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 谢盛

摘 要： 明清笔记弥补了中国传统官史在记载西器东传过程中的缺失和不足，后者将主要篇幅用于政治及其制度的记载，而前者却因其随意和猎奇的特点，将西洋物质文明传入中国的历史做了较为广泛的记录，体现出明清时期西洋物质文明在中国的渗透状况。明清笔记对西洋器物的记载，因作者所处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明清笔记作者及其所载事主对西器的认识虽各不相同，但仍能从整体上反映出国人对西洋物质文明，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自傲到虚心接受，再到“师夷长技”的发展过程。当然，部分国人在接受西洋器物时也产生了“崇洋媚外”的观念。

关键词： 明清笔记;西洋;物质文明;社会转型

引 言

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刺激下开展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非始于鸦片战争，早在明代中期就开始了。其文化系统（由外及内分为物质、制度、行为和观念四个层面）中的物质层面，即西方器物（简称西器），被欧洲传教士、商人、贡使和殖民军队带入中国。对于西洋物质文明日益逼临的局面，官方与民间存在着两种不甚相同的态度与立场。

明代政府除了对实用的西方火器比较重视，并在其《明实录》《明会典》中给予一定关注外，①

对于西方传入的生活用品、科学仪器、光学制品等，在其官媒（《邸报》）和国史（《明实录》《明会典》）中基本上未予记载。清代前中期，“天朝”政府对于东传的西器表面上漠然视之，参见[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4-169页。

而暗地里不断从广州海关进口自鸣钟、眼镜、怀表、鼻烟壶等物并加以仿造，记录在造办处档案和粤海关日志上，但在其官修的国史《清实录》《清会典》中，却刻意回避;晚清时，官方对汹涌传入的西器已无法视而不见，在其官修史书（《清德宗实录》《筹备夷务始末》《各国政艺通考》等）中也加以记载，但多是以传统的政治角度加以记录。如《清德宗实录》的《修纂凡例》中虽明确规定“安设电灯，书”，但该实录记载了五处“电灯”，有四处都是在叙述“电灯公所”官员的升迁和赏赐时出现的。在清朝官修的典章制度史《清会典》（1889年成书）中，基本找不到当时已传入中国的“电灯”、“电报”和“火车”等西器的记载。官方史书始终抱着“天朝上国”的心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外夷，不愿直面西洋物质文明的进步，忽视西器在中国传播的事实。然而，与此相反，民间笔记（古代或称野史）却对西器充满好奇，津津乐道地加以记载甚至欣赏，反映了民间在早期接触西洋物质文明时，与官方不尽相同的态度和认识。

笔记之于正史，能够“保持较多的真实性，因为作者或闲居自娱，或消愁解闷而作笔记，无心沽名传世，亦非刻意著作，故无所避讳，无所顾忌，无所掩饰，能透露某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比起官方史书更加可信”。

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页。笔记的作者，是处在非公务状态下的文人士大夫。明清笔记的作者生活在西洋先进物质文明不断传入的时代，感受到中国社会从隐到显、从微到巨所发生的变化，在闲暇之际，摆脱了官史书法的约束，随意记载生活琐事，追逐海外奇谈，对传入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奇器，有闻必录，有见辄记，保留了大量的生动史料。他们所见所记的新奇而实用的西洋器物，日渐丰富国人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改变了士大夫们固守传统的文化心态。因此通过梳理明清笔记，能够了解明清时人对西洋物质文明的看法、接受程度、心态变化，以及作者的书写旨趣。

目前学术界已有学者对明清笔记这种题材做过深入研究，如谢国桢所著《明清笔记谈丛》，涉及了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乡邦掌故。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对朝章国故、风土人情、奇人文士、隽语逸事皆有涉猎。

戴逸：《序》，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第7页。张舜徽的《清人笔记条辨》关注于笔记中的学术思想。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同时，也有学者对西洋物质文明传入中国的过程做过较多的研究，有相当多的成果问世，

参见谢盛：《明清西器东传研究综述》，《人文论丛》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335页。但从一物一事的角度做个案研究的较多，进行综合论述的较少，而从明清笔记记载与书写的角度，综合探讨西器东传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发表，故本文试作一探。

