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虎门的暮色

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押”字，在街边楼宇墙壁上的圆形广告箱中央，闪着夺目的红光，车流如梭，天色昏暗。押宝？押钱？我站在街边一座小桥旁，面对那个抢眼的“押”字，胡乱猜想，茫然不知所措。我侧身扫了一眼身边的这幢大厦，似乎是写着海军某招待所的字样。

那是暮春的一天中午，方招就气鼓鼓地坐上了回广州火车站的汽车，走了。他发誓说，再也不来广东，宁愿回到湖南，在自己的国营小厂没事做，拉二胡，也比到这里丢钱又受罪要强。他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们两个盲流，昨晚在涵管里睡了一夜，受冻挨饿。今天上午在厂区，每看到墙上贴有重重叠叠、红绿白蓝黄五彩缤纷的招工小广告，我们就挤进人群，仰着脑袋，两眼放出贪婪的光，逐条逐句地看，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用纸笔抄写地址厂名和联系电话。然后一路问询过去，从一条街道走到另一条街道，从一家厂门走到另一家厂门，走得腿脚发软，问得嘴角起泡，不是说已经招满了，就是条件苛刻，比如要先做三个月才发工资，而且要交押金，吃饭也得自己先垫钱，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犹如两个饥饿的乞丐。在路旁一间简易的钢棚子门口，有几个广东小青年拿着牌子在招工。我们走过去一问，说是制衣厂招电车工，里面放着几台缝纫机，有几个男女正在埋头操作。“我们没踩过缝纫机。”我如实说。“没关系，”为首的小青年说：“培训三天就可以进厂。”方招对这件工作有点动心，说实在的，在一无所获之时，能有这么一件工作做，我也是愿意的。只是先要交每天十元的培训费，让我很是纠结。方招没想多久，就掏出三十元交给了小青年，写了收据。“你学不学？”小青年不停催问我。我犹豫着，矛盾着，我只想立即就工作，且不要我交钱。“我不学。”我说。听我说不学，方招也后悔起来，要求退还三十元。那帮小青年当即变了脸，一个个凶恶的样子，哪里还肯退钱。一顿争吵之后，只得自认倒霉。方招脸色铁青，走得远了，嘴里狠狠地吐出了一口气来，“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

送走方招后，我一个人不停地游走问询。我不能回家，我来的车旅费还是母亲借来的，我要打工挣钱。我似乎充满了信心，天地之大，总会有我的容身之地。但在路上闷走时，我内心不停地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特长吗？我有什么技能吗？这个时候，我真恨自己一无所长，就连我在建筑学校所学的那一点点书本知识，也少得可怜，也派不上用场，此刻连一碗饭都换不回来。

肚子饿的时候，我想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的仙人口含仙丹不知饿的故事。我现在要是也有这样一颗仙丹就好了，就可以省去一餐一餐的饭来。可现实的情况是，两天的时间里，只吃了一包饼干，一碗汤面，我肚子饿得实在是馋得很了，甚至对路边的野狗啃嚼一块干骨头，都充满了羡慕。一路看到的那些饭馆食铺，尽管香味浓郁，门口的店员招呼得也殷勤，但无论如何没有走进去的勇气。

在一条河边，我停下了脚步，靠着石栏杆，无神地望望宽阔的江面，又无神地望望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连搁置自己眼光的地方都找不到。这是一条单面的街市，房屋大多不高，平房瓦屋参差不齐，显然是一处城乡结合部。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饭菜的香味，总是最优先地送入鼻孔，我的喉咙禁不住一阵咕噜咕噜滑动。

一个衣着肮脏的小个子青年走近了我，他的头发蓬蓬乱乱，我立即就有了戒备。“你是想吃饭吗？”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那里兩元钱一餐，包吃饱。”他友好地笑笑。“是吗？”我漠然地回应了一声，不置可否。“我可以带你去，不远。”他说。而我也看不出他有任何歹意。

我跟着他走，转弯抹角。显然，他是这里的常客。在一条小巷子的当口，有一间低矮的青砖破瓦房，瓦檐口长着高高低低的野草，巷子墙根，放着几个塑料筐子，堆满了菜叶剩饭，散发着异味，面前一条仄小的污水沟。这里确实是一处吃饭的地方，店内有不少吃饭的人，看得出都是一些打工流落异乡的人，店主是一位老人，穿着肮脏，但笑容温和，一问，果然是两元一个菜，饭管吃饱。真要感谢这个萍水相逢，给我引路的年轻人，这一顿饱餐，让我又恢复了力气，也让我至少省下了晚餐的开销。

