化僧侣队伍,从而形成文化素养优良、佛法知识齐备、求佛心智坚定的高精尖佛教僧团。虽然在严格的选拔制度下,僧侣的数量受到限制,但是他们却成就了中国佛教历史上辉煌灿烂的顶峰,在这段光辉的岁月里,他们既是僧人,也是文人,将佛法、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建筑、雕塑、天文、历法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佛教文化体系。在这个佛学隆盛的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高僧大德,比如玄奘、鉴真、慧能、法藏、道宣等。这个时代所创造的佛教文明,备受后世景仰。

其次,日本在佛教东传之后没有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僧侣私度现象严重。特别是在元明天皇和元正天皇两朝,大化改新的弊害逐渐出现,豪族兼并土地的旧弊陆续恢复,流民为逃避课役剃度出家,为生活所迫出家为僧的人越来越多,一部分不良僧徒假借预知祸福欺诈人民,这样的品行不端之徒损害佛门声望,危害人民利益。所以在元正天皇养老四年建立制度,严禁随意剃度出家,对于有学业造就的人,特授“公验”才许出家。[9]但是在鉴真到来之前得不到规定的三师七证,不能执行白四羯磨的别授戒。元正天皇的旨意是以国家行政手段的方式应对混乱情况,是为了整肃佛门,避免不良分子侵害佛门,但是缺乏佛教教理上支持。直至鉴真抵达日本传授完整的律学体系,培养专业的律师后才进行传授符合佛门三师七证的具足戒。鉴真在日圆寂后的35年后,平安朝的桓武天皇延历十七年才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考试、受戒、度缘、公验制度。[18]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唐朝,统治阶层和佛门已经具备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僧侣选拔管理制度,僧侣的专业和文化素养很高,佛教队伍精英化。而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由于缺乏系统的律学理论和专业的律师,随意私度,造成僧侣良莠不齐。

三、鉴真的东渡及其对日本佛教的影响

鉴真成长于盛唐时代,在佛教鼎盛的武则天时期,他出家为僧;在律宗强盛的中宗、睿宗时期,他游学两京;在三教合一的玄宗时期,他东渡日本。在他之前、高僧大德辈出,构筑了中国佛教稳固的基石;佛教教义全面发展,文化氛围开明宽松,学术交流兼容并蓄;佛法精神更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获得了民族认同,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并且绵延千年;鉴真是盛唐佛教文化的受益者和承袭者,这个辉煌的时代成就了他高深的佛学修为。

鉴真东渡之前,日本由于不具备授戒的条件,所以一般都只受过菩萨戒,或自誓戒而已,即自度或私度。在当时中国是不承认私度者的僧籍的。受戒要有三师七证,不经过这十师的证明,不能执行具足戒。所以在缺乏完整的律学理论和专业的授戒律师的情况下,日本僧侣荣睿和普照于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奉旨入唐求律,邀请鉴真法师东渡赴日传法。面对着异国僧人东游传法的邀请,鉴真和高足详彦、道兴、道航等21人互相结誓东渡日本。但东渡之路充满了艰难险阻,第一次东渡,同行僧如海以通海贼为名告官,横加阻挠;第二次和第三次东渡,鉴真等一行人遭遇海风之险,漂流海上,饱尝艰辛;第四次东渡,其徒灵祐不忍鉴真跋山涉水,秘密请官阻留,官吏令鉴真停止出行;第五次东渡,三度遇上暴风,漂流海上,苦心焦虑患了眼症,最终失明。[9]这五次挫折,历时十一年,但鉴真是为法事,不惜身命,身陷万里波涛,虽数次遇险,仍英勇不挫。天宝十二年,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到唐朝,邀请鉴真第六次东渡。[9]

鉴真第六次东渡终于实现宏愿,于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到达日本,在东大寺设立戒坛,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400余人登坛受戒。孝谦天皇又随鉴真出家,法名法基。天平宝字元年又另建唐招提寺,和上在此教授《四分律疏》《镇国道场饰宗义记》《宣律师钞》;大和尚弟子思托在大安寺唐院为日本僧人忍基等讲授律学;日僧学成,僧忍基于东大唐院讲《疏记》,僧善俊于唐寺讲《件疏记》,僧忠惠于近江讲《件疏记》,僧惠新于大安塔院讲《件疏记》,僧常巍于大安寺讲《件疏记》,僧真法于兴福寺讲《件疏记》。朝廷授予鉴真“大和尚”的尊号,由于和尚领来律僧,日本才开始能够进行符合法制的别授戒,所以鉴真和尚为日本律宗的初祖。天平宝字七年五月,七十六岁的鉴真圆寂日本,门下继承了他的事业。[9]从此以后,日本律义渐渐严整,师师相传。律宗在日本发展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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