一、异域珍奇：明清笔记展现的西洋器物种类

明清文人在官场之外或工作之余所撰的笔记，对西洋器物充满兴趣。明清笔记史料中，有关西洋物质文明的叙述占据了一定的篇幅，涉及西洋器物的種类丰富，可概括为七类：

第一类为军事装备，包括战争武器及军用望远镜。明中后期，西洋新式武器随西方殖民者传入中国，受到时人广泛关注，遂被载入当时的笔记里。明清笔记中最早谈论的西洋武器是来自葡萄牙的佛郎机。《万历野获编》认为“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炮，其国即古三佛齐，为诸番博易都会，粤中因获通番海艘，没入其货，始并炮收之，则转运神捷，又超旧制数倍，各边遵用已久”。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火药》，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3页。《枣林杂俎》中提到“佛郎机鸟铳相传得之番舶”。

（清）谈迁：《枣林杂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页。对佛郎机出现的时间和发源地均有涉及。

按：古三佛齐是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上的小国，于正德年间被葡萄牙控制，因此沈德符误以为佛郎机来源于古三佛齐。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追随葡萄牙的步伐，开始觊觎东方。他们带来的诸如红夷大炮等新式武器，迅速投入明末纷繁的战争之中，被明清之际的笔记所记录。如《酌中志》记载，明末，清军进逼都城，冯铨“捐资守备”涿郡，“时差取红夷炮抵涿”，他怕炮被清军所夺，“挺身同众护炮”。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四《黑头爰立纪略附》，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除了新式火器，望远镜作为军事侦察用具也被载入笔记。据《蜀燹死事者略传》载，嘉庆间清将谭健曾用望远镜勘测敌情，“公以千里镜烛之曰：‘贼幸少，我兵其无恐。”

（清）余澜阁：《蜀燹死事者略传》，《清代野史》第8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61页。《东行初录》中也有类似记载，“俄而，小艇二只，自山隙出，张蒲帆驶附镇海，以远镜窥之，见有乌帽蓝袍倚舷而立者，则朝鲜四品鸿胪李应俊也”。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行三录》，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8-9页。清末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亦载“洋人登了高台，以千里镜向城中窥视，但见烟尘大起，火光连天”。《西巡回銮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2年，第90页。

第二类为生活用品，包括自鸣钟、玻璃制品、织物、食物、西药、香水、香皂、相机、洋烟等。自鸣钟比之中国传统计时器更加精美实用，在明清笔记中出现频率极高，如明《客座赘语》介绍了自鸣钟的形制，指出：“所制器有自鸣钟，以铁为之，丝绳交络，悬于簴，轮转上下，戛戛不停，应時击钟有声。器亦工甚，它具多此类。”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3-194页。《履园丛话》记载，康熙命吴廷桢“作御舟即事，韵限三江一绝。吴援笔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庆回銮自越邦。正在构思，闻自鸣钟响，宋中丞荦奏曰：‘将到吴江矣。”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页。 显示了自鸣钟在当时生活中发挥了计时作用。至于玻璃制品、织物、食品、香水等其他生活用品，则多以贡品的形式载入笔记。如《池北偶谈》和《海国四说》两部笔记，分别记载了康熙和雍正两朝，西洋各国进献的大量生活用品。

第三类为艺术物品，包括西洋乐器和西洋画作。西洋乐器有风琴、提琴、扬琴、八音钟等，德龄公主曾在其笔记中数次提到光绪帝喜爱洋琴，并求教于她：“（光绪）极爱洋琴，时迫余教之。朝堂中有琴数具，均甚美。”

（清）裕德菱：《清宫禁二年记》，《清代野史》第2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25页。西洋画则以其细腻的手法受到关注。《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认为，西洋画可以以假乱真：“移几而入，虚室渐小，设竹榻，榻旁一架古书，缥缃零乱，近视之，乃西洋画也。”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3页。

第四类为科技仪器，包括用于测量气候的寒暑表、阴晴表，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第320-322页。推算历法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等。清人毛祥麟在其《墨余录·西商异物》中，讲一西商“挟资来沪，所居楼面临浦江，中设远光镜一架，长丈余，大如巨竹，窥之，遥见浦东田舍鱼罾，历历在目。时有村妇荷锄行，后随一稚子，仿佛若可接语者，实在四五里外，是亦奇矣”。

（清）毛祥麟：《墨余录》卷一六《志泰西机器三十一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第五类为电器，包括电灯、电报、电话等电力驱动的西洋发明器物。

（清）毛祥麟：《墨余录》卷一六《志泰西机器三十一则》，第248-264页。晚清时，江宁人何荫柟在其《鉏月馆日记》中，描述宝善街相邻的马路“入夜则电气灯、自来火，照耀如白昼，真如不夜之城”。

（清）何荫柟：《鉏月馆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廿五日，未刊稿本。

第六类为交通运输工具，包括早期葡萄牙、荷兰人的帆船，后期欧洲“以火蒸水，作舟车轮转机动，行驶如风”的火轮船，“不假人马之力而驰行特速，可省运费，然必夷平险路，凡山石碍轮之物不得少留”

