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戴维·菲尔德豪斯(David Kenneth Fieldhouse，1925— )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在坎特伯雷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担任过教职，其中1981年至1992年在剑桥大学担任帝国史与海军史教授，从剑桥大学退休后，仍是剑桥大学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的荣誉院士(Emeritus Fellow)。①https://www.jesus.cam.ac.uk/people/professor-david-k-fieldhouse-littd-fba (剑桥大学主页D.K.Fieldhouse简历).菲尔德豪斯最为人所熟知的著作是《经济学与帝国：1830～1914》②D.K.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New York: Corneel University Press, 1973).，其他重要著作包括：《殖民帝国：18世纪的比较研究》、《殖民主义导论：1870～1945年》、《1945～1980年的黑非洲：经济非殖民化与受束缚的发展》、《商人资本与经济非殖民化：1929～1987年的联合非洲公司》、《西方与第三世界：贸易、殖民主义、依附与发展》、《中东的西方帝国主义，1914～1958》等。③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1966);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1); Black Africa, 1945-1980: Economic Decolonization & Arrested Development (London: Unwin Hyman, 1986); Merchant Capital and Economic Decolonization: The United Africa Company, 1929-1987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9); Western Imperi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他以前的学生和同事为他出版了戴维·菲尔德豪斯纪念文集。④Peter Burroughs, A.J.Stockwell, Managing the Business Empire, Essays in Honour of David Fieldhouse (London: Routledge, 1999).对于戴维·菲尔德豪斯的学术成就和观点，西方学界有不少评论，涉及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相关的书评很多，而斯蒂芬·豪威的《戴维·菲尔德豪斯与他的“帝国主义”观：几点史学上的修正》⑤Stephen Howe, “David Fieldhouse and ‘Imperialism’: Some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6：2： 213-232.则为研究性的论文。

国内学者对戴维·菲尔德豪斯的了解较少，对帝国史的研究着眼于“帝国崛起”的实用需求，而认识近代世界时受到各类“理论”尤其殖民地理论的束缚。国内对殖民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学术论著中反复讨论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破坏性”与“建设性”)，并为此倾注了精力和热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殖民主义史》除了“理论卷”讨论“双重使命”说，还把相关论述贯穿在各个分卷中。[注]高岱、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林承节主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中关于“双重使命”的讨论详见《殖民主义史·非洲卷》第122-123页和《殖民主义史·总论卷》第327页。国内许多研究者在涉及殖民问题时都要讨论殖民主义的破坏与建设。[注]张顺洪：《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王俊周：《英国的殖民统治与印度的现代化》，《历史教学》2008年第12期；杭聪：《马克思“双重使命论”新探》，《理论月刊》2009年第2期。

在抨击殖民主义和同情殖民地人民的话语下，把世界划成“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两部分，18～19世纪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单化，在理论高度上谈论“殖民与反殖民”、“中心与边缘”、“霸权与依附”等对立的论题，按大事件、大格局来囊括和定位。经济学家、国际政治学专家在唱主角，历史学者被新旧理论所牵引，匆忙地挪动自己的阵地。满以为帝国和殖民的问题说清楚了，或至少属于陈旧的课题，不需再探究。事实未必如此。审视戴维·菲尔德豪斯研究“帝国”和“殖民”得出的结论，可以从不同层面深化对世界近代历史的认识。

一、 帝国：商业开道与政治塑形

戴维·菲尔德豪斯在《经济学与帝国：1830～1914》中指出，欧洲帝国扩张的主要动因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和战略因素。这个论断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早在20世纪初期，约翰·霍布森和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前者在学界有影响，后者在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领域均占据重要空间。

