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冈山大学下定雅弘教授是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翘楚，他与中国唐代文学圈的交往也已超过三十年。我近年曾几次有机会向中国学者介绍他的研究成就。一次是为《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所写书评(全文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说道下定教授是“目前日本一线学者中在白居易研究方面成就最突出的学者之一”，他在《中唐文学研究论集》中不赞成前辈认为白居易是“体现天下世界观的端正官员，具有崇高人道思想”的说法，认为白“什么时候都很忠实于自己的欲念”，早年因兼济之志太强而压抑独善爱好，退居洛阳后将诗酒做朋友，欣赏雪月风花，听音乐，爱妓女，充分享受长长的晚年。这确实是很独特的认识。他与松圆朗教授主编的《杜甫全诗译注》由讲谈社2016年6月出版后，我曾撰文《近期三种杜诗全注本的评价》(《文汇学人》2016年10月21日)，认为是继铃木虎雄《杜少陵诗集》后的第二部杜诗日文全译本，“是一部吸取中日学界研究成绩，以一般读者为阅读对象的普及性大型读本”，“在追溯语源、考究真相、解释制度、体会诗意方面，用力很深，发明亦多”。他的《白乐天的世界》经李寅生教授翻译，2017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后，我也向《中华读书报》作过推荐。

这样一位对白居易研究几近出神入化的学者，近年转治杜甫，由他来谈杜甫与白居易思想与诗风的共同点，自然会有很多新意。这一话题似乎早就谈过多次，《与元九书》中对杜甫触及时政诗歌的充分肯定，构成两人文学精神联系的主脉。但这是白居易早年的认识，后来其实有很大的变化，何况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只是一个方面，人与自然万物、人的生命体验、人因宗教而澄涤心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下定教授之本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以“独善”和“共生”的理念展开讨论，将两者的诗歌看作他们的日记，看到他们兼济无成后，在独善中如何完成人生的转变，中心是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下定教授举出大量的实例，包括对家人的爱，对动物的爱，对花木的爱，以及游山玩水、观赏景物中的喜悦，饮食的喜悦，饮酒的喜悦，看画的喜悦，对仙道、佛教的喜悦，写作诗歌的喜悦，等等。这些内容似乎日常琐碎，但却可以看到诗人与万物为友，热爱万物，描摹并体会万物，从而发现万物之美，抒写与自然共生的人生态度。当然，两人时代不同，性格有异，中年后生计状况也落差悬殊，趋同中又有很大的差异。下定教授看到杜甫晚年有悲哀，也有生命庄严的宣示，看到他从青年时期开始的共生思想的成熟，白居易也一样。这样的论述与评价，突破仅以人与社会关系来评价文学的狭窄樊篱，展示从局部细节的罗列，进而深入内心以体悟诗人的人生态度，相信对许多学者也多有启发。

本文下编谈杜、白二位的创作技法，是我更感兴趣的内容，可惜受篇幅限制，仅能点到为止。有关两人用口语入诗，前引《白乐天的世界》有专章谈此，可参看。

有幸受邀主持下定教授的讲座，并先期读到这篇看似波澜不惊，其实内蕴极其丰厚的论文，写下以上感受，未必准确，谨向下定教授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