（清）梁廷楠：《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0页。的蒸汽火车，以及洋马车、汽车等。

第七类为生产工具，包括蒸汽机、挖掘机、印刷机等。对于蒸汽机，毛祥麟有记录：“西人之汲水、印书、推磨、纺织、运车、行舟等事，皆用蒸气之法，以代人工。其蒸釜形圆若球，上有孔，横通二管，作十字形，管两端及背面，各有一孔，釜水滚沸，则气由管出，催动机轮，使自旋转。”

（清）毛祥麟：《墨余录》卷一六《志泰西机器三十一则》，第248页。

以上七种类别的器物在明清笔记中时有记载，反映了明清以来西洋物质文明在中国传播并逐步受到关注的过程。

二、取舍之间：明清笔记对西器书写的倾向和特点

在梳理众多明清笔记中所载西洋物质文明之后，可以发现，明清笔记作者对材料的取舍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即身受所处时代、地域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呈现出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差异。

第一，从时间维度来看，明清笔记成书时间越后，对西器记载越详细和清晰，而这又以洋务运动为界。洋务运动主动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通过海关进口、派员购置、行人携带等方式，大量西方物质文明成果（枪炮、设备、机器、铁路、火车、电报、电灯等）汹涌而入。与此相应，晚清文人所写的笔记，就大量而密集地记载了比明代和清前期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质量更高级的西方器物，使前后笔记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明显的差异。明代的笔记，对西器记载比较稀疏，在众多明人笔记中，涉及西器记载的笔记数量相对较少。同时，由于西器东传的信息较少，不同的明人笔记看似记载了不少西器，实则往往是同一事物。如关于利玛窦向神宗贡自鸣钟、铁丝琴一事，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卷六、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第193-194页。谢肇淛的《五杂组》卷二、

（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二《“天部”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卷五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利玛窦坟》，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304页。等都有记载，但所载大同小异。清前中期的笔记关于西器的记载越来越多，《啸亭杂录》对自鸣钟表，《扬州画舫录》对望远镜和玻璃制品，《榆巢杂识》对西洋时辰表，《竹叶亭杂记》对洋表、千里镜、西洋布、玻璃杯、洋枪，《履园丛话》对自鸣种、玻璃等，都有较多的记载。洋务运动后，晚清的笔记对西器的记载超越往常，十分密集。如同治间毛祥麟的《墨余录》卷一六《志泰西机器三十一则》，连篇累牍地记载了蒸气、机轮纺织、轮船、自鸣钟、入水泳气钟、寒暑表、风雨表、扬声接声筒、照画、吃墨石、水镜、铁道火轮车、电气、电灯、电报、折光镜、凿山机、听肺木、煤气灯、气球等西洋发明。

（清）毛祥麟：《墨余录》卷一六《志泰西机器三十一则》，第248-264页。

与此相应，明清笔记反映了从明到清对西洋奇器的认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以眼镜为例，明人笔记对眼镜的认识比较模糊，对其原理完全不解。万历年间，陈懋仁在《庶物异名疏》中称眼镜“若壮岁目明者用之，则反昏闇伤目”，觉得“殊不可解”。

（明）陈懋仁：《庶物异名疏》卷一四《器用部下·叆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1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16页。而清前中期的笔记对西洋眼镜的记载，就比较接近科学道理。曹庭栋（1700-1785）在其《老老恒言》卷三中称“眼镜为老年必需”，又指出：“中微凸，为‘老花镜。玻璃损目，须用晶者。光分远近，看书作字，各有其宜。以凸之高下别之。晶亦不一，晴明时取茶晶、墨晶;阴雨及灯下，取水晶、银晶。若壮年即用以养目，目光至老不减。中凹者为近视镜。”

（清）曹庭栋：《老老恒言》卷三《杂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90页。显然已比明代更为清晰，认识到眼镜分为老花镜和近视镜，但仍然认为戴眼镜有养目之效。至晚清民国时，徐珂在其《清稗类钞》“眼镜”中便介绍得更为清楚和准确：“眼镜可分三种。一，用凹面玻璃，以补眼球内水晶体之凸隆过度，使得明视在远之物，是为近视镜。二，用凸面玻璃以补水晶体之过薄，而增其凸度，得明视目前微细之物，是为远视镜，大抵老人所用，故又称老花眼镜。三，用平面玻璃，以防尘埃避光线，是为平光镜。我国所制，皆以水晶为之。有色者，浅之为茶晶，深之为墨晶。自外国之托力克片输入，用水晶者遂少。”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服饰类·眼镜》，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20页。反映出晚清对西器的认识越来越明白，甚至能用科学道理（光学原理）加以解释。再以船为例，万历三十七年（1609）明人坐“谈海事”，认为荷兰人的船“帆樯阔大，遇诸国船，以帆卷之，人舟无脱者”。