霍布森1902年出版专著《帝国主义论》,强烈抨击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他认为：“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家通过寻求国外市场，吸纳外国投资，为国内滞销的货物和不能增值的资本寻求出路，以加快剩余财富流动的努力。”[注]John A.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PART I,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Chapter VI, The Economic Taproot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James Pott Company, 1902) 76-99.霍布斯指出，殖民扩张受益者仅是一小部分富有的英国投资者，而金融资本的输出是帝国扩张的直接动机。他谴责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压迫与掠夺。甚至说，“帝国主义意味着私人利益(主要是资本主义)利用政府机制来确保他们在国外的经济利益”。[注]John A.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PART I, Chapter VII, Imperialist Finance, p.100.霍布森著作中还有“金融家操纵其他每个人”、“最后的决定权在于财力”、“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等判断。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观念影响了列宁。列宁肯定霍布森的学术观点，又批评他为“社会自由主义者”。列宁的基本观点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垄断阶段)。其逻辑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造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金融资本，进而出现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具有重要意义；少数垄断性银行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统一的全国性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形成；帝国主义国家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开始重新瓜分世界。[注]Vladimir I.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first published in Petrograd in 1917, the edition in English published by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in 1948. 中文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7卷第299～426页，见中央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3～439页。列宁认为这些垄断者不再具有活力，不再通过更深入地开发受保护的市场来谋求利润。列宁也用“帝国主义”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特征”。

戴维·菲尔德豪斯对约翰·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注]在戴维·菲尔德豪斯之前，约翰·加拉赫(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鲁滨逊(Ronald Robinson)于1953年发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一文，接着有许多研究者开始批判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是这一讨论的阵地，奥利弗·麦克唐纳(Oliver MacDonagh)、普拉特(D.C.M.Platt)、盖隐(P.J.Cain)等学者发表过相关论文。他的观点是，1870年以来英国的对外扩张的推动力显然来自于探险家、传教士、工程师和有帝国观念的政治家，而这些人对金融投资的兴趣并不大。菲尔德豪斯认为约翰·霍布森和列宁的两种帝国主义理论使用的证明材料是薄弱的，论断是肤浅的，甚至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注]D.K.Fieldhouse,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4.2 (1961):187-209.他对殖民帝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1830年之前殖民帝国都不是太大，所能控制的殖民地有限，而1830年之后尤其1878～1914年之间帝国的扩展范围和力度迅速扩大。他不但强调殖民帝国扩张的阶段性，而且把帝国主义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官方的帝国主义，即政治家或官员心态的帝国主义，另一是民众的帝国主义，前者源于对权力和国家安全的强调，后者源于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注]D.K.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New York: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73) 7-8.戴维·菲尔德豪斯也承认帝国主义扩张有寻找海外市场和新的原材料产地的意图，但他从19世纪后期帝国的扩张方向和范围看出了新问题。他的质疑是，如果欧洲急于寻找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那至少有三种可能：第一，1880年之后欧洲国家急于扩大贸易机会；第二，殖民地和保护领地能够比其他独立国家更好地成为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第三，获得新的殖民地是出于经济角度的考虑。[注]D.K.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p.10.可是，欧洲国家为什么去非洲抢占殖民地？按理说非洲不是最佳选择。1880年之后的所谓“殖民主义”，或1830年之后的第二阶段扩张目标和方向是新殖民地，但金融资本输出的重点还是旧殖民地。[注]D.K.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p.54.戴维·菲尔德豪斯的《经济学与帝国：1830～1914》就是以这样的思路来分析的：先是整体对帝国主义的经济解释，探究“贸易帝国主义”、“资本的帝国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解释等；接着他分两阶段(1830～1880年和1880～1914年)以实例分析19世纪殖民帝国扩张的详细情况。后来在出版的《西方与第三世界》一书中，他的结论是：贸易、专业化和比较优势始终引领增长，而不是造成不发达或贫困化。但是，单靠贸易还不足以持续发展。[注]D.K.Fieldhouse,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99) 355.

