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太郎

科举取士，是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是继“世卿世禄”制度及“军功爵制”之后的一大历史进步。科举制度的施行，给天下寒门学子打开了一扇晋升之门，也为各个王朝延揽了许多管理人才。

“科举”一词，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廣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约略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始于隋朝。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300年之久。

虽然科举制度发轫于隋代，但由于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隋朝的状元情况如今已无从查考，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状元，就是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科举甲榜第一名的孙伏伽。按理说，这个“第一次”的“第一名”该是名垂青史、闻名天下的，但是，孙伏伽的名字为何却鲜为人知呢？原来，这一切都与他的性格有关。

孙伏伽，出生于隋朝开皇年间，贝州武城（今河北省故城县）人。孙伏伽的父辈应该是富贵之家，有余钱供子孙读书，所以，学业有成的孙伏伽，成年后便涉足官场，成为一名小吏，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到了隋朝末年，孙伏伽成为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安）的法曹。所谓“法曹”，就是协助县令负责一县治安及刑狱的辅助官。套用现代的级别，也就是一科级干部吧（相当于现在县级的法院院长、司法局长兼公安局长）。

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隋灭唐兴后，孙伏伽选择了归顺了李唐，从隋朝旧吏变身为唐朝的新贵。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朝第一次开考取士，孙伏伽高中科举甲榜第一名状元及第，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状元。

在治国理政上，孙伏伽还是有自己的见地的，还直言能谏。比如，唐朝平定天下后，唐高祖颁布了大赦令。但是不久之后，唐高祖又要处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孙伏伽进谏说：“王者无戏言”、“法者陛下自作，须自守之”，往昔攻打天下时，应该随机应变，现在四方已定，皇上制定了法律就应与天下人共同遵守，这样天下百姓才能相信而畏惧。如果自己做事不讲信义，而要天下的人相信你，怎么可能呢？

孙伏伽心存百姓，为民请命。当时，军粮赋敛十分繁重，他多次请求减免。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孙伏伽弹劾民部尚书裴矩 “苟钓虚名”，而不“救恤百姓”。由此，唐朝征收赋税由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使贫苦的农民得到实惠。

不久，孙伏伽又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他坚定地站在李世民一边，这为他日后的升迁打下了基础。玄武门之变之后，孙伏伽获赐男爵，食邑乐安。李世民一上台，孙伏伽继续受到重用，依据他曾经有过县级法曹的工作经历，一下子被擢升为大理寺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这样的升达速度，就像坐火箭。

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孙伏伽升职为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是不愁封侯拜相的，但是，由于性格原因，孙伏伽此后的仕途却并不顺利。

有人评价说，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有魏征之风。唐太宗李世民在继位之前，南征北战，经常打仗。后来天下太平了，没仗可打，于是就迷上了打猎，几天不打猎心里就痒痒。孙伏伽认为李世民这是不务正业之举，曾多次上书劝谏，但是，李世民却置若罔闻。一天，唐太宗又要去打猎，他领着几个侍卫，背弓插箭，带着猎鹰和猎犬，正要出发。这时孙伏伽匆匆赶来，一把拉住李世民的马缰，跪在马前说：“陛下今天出门，就请从老臣身上踏过去。”

这样一闹，让李世民大没面子，就让人把孙伏伽拖出去斩了。孙伏伽面无惧色地说：“夏朝的关龙逢因直言进谏而被杀，我情愿和他在九泉之下相见，也不愿意再侍奉你了。”不想被骂昏君的李世民只好假意言笑，说，朕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试一试你的胆量，然后默默地取消了这次狩猎之旅。

李世民身边早已有个整天喋喋不休的魏征了，再添个这么个主在身边，那哪还有清静日子过啊，于是，找了个借口，将孙伏伽外放，给了他个陕州刺史，让他去治理地方了。一个州的刺史要，充其量就是个厅局级，比大理寺卿低了好几级。

孙伏伽在地方官的任上，一直干到永徽五年（公元654）才退休回家。四年后，孙伏伽病逝于武城的老家中。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