（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到清中期，赵翼在其《簷曝杂记》中，已清晰地认识到西洋船舶的帆不是进攻武器，而是前行的动力：“中国之帆曳而上祇一大縆著力，其旁每幅一小縆，不过揽之使受风而已。西洋帆则每縆皆著力，一帆无虑千百縆，纷如乱麻，番人一一有绪，略不紊。又有以逆风作顺风，以前两帆开门，使风自前入触于后帆，则风折而前，转为顺风矣，其奇巧非可意测也。红毛番舶，每一船有数十帆，更能使横风、逆风皆作顺风云。”

（清）赵翼：《簷曝杂记》卷二《西洋船》，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5页。至晚清时，魏源在其《海国图志》卷六○中准确地介绍了美国轮船用蒸汽驱动的原理：“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外俱用轮轴，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驶，其制巧妙，莫可得窥。”

（清）魏源：《海国图志》卷六○《外大西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670页。明清笔记对西洋物质文明的认识，随着西方科技进步而提高，亦随着自己科学水平的提高而进步。

第二，从空间维度来看，东南沿海地区的作者或到过这些地区的人，在明清笔记中对西洋器物记载较多，而内陆地区的作者在其笔记中对西洋物质文明的记载相对较少。这主要是作者受西洋器物接触渠道和环境影响所致。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东南地区得西风之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西方奇器。如广东《粤剑编》、南京《客座赘语》、上海《墨余录》等，皆对西器浓墨重彩。记载了澳门葡萄牙人使用的“自然乐”“自然漏”

（明）王临亨：《粤剑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2页。等西器的《粤剑编》作者王临亨，就曾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往广东录囚，因而在其笔记中对西洋物质文明多有记载。描述了澳门葡萄牙人所用“鸟嘴铳”“玻璃杯”“西洋酒”

（明）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45页。的《贤博編》作者叶权，也有游历岭表（广东）的经历。因笔者已做过论述，故兹从略。

谢贵安：《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晚清时，上海人的笔记对西器的记载更加丰富和细腻。久居上海的杭州人葛元煦描述道：“西人所开洋货行以亨达利为最著，专售时辰、寒暑、风雨各式钟表，箫鼓丝弦、八音琴、鸟音匣、显微镜、救命肚带及一切耍货，名目甚繁。至华人所开，则以悦生、全亨为翘楚，洋广各货俱备。此外大小各铺，南北市亦不下百十家。”

（清）葛元熙：《沪游杂记》卷二《洋广杂货》，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115页。他还在《沪游杂志》中记载了大自鸣种、洋水龙、脚踏车、照相、电报、针线机器、玻璃器皿、煤气灯、火油灯、自来风扇、轮船、地火、电线、火轮车路、外国影戏、外国酒店、外国菜馆等五花八门的西器，令人眼花缭乱。这是僻居内地的笔记作者所无法写出的。人称“洋场才子”的上海南汇人黄式权，在其《淞南梦影录》中也记载了抽水机、石印机、电灯、西餐等大量的西洋物质文明。该书卷四记载电灯道：“近有西人名立德者，在租界创设电气灯，其法以机器发电气，用铅丝遍通各处，用时将机括一开，则放大光明，无殊白昼。”

（清）黄式权：《淞南梦影录》，江畲经选编：《历代小说笔记选（清）》第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5页。

第三，从社会环境因素来看，成书于社会动荡年代的笔记，对西洋武器的描述较多。首先，晚明笔记中所涉及西器，多以火器为主。朱国祯在介绍火器时谈道：“最利者为佛郎机、鸟嘴。”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4页。刘若愚在回忆后金侵扰东北时说道：“见枢臣王永光题疏，要将宁远城中红夷大炮撤归山海守关，先帝曰：此炮如撤，人心必摇。”

（明）刘若愚：《酌中志》，第21页。其次，在明清改朝易代之际，遗老遗少在叙述前朝抗清往事时，经常性地提到西洋武器。徐世溥在其笔记《江变纪略》中讲述清兵在攻城时受到精良火器的阻扰，“然王氏火器悍精且多，清兵攻城，亦数为所困。”