戴维·菲尔德豪斯指出，殖民帝国的政策的每一个方面都倾向于使属地开放，通过市场作用发展经济；在开放的经济中，依靠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来改变落后的社会，使之成为“现代”社会；同时，把各个属地的经济整合到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中，这是“帝国主义”突出的特征。[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1) 77.在这里，帝国政策关键是要依靠资本主义制度，目标则是殖民地的“现代化”。他认为那些在殖民地任职的官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多数帝国主义者相信他们给统治下的人民提供了某种价值。比如，在殖民地取消奴隶制，制止溺婴等陋习，引进基督教，救治病人，提供教育，制止战争，发展经济。因为帝国主义者相信他们的社会更文明，白人比其他人种更优越；而殖民帝国的许多人也相信，殖民既有益于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益于处在依附地位的殖民地，是使落后国家走上现代化社会的唯一途径。[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42.殖民动机中有一项是所谓的道德义务或“文明化的使命”，即改善和提高“落后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23.

戴维·菲尔德豪斯认同其他学者的观点，即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强国还没有深思熟虑地计划着在东方建立地区性的帝国，那些瓜分葡萄牙遗产的特许公司，都是为了贸易而组建的，并不是为了征服或者统治。[注]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1966) 157.但后来法国和英国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就不是简单地为了贸易。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国家如果真的给殖民地带来经济、社会、教育的进步，当地人还是能感觉到殖民主义的好处。问题在于，帝国主义大国确实控制了资源，掠夺了财富，使殖民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部分受影响。[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45.

对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论断进行分析之后，戴维·菲尔德豪斯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经济因素(投资、贸易)并不是不重要，但19世纪80年代之后帝国在非洲等地的扩张加速，显然不是经济因素可以解释的；第二，1880年之后帝国主义的特征表现为欧洲对边缘地区环境变动的反映，面临的新问题必须用政治手段去解决，否则难以满足欧洲国家投资、寻求原材料和市场的需要；第三，在殖民地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非经济的障碍，或者经济活动引起严重的非经济问题，就不得不采取政治行动，或者最初的经济问题某种程度上演变成政治问题，因此需要政治解决。[注]D.K.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pp.459-477.如果再联系1830年之前的殖民帝国和1914年之后帝国的演变就可以看到，商业为帝国开道，政治助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二、 殖民主义：难以一概而论的现象

戴维·菲尔德豪斯在其著作中对比了各家关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的不同观点。自由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以及殖民主义的特征都有论断，尽管立论依据不同或者出发点有差异，但都涉及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贸易、依附关系的形成等。戴维·菲尔德豪斯熟悉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说[注]Marx,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 Daily Tribune, 8 August, 1853.，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印度的预言并不准，但“马克思本人和他的追随者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最终是通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必不可少的有益的阶段”。[注]D.K.Fieldhouse,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99) 42.马克思所说的“破坏性”指消灭旧的亚细亚社会，而“建设性”指为亚洲准备了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关键还有后面的内容：英国用剑征服印度后，把电报、自由出版、铁路、蒸汽机等推广到印度，催生了一个新的阶级。马克思并没有把西方的冲击完全看作危害，似乎认为它是有利的。[注]D.K.Fieldhouse,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p.42.

戴维·菲尔德豪斯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对第三世界还是对西方，在马克思看来都有正面作用。在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或至少在印度，资本主义能够带来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功能不仅带来技术进步，而且催生阶级分化，出现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会推翻资本主义。[注]D.K.Fieldhouse,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p.45.新马克思主义者补充了马克思忽视的方面，即西方出于自己的需要出口剩余资本到第三世界，对第三世界产生冲击。[注]D.K.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pp.38-54;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p.47.平心而论，研究近代殖民史不是马克思的目标，他要论证的是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哪些因素为高级社会准备了条件？比如破坏了旧的社会结构，比如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这都是创造条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从为印度走上未来社会的角度看，“破坏”与“建设”都是有益的。

