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4窟主室正壁壁画内容进行了图像志层面上的研究。通过壁画的识读可知，安西都护府设立于龟兹时期，弥勒信仰曾是流行于龟兹地区唐风洞窟的主要信仰之一;弥勒佛交脚坐姿形象应受到龟兹本地或西来影响，弥勒经变壁画的图本来源在汉地东来基础上加入了胡化风尚。

关键词：库木吐喇第14窟;壁画;弥勒经变;交脚坐式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1-0054-08

一 引 言

龟兹古国位于丝绸之路北道、新疆天山南麓与塔里木盆地北缘，其佛教活动从公元3世纪始见于汉文史料，且绵延至11世纪当地逐渐伊斯兰化为止，是中古时期声名暇迩的西域佛教重镇。今天散布在新疆库车、拜城与新和县一带的诸多佛教石窟寺及地面寺院遗址{1}，构成了昔日龟兹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自公元649至790年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设立于龟兹，中原汉地的佛教艺术继而传入龟兹，产生了一批具有典型汉地艺术风格的洞窟，本文称为龟兹地区唐风洞窟{2}。库木吐喇石窟寺遗址集中保存了这些唐风洞窟{3}，呈现出鲜明的龟兹本土艺术特征以及与中原内地佛教美术的紧密联系，是考察唐代龟兹与中原内地文化交流的重要遗存。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4窟{4}是典型的唐风洞窟，位于谷南区东岸崖壁下层中部面向木扎提河开凿的一排洞窟中，是一座在崖壁较适宜位置开凿的洞窟（图1）。

库木吐喇第14窟的图像资料最早发表于日本渡边哲信撰写的《西域旅行日记》，但文中错误地将库木吐喇第14窟记录为克孜尔石窟[1]。1907年法国探险队拍摄了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左、右侧壁壁画照片{5}。1913至1914年德国第四次探险队对库木吐喇第14窟外景进行拍摄（图2）{6}。从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日本、德国与法国探险队并未在库木吐喇第14窟揭取壁画。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开始记录并讨论库木吐喇第14窟的洞窟形制以及洞窟内壁画的题材与风格[2-9]。20世纪90年代库木吐喇第14窟由于遭受水淹破坏严重，主室正壁的经变图与左、右侧壁的佛传图被揭取、修复并保存（附表）。库木吐喇第14窟内壁画过于残破模糊，且大部分壁画已被揭取保存，故而对于壁画题材的识读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停滞不前，尤其是第14窟主室正壁壁画题材的判断，学界观点多不统一。准确地解读壁画题材，可以逐步重构唐代龟兹石窟流行的汉地佛教信仰并梳理龟兹地区唐风洞窟壁画图本源流与风格演变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重新识读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画题材，希望进一步还原龟兹地区唐风洞窟壁画图本来源及其反映的信仰等问题。

二 洞窟现状

库木吐喇第14窟为长方形纵券顶方形窟，主室地面靠后部残存坛基遗迹，主室券顶与左、右侧壁连接处呈单层弧形叠涩。

现保存在库木吐喇第14窟内的壁画有：主室券顶中脊绘莲花七朵，莲花四角饰云纹;券顶中脊左右两侧对称绘千佛，每侧绘12列，每列约37身佛像;券顶左侧存400身佛像，券顶右侧存417身佛像。每列佛像间绘在白地色上事先绘出的土红色分割线，千佛形象雷同，面部绘制粗糙，全部为正面结跏趺坐像，佛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呈土红色，每列佛像身光以青、绿、白色相间，千佛袈裟内僧祇支以青、白二色相间绘出，佛坐蒲团以青、白二色相间绘出;叠涩水平面绘云纹。主室前壁窟门上方半圆形壁面残留有一幅说法图，壁画残破模糊，似为经变画。

根据德国与法国探险队20世纪初年拍摄的历史照片资料以及洞窟内的壁画调查，本文将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各壁面题材及分布情况制图（图3）。