（明）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2页。此外，成书于同一时期的笔记，亦多以战争为题，如《过江七事》《江阴城守纪》《东南纪事》《南明野史》《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等，皆浓墨重彩地叙述了西洋武器。最后，在清帝国内外交困的晚期，以描述军事谈判和战争为主的笔记大量涌现，如《咸同将相琐闻》《湘军志》《武昌纪事》《东行初录》《拳变余闻》《鸦片事略》《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庚子国变记》《西巡回銮始末记》等。其中有记载地方非法武装用洋枪火器抵抗清朝军队的：“第五款运进中国之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之各种器料，照诸国后定之款，仍不准运入中国。查中国内地，土匪随地皆有，且均执有洋枪火器，中国防勇若无精利枪械，难资弹压。设纷出滋扰，中外商民均不免受害。应请酌定年限，限满仍可购买。至制造军火之各种器料甚多，其有国家必需应用者，应由总署随时知照，准其购买。”

《西巡回銮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第193-194页。有记载列强用新式武器与清军和义和团和战的：“十二日，洋兵以炮击天津城，放至百余炮。洋人登了高台，以千里镜向城中窥视，但见烟尘大起，火光连天。是日并有英国新运到之大炮八尊，据称此炮一开，一弹能毁三里村庄城厢，遇此无有不化为平地者。计算天津阖厢，若连开五十炮，即可片瓦不留。”

《西巡回銮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第90页。还有记载向列强学习西方先进武器的，此不赘述。

与此相异，成书于承平盛世的笔记，记录的重点为西洋长物。

按：柯律格在其作《长物》中，将长物解释为多余的、像样的艺术品、奢侈品，此处援引这一概念。参见洪再新：《导读》，[英]柯律格著，高昕丹、陈恒译：《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卷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5页。如同今人倾慕奢侈时尚之物一样，明清时期也有属于他们的审美和时尚追求。明中后期，罗明坚与利玛窦来华传教，时人得以见识到精美实用的西洋奇器，自鸣钟、望远镜等物被广泛记载。虽经朝代更迭，清人在康乾盛世时对西洋奇器的兴趣却有增无减。乾隆时期，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于1757年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个海关的对外贸易，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但此举仍然无法阻挡西器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相反，国人对自鸣钟等物的热忱在乾隆朝达到了新的高度。清人笔记《啸亭杂录》记载，乾隆时期，“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虽然乾隆皇帝“恶其淫巧，尝禁其入贡，然至今未能尽绝也”。

（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8页。显然在乾隆年间，自鸣钟已成为士大夫用以装点门楣的时尚之物。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扬州画舫录》，对自鸣钟、望远镜及玻璃制品的描绘也时有所见。直到鸦片战争之前，笔记作者们对生活类西洋长物的叙述都比其他物品更为突出。这在清中期所撰笔记《榆巢杂识》《竹叶亭杂记》《履园丛话》中皆有所体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清朝进入所谓的“同光中兴”。此时的清人笔记，记载了通商口岸上海、汉口等地流行的大量的西洋长物，晚清民国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宫苑类》中描述了晚清在中南海佛照楼重建中引进西洋长物的情景：“全楼共费五百余万，悉仿西式。……佛照楼内有电灯，其锅炉等件即在附近，汽筒直上高与云齐，一至夜间，则几上瓶炉、壁间琴剑，皆以玻璃制就，无一不照耀通明。”徐珂：《清稗类钞》第1册《宫苑类·佛照楼》，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7页。晚清笔记对所谓“盛世”起到了点缀和粉饰的作用。

三、“古已有之”：明清笔记中的中国中心论

笔记虽然有别于官史，但在一些文化观念的表达上却较为一致。中国数千年以来形成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明清以降，即便西方先进物质文明的优势日渐凸显，但是中国朝廷仍然自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把西洋各国视作蛮夷之地，对西洋人的形象多有负面描绘。清人屈大均认为，葡萄牙人（佛郎机）生性狡猾残暴，“澳门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夷，性多黠慧”，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4页。 “惟佛郎机则贼人之桀也，不可不拒”。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431-432页。 徐时栋（1814-1873）在《烟屿楼笔记》中将西洋人描述成光着赤脚、“以手撮饭”的形象。