问题在于，殖民主义破坏了停滞的村社结构的同时，在一些地方破坏了人民和平安宁的生活，甚至导致种族灭绝。殖民者把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殖民地时，也阻碍了本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殖民主义出于私利，应该摧毁的封建关系并不去摧毁，相反用立法手段予以保护，例如在印度造出一个柴明达尔封建地主阶层。又如，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几乎没有进行社会结构的破坏，相反有意维持当地的社会状态。英国把自己在印度实践过的制度推行到伊拉克和外约旦，就是所谓的制度建设。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戴维·菲尔德豪斯认为，殖民主义带来的不是一种合理的、明智的或设计好的状态，而是一种复杂的“即兴之作”，是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帝国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不断寻找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42.他概括道：殖民主义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一个复杂而相悖的作用。一方面，它为世界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促使某些地区向资本主义转变；另一方面，殖民主义被认为对本土的持续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毫无疑问，殖民政府对政治稳定的关注超过对增长和发展的关注。[注]D.K.Fieldhouse,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p.354.

戴维·菲尔德豪斯的推论是：既然第三世界的不发展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造成的，那么第三世界打碎殖民枷锁而独立起来的新兴国家，应该统一决策，在与西方没有绝对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本国的最大利益，第三世界的统治者应拥有绝对的“合法性”，实际则不然。[注]D.K.Fieldhouse,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p.90.他说：“显然，殖民主义既不值得赞扬也不应指责，事实上，殖民主义不是被赞扬，就是受指责。如果说殖民主义者未能使殖民地由穷变富的话，它也没有使殖民地变得更穷。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经济产生了影响——无论是好影响还是坏影响，并没有改变殖民地社会的根本特征，也没有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105.这也是殖民地在1945年后掀起“去殖民化”浪潮的原因之一。许多欧洲人和殖民地人民都相信，只要殖民地独立，就必然会开创新局面，但双方都和以前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低估了发展的障碍。[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105.

从宗主国政治人物的立场看，他们希望把事情做好，他们的态度、行为对殖民地有影响。英国殖民官员唐纳德·卡梅伦说：“我希望每个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我们的权力之内，我们有义务使非洲在政治上发展一条适合当地环境、社会和文化的道路。我们想尽力使非洲人过上好生活。如果毁坏了所有制度、传统、当地人习俗，我们的统治就是失败的。”[注]Donald Cameron, My Tanganyika Service and some Nigeri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39) 92.这里要表达的“帝国的意图”，在西方著作中经常提到。戴维·菲尔德豪斯在《经济学与帝国：1830～1914》、《殖民帝国：18世纪的比较研究》、《殖民主义导论：1870～1945年》等著作中也有分析和阐释，在此不一一列举。

而从殖民地的立场看，不少人了解欧洲的文明程度高，知道自己有差距，但这种高下之分可以通过合作交流来弥补，不应该使用强迫方式。而欧洲文明与武力征服是连在一起的，其后果是对社会和宗教结构、税收制度的破坏，或是强制劳动，让他们难以接受。在殖民地人民看来，“殖民主义”不仅当地不需要，而且给当地正常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危害。当然，有些已经屈服的殖民地逐渐养成了“殖民地心态”，接受自己卑下的地位，依赖外国人的统治。[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p.44-45.

戴维·菲尔德豪斯强调殖民主义是不断变化的。1870～1945年这个阶段一般认为帝国对殖民地的土地、劳动力、税收的控制达到极点，是最糟糕的阶段，但1945年之后不得不接受“双重委任统治”。[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103.他还指出，到1945年绝大部分非洲殖民地远未解决改造旧的社会结构问题。殖民体系的崩溃意味着世界权力的碎化，对殖民者来说，殖民体系的崩溃标志着西方关于世界秩序的宏大构想落空。

三、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戴维·菲尔德豪斯依据扎实的史料探究殖民地存在的问题，分析殖民者是如何统治和管理殖民地的，其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殖民地人民在被征服之初的反抗，与若干年殖民生活之后的态度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在他的著作中，《经济学与帝国：1830～1914》是从理论分析入手，但重点在殖民地个案分析，包括资料梳理和事实判断，其余著作是按照时间顺序或者地域分布，列举各个殖民地的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因为戴维·菲尔德豪斯的研究涉及范围广，内容多，很难做全方位的评判，本文仅从三个方面来看他的观点。