三 建窟年代

库木吐喇第14窟由于缺乏明确的纪年题记与文献记载，只能从洞窟形制与壁画样式、风格等因素来推断年代。库木吐喇第14窟为纵券顶中心设坛方形窟，此类洞窟形制类似于中原内地开凿的方形中心佛坛窟。内地中心设坛方形窟以敦煌石窟为例在中唐以后开凿并流行，但窟顶多为覆斗顶，而库木吐喇第14窟中心设坛方形窟为纵券顶，保留有龟兹本土开凿传统。库木吐喇第14窟窟内壁画风格接近于盛唐至中唐时期的中原壁画风格。综合洞窟形制与壁画风格等因素，本文初步判断库木吐喇第14窟年代晚于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5至17窟{1}，约开凿于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曾对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墙泥中的草样做过碳十四测定，测定年代（1982）距今为1210±35年，即唐天宝年间（742—756）[10]。该碳十四测定年代可以作为支撑本文对库木吐喇第14窟年代推断的一个辅证。

四 主室正壁壁画识读

关于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画题材，阎文儒与常书鸿认为是弥勒经变，但未能给出识读依据[2-4]，馬世长疑为药师经变[5]205，刘松柏识读为西方净土变[6]85，庄强华与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记录为西方净土变[7][8]103[9]227。诸家辨识结果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第14窟主室正壁壁画图像过于残破模糊，只能从局部形象推断整铺经变画的题材。本文根据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B0867、B1350和B1236等历史照片、20世纪80年代末库木吐喇第14窟壁画被水淹切割前拍摄的照片资料{2}、第14窟壁画被揭取修复后的照片资料{3}，并参照敦煌与四川唐代的经变图，重新识读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图像的内容。

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画中人物布局沿用前贤编号{4}制图并绘制线图如下（图4、5）：

编号Ⅰ：主佛，正面像，交脚坐于莲花座上，外着红色偏衫式袈裟，内着绿色通肩式僧祇支，衣边绘有莲花纹。佛左手残损，右手前伸，掌心朝上。莲花座前下方一方桌，桌上以沥粉技法制供盘与碗碟。交脚坐主佛双脚置于中心盘内，盘前方以沥粉法制鼎式熏炉。

编号Ⅱ：主佛左胁侍菩萨像，头部侧向佛，戴宝冠，有头光，戴耳饰，胸部、腰部饰璎珞与饰带;身披土红色双领下垂式外衣，内穿镶有黑边僧祇支，石绿色裙带结于腹前呈轮状圆形;左手残毁，右手曲置胸前，小指外出，大拇指与另外三指微屈，腕戴手镯。

编号Ⅲ：主佛右胁侍菩萨像，头部侧向佛，头戴宝冠，宝冠中心残存一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小坐佛;戴耳饰，胸部饰璎珞，已残损，身披土红色双领下垂式外衣，内穿镶黑边的僧祇支，下身着长裙，石绿色裙带结于腹前呈轮状;左手于腹前，掌心朝上托蓝色宝珠，右手曲置于左肩前，掌心向外，拇指与食指相捻作安慰印，腕戴手镯。根据菩萨头冠中绘制的坐佛，此像应为观世音菩萨[6]84-85。

a1—a6：围绕主佛周围两侧各绘3身菩萨像，对称排列，共6身。

b1：主佛左胁侍菩萨像旁胁侍人物。

b2—b8：上下两排胁侍立像，b1—b3、b7—b8为菩萨。b4为天神，戴冠，绘有头光，朱膘色皮肤，白色双目呈凸起状，饰项圈，外披红色大衣。b5立像头冠为蜷曲的蛇形，为摩睺罗伽[11]{1}。b6立像头戴宝冠，身着铠甲，为护法神武士。

Db：龛内坐一身菩萨，右前方绘一长柄香炉。

r5—r7：比丘，着土红色袒右袈裟。

c1：胁侍菩萨。

c2—c8：两排胁侍立像。c2为菩萨，c3面向观世音菩萨，头戴冠，朱膘色皮肤，有白色头光，三头三面，正面像与二侧面像均双目圆睁、张口，面目狰狞，身着黑色披巾，双手分别擎一白一黑日月，为阿修罗[12]{2}。c4头上盘旋绿色龙，绘有头光，通体白色，面目狰狞，袒露上身，腰间系带，左手举至前上方，右手置于胸前，为龙王。c5为护法神，黑色头发呈桃形向上扬起。c6为立像，绿色头光，朱膘色皮肤，头戴宝冠，身着铠甲，左手曲置，掌心朝上托绿色宝珠，右手置胸前，手持长戟，为武士。c7—c8为菩萨。