我的脚步又走在了路途上，我的前方不远就是虎门。我在想，或许，虎门街上有我能找到的工作。在一处张贴小广告的墙上，我看到一家广告设计公司招聘广告员的启事。我站在一家小店铺的公用电话旁，花钱打去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可以来公司面试。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希望，我仿佛看到了这份属于我的崭新的工作。我甚至设想，我有了这份工作之后，我要好好努力，虚心向师傅学习，毕竟，这对于我是完全陌生的领域。我在猜想，这份工作，每月能挣多少工资呢？除去吃饭住宿，还能剩下多少钱寄给我的父母呢？

我循着启事上的地址，到了一条大街上。站在街边小桥旁，我分辨不出东南西北，不知该往何处走？茫然不知所措。而街对面闪着鬼眼一样的一个一个大大的“押”字，仿佛要将我吞噬，把我的命运押注进去。我看看昏暗的天色，不免焦急起来。

“到哪里去？”一个带着头盔，骑着摩托车的人突然停在我的面前。我掏出记在纸上的那个广告公司的地址给他看。“六元钱，送你去。”我虽心有不舍，但这个时候，也只得遵照执行。摩托车载着我在街上转了一个圈子，停下，说是到了。我从车屁股上爬了下来，摩托车司机用手指了指方向，油门一轰，走了。我顺着他指示的方向一看，怎么有点眼熟？小桥旁边的大厦，写着海军某招待所。我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想让那摩托车司机听见，但车流滚滚，人声喧嚣，哪里还有他的踪影？

广告公司就在招待所旁边另一幢大厦的四楼。推开玻璃门进去，我说明了来意。接待的人也没有过多地询问，就带我进了另一间房子，里面已经有好些人，或蹲或站，各据一方，正徒手作画。我被要求绘制一张会议室的透视图，这个时候，我真是后悔以前在学校里没有好好学习美术课程。我硬着头皮画了一张，比例失调，线条笨拙，连我自己都不满意，深感羞于示人，结果可想而知。

我低着头走下楼来，漫无目的走在陌生的街市，我该去何处？今夜，我在何处安身？

对面那一个一个大大的“押”字，在暮色里更加刺眼，仿佛一具具血红狰狞的面目，在嘲笑我这个身无长技，却还幻想填饱肚子的异乡人。

一元钱

钱是一元一角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放进了别人的手里，以此换得肚里的饭食，睡觉的床铺。我就像一条流落的野狗，在珠江三角洲一块狭窄的地域里，闷头闷脑地东窜西突，每一寸路程，都用双脚丈量。那一丛一丛茂密高瘦的江竹，一片一片阔叶舒展的蕉林，一条一条白得晃眼的公路，我渐渐地把它们抛在身后，我企图找到一个能贩卖我力气和青春的所在。几天下来，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衣兜里只有二十元零五角。再继续这样下去，真要成为珠江边的一条野狗了。

我决定回家。虽然我心有不甘，而且身怀愧疚：来广东找工的盘缠，是我头发染了微霜的母亲陪尽笑脸，在村巷里走东家问西家，用卖红薯卖谷子卖花生卖豆子甚至卖鸡卖猪作为保证偿还的能力，给我借来的。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像有一块刀片，在一刀一刀地割着，嘶嘶作响。可是，父母啊，请原谅我！在这异地他乡，毫无用处的我，真是连一碗饭也找不到。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回村里去，给你们捡柴，给你们挑粪，给你们挖土种田吧。

到达广州火车站，正是午后，阳光灿烂，高大光裸的木棉树上，硕花如血。售票厅就像张着深黑大嘴的恶魔，在它贪婪的嘴前，是密密匝匝的人肉搓成的五颜六色的麻花，一根一根像长蛇一样，弯弯扭扭摆满整个广场。

太阳的脚步永远要快过人肉麻花的蠕动，不管你在广场上站得如何不耐烦，不管你的脖子如何伸得像水蛇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探望得酸痛，不管你如何口无遮拦地咒骂，不管你如何饥肠辘辘，甚至站麻了腿脚，它见惯不怪，板着一张老脸，木然地滑过广场的上空，落到高楼背后去了。下班的时间到了，售票窗口陆续关闭，一个喧嚣的轮回已经结束，不管你愿意离开，还是不愿离开，新的一个轮回需要等到明日早晨才会开始。广场上乌黑的高杆灯柱，灯光渐渐放亮，一片昏黄。