第一，关于殖民统治和殖民地管理。以英国的殖民地为例：英国获得了印度殖民地后，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管理东印度公司事务的法令，将印度事务纳入英国政府管理之下。1784年的“皮特法案”加大了对印度事务的控制和监督。以前只是授予公司特权，此后对许多事务进行监督和指导(1815年之前印度的内政仍由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三个管辖区的总督负责管理)。[注]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p.74.从1784年到1858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双重权力，国会设立的监督机构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并存(行政机构和司法系统的设立是混乱的)。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解体、封建割据、伊朗和阿富汗入侵，给了英国可趁之机，可问题在于大多数印度王国并非都很衰弱，而英国在印度只是财政上和军事技术上有些优势，并不是绝对力量比印度强大。研究者们多方面进行了解释，比如英国人运用印度的资源，甚至训练印度土兵等达到自己的目的。戴维·菲尔德豪斯的结论是，英国人不严格区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保留印度的法律和习俗，统治方式与莫卧儿王朝相似，使当地居民觉得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注]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p.164.英国对进行军事占领的地区建立直接统治，这些区域叫“英属印度”；对采取非军事手段使其归附的小王国，英国人实行间接统治。[注]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p.273.在实行间接统治的地区，保留了封建王公，保留原有的管理机构，这些地区叫“印度土邦”(英国完成征服时印度有554个土邦)。英国推行“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前者培植忠实于英国的新地主，后者是农民租佃制。

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主要有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坦噶尼喀、素丹、乌干达。以尼日利亚为例，英国先在北尼日利亚，后在南尼日利亚建立管理制度。在统治和管理方式上，尽可能地让本土的法官使用当地法规和习惯进行管理，在尼日利亚建立三级法院：本地法院(原住民法院)、省法院、最高法院。维护法律、维持秩序是任何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对尼日利亚来说，保持经济的独立也是重要的任务。尼日利亚和西非的英国殖民地人口压力不大，不像印度那样人多地少，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小块土地，英国在尼日利亚的管理较为顺利。唐纳德·卡梅伦(Donald Cameron)到了坦噶尼喀，着手组建立法机构——立法委员会，确立税制，设立地方管理机构、服务机构。他发现，当地没有法规，前任专员也没有拟定和公布可以参照的文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注]Donald Cameron, My Tanganyika Service and some Nigeri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39) 29-30.唐纳德·卡梅伦的笔记和著作中详细描述了本土管理机构建立的过程，以及出现的种种困难。当地的税收、财务、本地法庭的设立及其运行情况，部落首领贪污税款的现象，以及“欧洲人的思想观念对落后的非洲人产生的影响”等。[注]Donald Cameron, My Tanganyika Service and some Nigeria, pp.165-188.1891年英国宣布尼亚萨兰为保护领地后，起初实行直接统治，但对地方管理还是依靠部落首领，后来基本上实行间接统治。北罗得西亚的资源、土地是这块“保护领地”的命脉，原有的部落管理机构被英国殖民者接管，实行直接统治。后来，重建传统的部落组织，发展社区管理，尝试向间接统治过渡。按照黑利爵士(Lord Hailey)的说法，由于经济利益，英国当局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一直较紧。[注]Lord Hailey,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the British African Territories, PartⅡ(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Ex-library Copy, 1950) 83-84.桑给巴尔是保护领地，这里几乎没有本土管理，1926年建立了执行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后仿效坦噶尼喀等地，推行间接统治。像北尼日利亚等地的官员热心于间接统治，原因之一是当地民众相对来说愿意接受这种统治，推行这种方式，不需要做太多的调整就行之有效。[注]据克里斯托弗·普赖尔的统计，从起初的殖民到1935年英国派往这几个地方的官员共813名，其中尼日利亚378名、苏丹120名、坦噶尼喀168名、乌干达77名、黄金海岸70名。详见：Christopher Prior, Exporting Empire: Africa, Colonial Offici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tish Imperial State, 1900-1939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3) 8.顺着戴维·菲尔德豪斯的研究思路，会发现其他研究者也注意到许多细节。黑利爵士等早年的记载、后世学者克里斯托弗·普赖尔(Christopher Prior)的观点，与戴维·菲尔德豪斯的判断可以相互补充。