Dc：帐幔龛内坐一身菩萨，左手持香炉伸向前方，右手漶漫。

r1—r3：侍女与侍从。

X—X1：主佛身光两侧升起两团云气至华盖两侧。每朵云气中绘三身坐于莲花座上的佛像。

K1—K4：两朵云气之间虚空中绘四座以莲花为基座的亭台。

L1—L4：亭台两侧对称绘四组云中飞天。

飞天之下绘有日月，左侧日为黑色，右侧月为白色。

根据对以上图像细节的具体描述与分析，可以初步辨识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这铺经变画中一些人物的身份，如编号Ⅰ为交脚坐主佛，Ⅲ为观世音菩萨，b4为天神，b5为摩睺罗伽，b6为武士，c3为阿修罗，c4为龙王，c5为护法神，c6为武士，即b4—b6与c3—c6为天龙八部护法神{1}。

通过辨识上述人物图像身份，笔者判断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画为弥勒经变，理由如下：

（一）交脚坐佛像

根据德国、法国探险队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资料、20世纪80年代末拍摄的照片资料与新疆龟兹研究院揭取修复后图像的比对，第14窟主室正壁主尊坐佛为交脚坐姿。交脚坐姿一般认为是弥勒佛或弥勒菩萨的坐姿。有关弥勒的经典没有具体描述弥勒的外形特点，因而弥勒的图像有多种样式，印度与中亚地区多流行立像与结跏趺坐像，传入中国后弥勒有交脚坐与善跏趺坐两种基本坐式，而通常弥勒菩萨为交脚坐，弥勒佛至唐代以后多为善跏趺坐式。弥勒佛以交脚坐式的实例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魏皇兴五年（471）交脚佛像，根据发愿文一般认为是弥勒佛造像{2};西安碑林博物馆另藏北魏刘保生造像为交脚佛与二胁侍菩萨，发愿文中明确提及此为交脚弥勒{3};蓝田县水陆庵文管所藏交脚弥勒佛[13];敦煌莫高窟北凉第268窟西壁龛内交脚佛像一般认为是弥勒佛[14];山西太原天龙山第10窟左侧壁主尊为交脚弥勒佛{4};新疆吐峪沟石窟沟东区K50窟正、南、北壁中三身交脚佛像为弥勒佛[15]。根据目前资料可见，交脚弥勒佛造像遗迹多集中于北朝时期，而此造像样式在犍陀罗地区就已出现{5}。

而从敦煌与四川地区观察唐代西方净土变中主尊阿弥陀佛的坐姿几乎全为结跏趺坐式，故从主尊佛像的坐姿能够初步判断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主尊佛像应不是西方净土变中的阿弥陀佛像。

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主尊交脚佛坐像在横向比较唐代内地石窟经变图中几乎不存，唐代内地弥勒经变图像中弥勒佛一般为善跏趺坐式，弥勒菩萨多为交脚坐式或善跏趺坐式，而在龟兹石窟壁画中交脚坐姿佛像大量出现{6}，这些佛像尊格目前虽未能完全确认，但可以推测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画的图本来源除东部汉地中原地区之外，或许有龟兹本地图样参与其中。

（二）天龙八部图像

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画中眷属位置绘有多身护法神祇像，为天龙八部形象，其中有龙王、阿修罗与武士像等。天龙八部图像中尤其是手托日月的阿修罗像在西方净土变中几乎从未出现过，而在释迦说法图{7}、药师经变图{8}、维摩诘经变图{9}与弥勒经变图中多有出现。根據上述第14窟主室正壁中心佛像交脚坐姿，排除释迦说法图的可能;第14窟主室正壁画面中心佛像无药师佛托钵与持锡杖的特征，也无药师经变中十二神王图像，所以也可排除药师经变的可能。

天龙八部图像常出现于弥勒经变中，如第一，敦煌莫高窟盛唐第33窟南壁弥勒经变，上层为弥勒上生经变，下层为弥勒下生经变。弥勒下生经变中弥勒佛善跏趺坐于画面中心，二菩萨为左右胁侍，手托日月的阿修罗与力士、神王围绕在二胁侍菩萨的周围，天龙八部的形象与整铺弥勒下生经变的图式类同于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图（图6）。