我在广场上胡乱地走来走去，卖盒饭米粉的，卖鸡蛋鸡腿的，卖包子馒头的，人声嘈杂。一堆一堆的人，或者席地而坐，摆着两条僵直的腿，无声地瞪着面前的行李，心事重重;或者屁股下垫一张废报纸，屈着膝盖，嘴巴一张一合咀嚼饼干或面包;有的干脆蜷缩躺在地上，头枕着包裹，像一条条死狗，全然是百无聊赖，准备在广场上度过长夜的样子。我不敢走得太远，便也随意窜进一堆人里，默默地坐在地上，看高楼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闪烁烁，看大街上车灯如流，来来往往。

广场上突然一阵骚动，呼喊和奔跑，脚步杂沓，人堆纷纷站起来，提着拖着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朝我这边赶过来。我顿时惊慌起来，莫名其妙，提着包裹就跟着潮流走，不知前往何方。这时，已能看见大批警察和带红袖章的人，挥舞着棍棒和长长的竹篙，骂着吼着打着，在驱赶人群。这样的场景，让我猛然想起家乡的放鸭人。“清场了，清场了，快跑！”有人在急匆匆地喊，我也吓得加快了慌乱的脚步。

惊慌的人群在往一个角落里驱赶，最后从一扇敞开的大门鱼贯而入。惊魂稍定之后，我发现这里原是一处空地，周围是高高的围墙，从高杆电灯射下的昏黄灯光，照得见我前后左右全是齐刷刷挤满了长长短短的颈脖和头颅，恰如罐头盒里的沙丁鱼。我想不明白，我们这些外乡的旅人，究竟犯了哪一条王法，要受到这般待遇？有旅客不无恐惧地说：“不赶快跑，抓着了，要送往樟木头去！”

再难熬的夜晚也总会过去。黎明时分，围墙大门的栅栏打开了，一头雾水的我们蜂拥而出，往售票大厅冲去。凭着年轻和腿脚灵光，尽管惊吓饿累了一夜，我还是冲刺跑在了前头，气喘吁吁地在一个关闭的窗口前站定，庆幸的是，我的前面仅仅只有十几个人。很快，售票大廳里就挤满了一根一根的人肉麻花。

光线越来越明亮，我无数次看看手表，每分每秒都是如此缓慢。我盼望着窗口能早点打开，以便早点买到票，登上回家的火车。不时有一些零碎的人肉渣子，在麻花的缝隙间钻来钻去，在每一个窗口，挤聚成肉渣堆子，宛如一块臭肉上爬满的蛆虫，涌动，不息地涌动。我真希望此时能有昨晚的警察和戴红袖章的人，带着棍棒和长竹篙来维持秩序。

离开窗的时间越来越近，人肉麻花越加拥挤，已分明能感受到后背传来的一阵一阵的压力。这时，我身旁麻花缝隙里挤进来几个年轻人，叫喊着，气势汹汹：“拿钱拿钱！”一听口音，这群不善之徒，就是湖南衡阳人。这群人径直走到窗口，拿着刀子挨个搜身抢劫，旁若无人。周围的人群，口呆目瞪，全是沉默的羔羊。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我也深感畏惧，我把手插进裤兜里，紧握着我二十元零五角钱。我想赶紧溜走，但又担心失去了这个好不容易才占到的位置。

“把钱拿出来！”未及多想，我胸口挨了一拳，一阵剧痛。两个人各拉我一条胳膊，在我身上乱搜，我拼命攥紧我手中的钱，使劲扭动。“再动捅死你！”一把闪着寒光的刀子就逼住了我。我吓得赶紧松手，呆若木鸡。几个劫匪扬长而去，我才回过神来。“啊——！”我突然一声长长的干嚎，仿佛一粒肉末，被恶魔一个喷嚏，射到了门外。

广场上光线亮得刺眼，天上一层灰白的云。我停住了脚步，浑身发抖。“怎么办？怎么办？”我头脑里急速思索，“怎么回家？怎么回家？”行人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突然对所有的人都愤恨起来，两眼射出的怒火，恨不得把这个城市，这所有的人都烧成灰烬。