其实殖民地的研究可依据的资料很丰富，有大量的官员书信、日记、回忆录，还有在殖民地办的报纸、刊物等。英国派到非洲的殖民官员如弗里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唐纳德·卡梅伦、拉尔夫·弗斯(Ralph Furse)、克利福德(Hugh Clifford)、威廉·高尔斯(William Gowers)、查理·坦普尔(Charles Temple)等，其中有几位任职时间较长，政绩明显，有突出的管理经验，对殖民地影响较大，并留下了日记或专著。例如，卢格德1900年被任命为北尼日利亚的高级专员，一直任职到1918年。唐纳德·卡梅伦曾任坦噶尼喀总督(1925～1931)和尼日利亚总督(1931～1935)。克利福德任黄金海岸总督(1912～1919)和尼日利亚总督(1919～1925)。威廉·高尔斯任北尼日利亚的总督助理和乌干达总督(1925～1932)。查理·坦普尔曾在包奇、卡诺、索科托任职，也担任过北尼日利亚的总督助理(1914～1917)。[注]Christopher Prior, Exporting Empire: Africa, Colonial Offici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tish Imperial State, 1900-1939, p.59.卢格德1919年离开殖民机构，退休后仍关注着非洲事务，1922年写成《在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后来还写了《我们的东非帝国兴起》等书。戴维·菲尔德豪斯对原始资料的使用和细致的梳理分析，是他做出合理判断的前提和基础，其严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关于殖民统治的后果。一个基本事实是，尽管宗主国对殖民地有大量援助和投资，许多前殖民政府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欧洲和北美国家相比仍很穷，其差距几乎和19世纪70年代一样。独立的主权国家(所谓“第三世界”)未能得到有效发展，要归因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也是合乎逻辑的。[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p.105-106.而殖民统治的后果似乎应归罪于间接统治。按照唐纳德·卡梅伦的说法，“间接统治”即由本地人管理简单的日常事务，易于解释，当地人也不难理解。时间一长，有一种倾向认为它是神圣的或神秘的，是外国人在尼日利亚北部推行的特殊统治方式。[注]Donald Cameron, My Tanganyika Service and some Nigeria, p.91.其实，间接统治起初像是一种权宜之计，英国18世纪在印度已实行过，法国、荷兰也在各自的殖民地都推行过类似的统治方式。从实际效果看，卢格德在尼日利亚推行间接统治，确实起到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在他离开尼日利亚后，间接统治弱化，趋向于建立独裁政府，不顾乡村实际情况。卢格德后来反思，间接统治会变成一种有害的政策，除非采取措施在此后若干年里建立村社管理。[注]W.R.Crocker, Nigeria: A Critique of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p.218.克罗克(Crocker)对此早有研究。间接统治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危险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是否由掌权的首脑实行半自治半独裁的统治。以尼日利亚为例，间接统治可能发展为一种单一的中央政府，也可能发展为既非独裁也非寡头统治的社会。当然，最重要的是让非洲按照欧洲人设想的方向前进，自然建立起某种统治模式，可惜非洲不可能有这样的自然发展。比如，从非洲教育、法律、商业等方面着手进行基础文化建设，但采取的是欧洲国家的法律、现代商业，建立欧式的学校，用非洲的旧瓶子装入欧洲的新酒，几乎是失败的。唐纳德·卡梅伦爵士的业绩就是扩大间接统治政策，避免印度间接统治的某些错误。[注]W.R.Crocker, Nigeria: A Critique of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pp.221-222.大多数部落仍遵守着旧的纪律，生活大体仍是非洲人的老样子，但在居住于新发展的城镇或滨海地带的有文化的人中，原来的生活方式明显被欧化，他们不少人能读写英语，有的可以当医生，有的当律师。克罗克在著作中举的例子算是殖民结果的较理想的一种。戴维·菲尔德豪斯的研究立足于事实，把殖民帝国在印度、非洲等地的各类“成就”和“危害”揭示出来，让我们看到殖民地生活的真实面貌，也了解到殖民帝国统治和管理的真相。那就是殖民主义者所谓的最大“成就”是创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结果造成了一种新的面貌——贫困。殖民帝国重视公路和铁路建设，也重视航运，随之建造一些新城镇。殖民者以建立中心城市的方式，大大地改变了地理布局。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催生一种相应的公众群体及其文化，这种公众与文化既不是本土的，也不完全是西方的。而城市下层和广大农村的贫困、社会两极分化几乎就是殖民统治主要的“遗产”。