（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2册第635页。姚元之在其笔记中认为，西洋人的习俗与中国传统礼教相违背，“此天之所以别华、夷也”。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2页。 因此，明清笔记在关注西方物质文明成果时，带着“中国中心论”的眼光，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西洋物品进入中国，写成远夷对天朝的进贡。明清笔记多将西洋使者的礼品视为各国的贡品，并将西方各国描写为天朝主导的朝贡贸易體系之入贡方，与周边藩属国并无差别。明清以降，西方殖民者带着先进、新奇的器物，乘着坚船，带着利炮，鼓浪东来，试图与中国展开自由贸易，中国却极力维持着传统朝贡体系。康乾盛世，西方各国觊觎中国广阔的市场，同时又畏惧中国仍旧看似强大的武力，只能委曲求全，屈就中国的朝贡体系，与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明清笔记则用传统的目光，将之视为中国的朝贡国，将其所献西器视为贡品。清初刘献廷（1648-1695）在《广阳杂记》中记载：“丙寅年，荷兰噶口屡吧耀汉连氏甘勃氏，差使者宾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进贡方物四十种。”其中有大自鸣钟一座，镶金鸟铳二十把，镶金马铳二十把，精细马铳十把，精细小马铳二十把，短小马铳二十把，连火石一袋，精细鸟铳十把，哆罗绒十五匹，织金大绒毯四领，新哔叽缎八匹，大琉璃镫一员，琉璃盏异式计五百八十一块，照身大镜二面，照星月水镜一执，照江河水镜二执等，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页。均被刘献廷写成贡物。梁廷楠（1796-1861）《海国四说》详细记载了每一年西方各国朝贡贸易的货物品类，如“荷兰道路险远，航海艰辛，嗣后进贡方物酌量减定。令貢珊瑚、琥珀、哆绒、织金毯、哔叽缎、自鸣钟、镜、马、丁香、冰片、鸟铳、火石，余均免贡”。

（清）梁廷楠：《海国四说》，第209页。《海国四说》又记载了乾隆皇帝对英国颁布旨意时的天朝心态：“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国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清）梁廷楠：《海国四说》，第242页。

第二，以中国重农观念为正统，以西方重商主义为异端，将西方手工或工业产品视为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梁章钜（1775-1849）对洋人“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9页。表现出了不满。之前，屈大均便将西洋传入的“风琴、水乐之类”，视为“淫巧诡僻而已”。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444页。

第三，为了抵消西洋物质文明的先进性，固执地认为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表现出“西学中源”倾向。明清笔记在记载西洋奇器时常目为古已有之，表达出不屑一顾的态度。精美的西洋器物传入中国，部分文人将西器与中国古代物品进行比附，认为这些西器在中国“古已有之”。钱泳（1759-1844）在其笔记《履园丛话》中认为，唐代便发明了类似自鸣钟的计时器：“张鹭《朝野佥载》言武后如意中海州进一匠，能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有一人骑马出，手持一牌，上书‘午时二字，如璿机玉衡十二时，循环不爽，则唐时已有之矣。”

（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第321页。稍后的徐时栋认为，西洋传入的诸多奇巧之物，“如指南车，量地表，日影尺，晴雨表。无非中华遗法，特彼处专以技艺为仕进之阶，致富之术”。

（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卷六，《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2册第635页。直到清末民初况周颐（1895-1926）在《餐樱庑随笔》中仍持此种心态，指出西洋的起重机和留声机的核心技术在中国都能找到端倪，只可惜“未能精益求精而底于成耳”。

（清）况周颐：《餐樱庑随笔》，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214页。古已有之的观念，实是想抵消西洋器物的先进性，以抚慰受到冲击的士大夫们的失衡之心。

四、穷极工巧：明清笔记反映时人对西器的接受及反思

当然，随着西方先进物质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在经历了异国文化入侵的短暂不适后，西器的优越性开始得到肯定。自鸣钟增强了国人的时间观念，新式火器在战争中所向披靡，西洋乐器丰富了宫廷的文娱活动，新的历法更为精确、不误农时，而较晚出现的电报、电灯、火车等，则对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清人笔记对此有普遍的反映，书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精致”“奇巧”等赞美之辞。成书于同治年间的《庸闲斋笔记》指出，“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极。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极”。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页。对西洋物质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肯定。陈恒庆在撰写《谏书稀庵笔记》时，已从“古已有之”论中走出，大方赞美外国活字印刷术，“刷墨压纸，皆机器为之，敏捷灵活，出人意外。计购活字全分，须二千元，可用数十年不坏”。

（清）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43页。晚清何刚德虽然抵触西洋物质文明，但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海邦机器益发达，衣食住之舶来货，一一尽美，且日本货比国货为廉，吾不免为习俗所移。”

（清）何刚德：《客座偶谈》卷四，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描绘了国人争相购买洋货的盛况，“然其在前门外大栅栏所开最巨丽之洋货肆，名曰‘德义者，尚金碧耀煌，购物者肩摩毂击也”。