“手表手表！”我抬手看看，手表还在！“把手表卖了！”一个声音在脑中对我说。“对，把手表卖了，换点钱回家！”我迅速作出了决定。我摘下了手表，攥在手里。这块手表是当年我读中专时，二姐送给我的，已经跟随我几年了，我顿时有些不舍。

我低头低脑，走进广场上那些站站坐坐的人群。“我刚才在售票厅买票，钱被抢了，你要不要手表？随便给点钱。”我伸手把我的手表递到人前：“手表绝对是好的，我不是骗子。”白着眼睛对我飘来的眼光，饱含着轻蔑和狐疑。“不要不要！走开走开！”我又走进另一堆人群，得来的依旧是轻蔑和狐疑，甚至躲避。

我有些泄气，这么一个宽阔的广场，人来人往，熙熙嚷嚷，竟然没有人相信我的遭遇。这时，一个在报刊亭边驻足的中年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方头大脸，提一个包裹，看他的气质，就像一个吃国家粮的人。“同志你好！”我哈着腰，走到他的跟前：“我刚才在售票厅买票，钱被抢了，你要不要手表？随便给点钱。”他拿过我的手表看看。“手表绝对是好的，我不是骗子。”我说。“手表我不要。”他说。我一下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而他的衡阳口音，更让我增添了愤懑。“我也是自己厂里没事做，来广东打工。”他说：“我给你一元钱。”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一元钱的红票子给我。我感谢连连。

太阳已经在广场上升得老高，广场上到处游荡着卖盒饭包子馒头的摊贩。我走过一家家米粉店，喷香的气味勾起我馋涎欲滴，肚子更加饥饿，我攥紧那一元钱，不敢停留。

“去哪里呢？”我不停地思索。“去太和镇！”太和镇是广州白云区一个小镇，村里有很多人在那边的乡间干泥水匠的苦力活，这个时候，我只能去找他们了。之前，我曾听村里人说过，从广州火车站坐公共汽车到广州动物园下车，再转车就能到太和镇了。

在广场边，我找到了去广州动物园的公共汽车，是一种两层的高大巴士，我是头一次见到这么高大的公共汽车。票价是两元，先上车后买票。我犹豫着，最终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在第二层最末一个位置坐了下来。我想，售票员要我交两元钱，我就跟她解释一下遭抢的经过，实在要赶我下车的话，我坐一半的路程也好。

我忐忑地坐着，街道两旁的高楼树木行人引不起我丝毫兴趣，我真希望售票员永远不要上来。但售票员还是上来了，是一个穿制服的女子，手上拿着一块票板，从前往后，挨个卖票，不停地收钱找零撕票，间或也发出一阵的争吵。我攥紧一元钱，紧张不安。我尽量把身体紧缩，眼朝窗外装作看街景的样子，努力避免着与售票员目光相接。

奇迹往往就在绝望之时发生，我正准备迎接羞辱，女售票员竟然转过后背，往前面走去，下了逼仄的楼梯，不见了。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依然紧张地坐着，生怕她再上来。我的担心一直到了广州动物园才放下。我下了车，猛烈地喘气，心跳砰然。

前面的路，需要我的一双脚一寸一寸丈量，这是我的强项，我不畏惧。我走在公路的边上，一辆一辆公共汽车和大货车，呼啸着从我身旁驶过。我不停地走着，紧紧地攥着那一元钱。田野，山峦，江流，树木，房屋，一寸一寸，在我脚后跟退去，又在我面前延伸，时值一九九三年暮春，太阳朗照……

后记：写下这篇文字，已是二十多年之后。当我隔了许久，又打开阅读一过，年将半百的我眼中竟然不知不觉地再次潮湿了，擦拭不停。二十多年前的那条弯弯曲曲的长路，那路上的疲惫脚步，依然清晰如昨。从广州动物园开始，我怀揣着那一元钱，一边问询，一边行走，忍受着饥渴，大约在午后某时，到达了陌生的白云镇，正巧在街上遇到两个在此长期做泥水工的同村人。他们把我帶到堂兄的打工住地，也开启了我的又一段异乡谋生路。

我要感谢年轻时代这段艰难的日子，那些路上的艰辛与毅力，卑微与泪水，早已化成了我人生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