第三，实际情况与早期愿望的落差。戴维·菲尔德豪斯的研究要表明，殖民主义者在一些殖民地(如热带殖民地)面临极大困难，这些地区资源欠缺，经济基础差，欧洲的管理者、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不愿意去那里。教育也仅仅依靠几个传教使团，医疗的改善更谈不上。有的地区，欧洲人到达后发现没有多少人真正拥有知识，不少殖民者对原来的目标产生怀疑，信念有些动摇。不过，多数欧洲人还是相信殖民主义能给殖民地带去最大利益。[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44.正如费罗在著作中所说，欧洲的医生到殖民地，首先是为了帝国的需要，例如英国陆军、海军士兵，殖民官员需要医生救护，后来也为当地人治病，医疗服务的对象扩大到殖民地的所有人口。[注]Marc Ferro, Colonization: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31.关键是殖民地管理者发现，找到真正控制新征服地区的满意的办法是困难的。主要的问题是当地人对外来者的排斥和反抗。[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25.因此，在非洲殖民地，维护稳定和安全是很重要的管理目标。

戴维·菲尔德豪斯研究发现，殖民地的本土统治者一开始情愿与帝国主义者合作，希望借助欧洲国家的力量，从联合中得到好处。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不乐意这样做。本土统治者镇压分裂活动、推行强权的理由是有效控制并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全。[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22.殖民地上层人物既想依赖宗主国，又想获得独立，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为了私利而不顾本土民众的长远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殖民地上层人物与本地民众并不是利害攸关。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殖民地新独立的国家都带着前殖民时期留下的说不清的遗产。去殖民化之后的好处并不明显，倒是对根植于不发达社会的虚弱、追逐私利、腐败、渎职没有抵抗能力。[注]D.K.Fieldhouse,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p.90.

当然，殖民统治不成功的例子较多。斯坦普(Stamp)指出，葡萄牙人在美洲本来占领的地区较大(巴西滨海)，但管理这一地区已超出总督的能力。殖民政府一度开垦林地，种植蔗糖和咖啡，收购巴西木材，刺激了经济发展，但未能持久，殖民者自己在工业中没有得到益处。巴西发现了贵金属，但宗主国从中抽税，盲目开发也使黄金财富被大量浪费。[注]A.H.Stamp, Other Nations’ Colonies (Kent: The Courier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 Ltd., 1957) 47-49.荷兰人在美洲殖民和开发，建立大庄园，收益也没有期望的那么高，直到20世纪委内瑞拉发现石油，建立起炼油厂。法国人占据美洲殖民地后，很久没有建立起殖民政府，殖民地管理没有制度化，大部分依赖于“人治”。[注]A.H.Stamp, Other Nations’ Colonies, p.220.19世纪后期德国在非洲抢占了殖民地(喀麦隆、坦噶尼喀、刚果等)，为了能够长期发展而进行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的投资和建设。在非洲殖民地的道路建设、种植业发展中，德国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劳动力短缺，当地劳动力不足。德国人不善管理，也没有殖民传统和经验，既拒绝听取建议，也不屑于模仿，只知道下工夫、使蛮力，且过分自信。[注]A.H.Stamp, Other Nations’ Colonies, pp.298-300.戴维·菲尔德豪斯对各个殖民地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结论和斯坦普(早于菲尔德豪斯)的结论大体一致。