第二，四川巴中石窟西龛初唐第5窟，洞窟形制为外方内圆拱形龛，内龛坛上雕弥勒说法。善跏趺坐的弥勒佛居中，两侧雕二弟子二菩萨，左龛壁菩萨周围雕八部众，第一身位于弟子与菩萨间，头束髻，面方圆，着双领下垂衣，双手握于胸前;第二身位于力士上方，张嘴瞪眼，肩披帛，双手握于胸侧;第三身位于菩萨头光左侧，头束高髻，戴冠与项圈，披云肩，着交领衫，左手于胸前执一花蕾，右手抚胸前;第五身乾闼婆戴兽头帽，面方圆，肩围巾，双手握二兽足;第六身头束发，似着圆领衫，戴臂钏，左手握于胸前;第七身阿修罗三头四臂，上二手分别托日、月，下左手拿矩，下右手抚于胸前;第八身似为迦楼罗，头戴冠，肩披围巾，下围裙[16]。

第三，四川巴中石窟西龛盛唐第73龛，形制为外方内二重檐屋形龛。内龛雕二佛、二弟子、二菩萨与二天王。正壁为结跏趺坐毗卢遮那佛与善跏趺坐弥勒佛并坐，龛壁刻天龙八部，均为浅浮雕，其中二佛两外侧各四身，二佛间一身。左起第一身，头长双角，鼓二目，怀抱一小儿，系夜叉;第二身戴攒尖冠，似为紧那罗;第三身头戴兽头冠，着交领衫，右手掌贴肩;第四身头顶饰一龙，着明光甲;第五身阿修罗，为三头，上二手举日、月，另二手置胸前;第六身似迦楼罗，头戴花冠;第七身乾闼婆，头戴虎头帽，身着明光甲;第八身摩睺罗迦，头束发[16]227-229。

上述弥勒经变中的天龙八部眷属像表现的应是《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人天龙神等，乾闼阿修罗，罗剎及药叉，皆欢喜供养。”[17]另《佛说弥勒大成佛经》：“时，弥勒佛共穰佉王，与八万四千大臣、诸比丘等恭敬围绕，并与无数天龙八部，入翅头末城……时，弥勒佛说四圣谛深妙法轮，度天人已，將诸声闻弟子、天龙八部一切大众，入城乞食，无量净居天众，恭敬从佛入翅头末城。”[18]故而弥勒经变中多塑绘天龙八部诸神作为弥勒佛的眷属胁侍。

（三）日与月图像

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图中的日、月图像多在弥勒经变中出现，而此图像在唐代西方净土变中从未出现。如敦煌莫高窟盛唐第116窟北壁弥勒经变中左、右上方分别描绘日、月图像，表现《佛说弥勒大成佛经》：“日月、星宿、水火珠光，皆悉不现，犹如埃尘……日月星宿、真珠摩尼、七宝行树皆悉明耀，现于佛光，其余众光不复为用，佛身高显如黄金山，见者自然脱三恶趣。”[18]430a莫高窟盛唐第116窟北壁弥勒经变中，日、月图像与图式的位置均类似于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图。

综合以上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图式与图像细节，交脚坐佛、天龙八部与日、月图像均满足最为可能的是弥勒经变图。故而，笔者判断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图题材应为弥勒经变。此外，从德国探险队历史照片中可见，20世纪初年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图仅保存上部近一半壁画，下部壁画不存，根据敦煌石窟唐代完整的弥勒下生经变{1}推测，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脱落的下部壁画或许绘有弥勒三会说法与弥勒下生世界等图像。

值得注意的是，交脚坐姿多表现弥勒菩萨，而交脚坐姿弥勒佛形象不常见，可以认为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弥勒佛交脚坐姿形象应受到龟兹本地或西来影响，安西都护府设立在龟兹时期建造的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弥勒经变壁画在东来图本的基础上加入了胡化风尚。

五 结 语

尽管龟兹地区的唐风洞窟壁画残缺不全，通过以上对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壁画图像志层面上的研究可知，源自唐代中原内地的弥勒经变壁画图本曾绘制于龟兹，而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已经重构出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6窟主室主尊塑像为弥勒像[19]，再加上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1窟主室正壁壁画也可能为弥勒经变{1}，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弥勒信仰曾是流行于龟兹地区唐风洞窟的主流信仰之一。这与文献记载的地面佛寺如安西大云寺信仰保持一致{2}。此外，龟兹地区唐风洞窟中的弥勒经变壁画图样与风格主要来自唐代中原内地，而图样局部受到胡化影响，壁画绘制在受到龟兹本土影响的纵券顶方形窟中，这些特征均表现出唐代的龟兹胡汉艺术在丝路上的交流与互动。

致谢：本文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新疆龟兹研究院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倾力襄助，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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