（清）许指严：《十叶野闻》，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第132页。以守旧著称的慈禧太后，在面对精美的西洋器物时，也无法掩饰喜爱之情，据德龄公主《清宫禁二年记》记载，慈禧对两广总督所贡昂贵珍珠不以为意，却对德龄母亲和姊妹所贡巴黎面镜、香水、香皂及其他化妆品，“极形感悦”。

（清）裕德菱：《清宫禁二年记》，《清代野史》第2辑，第311页。

随着西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国人开始理性地承认西洋先进器物确有长于中国传统器物之处。清人赵慎畛在其笔记《榆巢杂识》中比较了西洋时辰表与中国滴漏的优劣，写道：“时辰表，来自西洋，每日上弦一次，昼夜周行，随大小针所指，以定时刻，分数，寒暑无异。按《周礼·挈壶氏》，及冬，则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盖因冬水冻，漏不下，故需火炊水沸以沃之也。今洋表冬寒不冻，无藉爨沃，其法为更精耳。”

（清）赵慎畛：《榆巢杂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9-230页。认为西洋计时器要优于传统计时器。《眉庐丛话》作者感慨西洋火器远甚于传统的十八般武艺，“世俗称美人之材勇，辄曰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精。斯语也，传奇演义家多用之，盖在百年或数十年前。迄今沧桑变易，火器盛行，往往一弹加遗，乌获孟贲无能役，快剑长戟失其利”。

（清）况周颐：《眉庐丛话》，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4辑，第85页。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德龄公主，对紫禁城中宫殿“不燃电灯，夜间以烛”

（清）裕德菱：《清宫禁二年记》，《清代野史》第2辑，第233页。的生活方式感到不适。面对与西洋国家逐渐拉大的差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中国的没落进行批判和反思。晚清笔记《清代之竹头木屑》对反洋务论者刘锡鸿进行了抨击，认为“中国铁路之不能早开，实因刘锡鸿之摺所阻，四万万人为奴之祸，实基于此”。

（清）佚名：《清代之竹头木屑》，《清代野史》第7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45页。面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衰落，《水窗春呓》总结出中国不如西人之处有三，即“枪炮精良一也，测量准确二也，步法严锐三也”。

（清）欧阳兆熊、（清）金安清撰，谢兴尧点校：《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1页。

需要指明的是，国人在接受西洋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诸如对西方器物的盲目推崇。《外交小史》记载，有留洋背景的崔国因，“每见酒瓶、荷兰水瓶等，必拾而藏之”。

（清）继昌：《外交小史》，《清代野史》第1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80页。《西巡回銮始末记》则描绘了当时病态的社会风气，“今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拚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意。嗟彼北民，是岂知人世有羞耻事耶！”

《西巡回銮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第135页。

五、“师夷长技”：明清笔记所载时人对西器的仿造

人们常以为“师夷长技”是晚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后始有之现象。其实，明人笔记已经显示此行为始于明代中后期。《万历野获编》载，嘉靖十二年（1533），广东巡检何儒招降佛郎机国，得其蜈蚣船铳等制造之法，并于操江衙门仿制火器，“中国之佛郎机，盛传自此始”。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火药》，第443页。清初周亮工（1612-1672）在其笔记《闽小记》中记载，福建龙溪县人孙孺理制造的“一寸许之自鸣钟”，

（清）周亮工：《闽小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是闽中五项绝技之一。不过，当时仿制技术并不成熟，能仿制西器者寥寥，物以稀为贵，故笔记会记录这些擅于仿制西器的能工巧匠及其作品。昭梿（1776-1833）在笔记《啸亭杂录》中提到了火器制造家戴梓，“少有機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

（清）昭梿：《啸亭杂录》，第275页。成书于乾隆时期的《扬州画舫录》，将“工隶书，精于制自鸣钟，所蓄碑版极富”的汪大黉与“工诗画，亦工隶书”的陈振鹭并列叙述，下意识地将制造自鸣钟之人归为知识分子而非匠人阶层。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第282页。迈入清中后期，随着“师夷长技”思潮的蔓延，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仿制不再是怀才之人的兴趣爱好，而成为国家层面的工业行为。这一时期的笔记，更多地记载了在洋务派领军人物领导下的大规模仿制行动。《庸闲斋笔记》记录了李鸿章和曾国藩对西洋枪炮及轮船的仿造：“李爵相既平粤贼后，于同治四年，先在上海开机器局，以制造洋枪、洋炮及铜帽、洋药诸军火。比督两江，于金陵亦设制造局。曾文正公再督两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创造轮船，文正公亦令于上海兼造。”并感慨：“洋人所能者，我尽能之矣。”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第273页。《张文襄公事略》记述了张之洞“试造浅水兵轮，筹设华侨领事，创办水陆师各学堂，奏开汉阳铁厂，创办机器纱织局，兴办京汉、川汉铁路”