戴维·菲尔德豪斯的研究揭示出，英法等国的殖民官员总是“很辛苦”，不断地修改殖民地管理方案，既受到本国民众的指责，也遭到殖民地的抵制甚至反抗，而殖民统治的结果总是与期望相距甚远。例如，英国在坦噶尼喀、外约旦等地的殖民统治确实没有得到多少经济上的好处(当地可以掠夺的资源不多)，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几乎得不偿失。又如，有的殖民地在殖民时期维持了稳定，但独立之后出现大的动荡，是否应归因于殖民主义的“遗祸”，尚不能一概而论。宗主国对“殖民统治”本身的认识和主观愿望是有问题的，“殖民统治”对宗主国统治者是挑战。当然，最理想的结果应该是间接统治变成非洲地方自治。其实不是这样。欧洲人本以为通过提供服务例如修建混凝土桥梁、医院，投入大量时间，表明欧洲人做了什么，希冀以此来得到非洲人的肯定，以此考验欧洲制度的价值，结果与最初的期望有很大落差。[注]殖民官员卢格德认为，英国在非洲的统治方式或许并未在各方面产生理想的结果，但他坚信，英国的统治毫无疑问提升了这些古老种族的福利，即使有一些反抗，有独立的愿望，如在印度和埃及，那是因为欧洲人教给他们解放和自由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在此前几个世纪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不满意，恰好表明他们是进步了。详见：Lord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65) p.618.

四、 结 论

按照戴维·菲尔德豪斯的说法，把殖民地欠发达的社会整合到国际经济体系中，这确实是殖民主义主要的影响。在这个体系中，有“核心”存在，必然有“边缘”国家，而“边缘”国家失去概念上的自治，变成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对“核心”国家肯定是有利的，但对“边缘”国家有利还是有害？学界已有讨论和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对两方都有利，另一种认为对“边缘”国家有害，仅对“核心”国家有利。[注]D.K.Fieldhouse,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Trade, Colonialism,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p.4.戴维·菲尔德豪斯的结论是，欧洲和北美不管怎样还是处在核心位置，殖民地处于边缘位置，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不平等的发展”这一事实并未得到改变。[注]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p.105.戴维·菲尔德豪斯的研究中针对殖民主义的特点和影响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他不完全纠缠于价值层面的判断，而是从具体史实中得出结论，将注意力放在事实层面。在众多的帝国和殖民研究中，他做出的贡献是明显的。

有的学者认为，殖民主义研究的标志是研究者取得对“帝国”和“殖民主义”的深层理解。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一个殖民地与另一个殖民地之间、单个殖民地内部的不同特殊群体之间，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在对比中得出的结论才会是可靠的。[注]Durba Ghosh and Dane Kennedy, Decentring Empire: Britain, India and the Transcolonial World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Private Ltd., 2006) 1.戴维·菲尔德豪斯对“帝国”和“殖民主义”的剖析以及他自己的见解，显然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后来第三世界的社会演变表明了戴维·菲尔德豪斯的学术研究的价值。一方面，殖民当局对殖民地大量而持久的投入(即“输血”式援助)并未使殖民地经济发展起来，有的殖民地连脱贫都没实现，但这种“输血”式援助在后来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另一方面，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国家，历史上是委任统治地或保护国，独立后都出现独裁，而独裁者先后被推翻或正处于“合法性危机”之中。起初之所以被人民拥护，就是打着民族主义大旗，装扮成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一旦放下民族主义大旗，表现出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解，民众便选择抛弃这些反帝英雄。其中的缘由，在于戴维·菲尔德豪斯所揭示的殖民统治两个“落差”——殖民者的预期与统治效果之间的落差、殖民地人民的期待与实际得失之间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