（清）佚名：《张文襄公事略》，胡蕴玉等撰：《满清野史四编》，台北新兴书局1983年版，第12页。等学习洋务的事迹，称赞其敢为人先的精神。光绪二十九年（1903），《安乐康平室随笔》作者朱彭寿，奉旨考察江南制造总局及龙华镇分局购买、仿制西洋器械情况，并感慨“窃维强国之举，首重练兵，练兵之要，必先利器。兵以精练为贵，即军械亦以自制为宜，以中国全势论之，断非一二厂所能敷用”。

（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2页。 晚清笔记《西巡回銮始末记》中提到，学习洋务不能过分依靠洋人，“若事事仰赖洋人，无论靡费太多，亦并不能广及;况厚币聘请，未必果为上等工师”。而应该培养能够自制坚船利炮的本国人才。

《西巡回銮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第312页。湖南巡抚王文韶于1876年指出：“制造局新设气炉，偕司道往看，机巧不可名状。化工泄漏尽矣，数十年后洋人伎俩中国尽人能之，庶几可与角胜乎。”

（清）王文韶：《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5页。试图通过仿制来战胜西人。

虽然举国上下大开仿制西器之风，但仿造之路极其艰难。某些仿制品在细节上与进口物品相差甚远。明清笔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朱彭寿在勘察了江南制造总局及龙华镇分局后在其笔记中指出，“所用工匠，又皆未经教练，不过仿照洋式，以意为之，以致所出之械，一经逐件拆卸，厚薄宽窄，互有参差，彼此不能调换”。

（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页。某些国产制品即便能仿造出相同的外观，却学不到进口物品的核心技术。《庸闲斋笔记》作者陈其元（1812-1882）叙述左宗棠“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第270页。后为其他事务所累，终未落实。陈其元感慨，“惟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楛，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得也”。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第267页。明清笔记记载的这一问题，为英国海军上将安逊所印证：“中国人在精细、精确度等方面要求严格的制造业，例如钟表及火器等物，尽管能够模仿这些机器的外形却无法模仿其精细的制动部分。”转引自赵欣：《〈安逊环球航海记〉与英国人的中国观》，《外国问题研究》，2011第3期。

据明清笔记所知，效仿西法之途虽然艰辛，但至少让有识之士看到了希望，他们以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自勉：“日本变法维新，未及十年，一切皆由本国主之。以华人之聪明才智，何至远逊东洋？是在一转移间而已。”

《西巡回銮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第312-313页。言语间充满了自信与乐观。

结 语

明清笔记弥补了中国传统官史在记载西洋物质文明东进过程中的缺失和不足，无论是明清《实录》还是明清《会典》，都将主要篇幅用于政治及其制度的记载，而对生活史比较忽略，加上天朝上国的心态和轻视外夷的观念，导致官史对西洋奇器传入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不甚关注，甚至有意漠视。与此有异，作为明清士大夫公务之余所记的笔记，却因其随意和猎奇的特点，将西洋物质文明传入中国的历史作了记录，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史料。

明清笔记中所描述的西洋物质文明种类比较丰富，既有战争武器和生活用品，又有文娱艺术品及科技产品。反映出此时西洋物质文明已经较多地渗透中国传统社会，并给当时的文人特别是笔记撰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清笔记对西洋器物的记载，因作者所处时间和空间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不同时代的作者对史料的筛选不尽相同，动荡年代的作者更专注于西洋武器的描写，而成书于承平之世的笔记则钟爱对西洋长物的描绘。明代笔记对西器记载较少且模糊，而清人笔记的记载则日益密集而清晰。同时，明清笔记呈现空间差异。东南沿海作者的笔记，记载西器较多，而僻处内陆的作者之笔记，则所记较少。

明清笔记作者对西器的认识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看，仍能反映出国人对西洋物质文明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从顽固自傲的“古已有之”论，到体认精巧并倾心接受，再到“师夷长技”以图自强的过程。然而，部分国人在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对西洋物质文明盲目崇拜，这些早期的“崇洋媚外”思想，为后来“全盘西化”观念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总之，明清笔记史料为我们展示了西器东传中一幅幅生动的图景，让我们得窥在西洋文明东渐的社会环境下，士大夫和部分国人对西方外来物质文明所做的真实回应。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输入中国，必然会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秩序产生影响和冲击。无论官史是否正视，这一现象都将发生。幸有明清笔记记载了这些现象，使我们得以据此体认在西方近代文化冲击下中国社会的漫长转型过程。

责任编辑：孙久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