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

數据表明，中国古代户均人数为5人左右。海瑞在淳安的时候，淳安一县有11371户，46505人，平均每户4人。官员的家庭人口，则远远超过这个平均数。海瑞的家庭结构相对简单，已经不止十人，其他官员的家口之庞大，可想而知。

一人上任奴仆成群

日本学者衣川强先生估计，宋代官员家庭平均为30人。宋代是历史上文化昌盛的时代，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于北宋，其中有几位偶尔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二十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三十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五十多人，张耒、陆游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十人。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人口平均是30人。

明清时代的家庭人口，与宋代是不是一样？以清代为例，在乾隆七年（1742年）进士考试的殿试试题中，乾隆说：“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就是说，靠一个州县官员生活的有数百人之多。显然，乾隆不是信口胡说。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御史刘子章上了一份奏折，说“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多至数百人”，就是说，不算官员的妻儿兄弟等直系亲属，仅仅是为其家庭服务的家人、奴仆就有数百人。

朝廷限制家庭规模

为了控制官员的家人数量，朝廷不得不正式发文，如康熙四十一年吏部议准：汉族地方官所带奴仆，总督、巡抚限50人，布政使、按察使限40人，道台、知府限30人，同知、通判、知州、县令限20人，州同、县丞以下限10人。这是说奴仆，是男性家人，女性家人即仆妇、婢女，也按这个标准执行。以上标准是针对汉族地方官的，旗人的标准又不一样，总督、巡抚的家口不得超过500名，其他官员在汉族官员的基础上，准予增加一倍。

这就是说，一位七品县令，如果是汉族，他所带的仆从，可以是男性20人、女性20人，共40人，满族官员则可以达到80人。这个标准中的仆从，好像还是不完全的，咸丰、同治时期，福格在《听雨丛谈》一书中说，“厨役等不在此数”，就是说，管饮食等方面的人员不算在内。即使严格按照康熙四十一年确定的标准，一个县令的仆人，少说也有几十个。

事实上，恐怕许多县令会突破康熙四十一年的标准。雍正六年（1728年），曾任山东新泰县令的朱成元被查处，抄家的结果是朱县令家口总共有86人，考虑到朱县令是旗人，86人中包括直系亲属，因此，仆从可能没有超标，但是，接近超标的限度。

官员俸禄够花吗

问题出来了，宋代是历史上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官员的俸禄够花吗？

衣川强先生的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哪怕宋代官员的薪水很高，平均家口以30人计，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消费项目计算，一般来说，宋代官员的俸禄仍然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官员贪污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调整到像宋代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帝国财政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帝国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5口人，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帝国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如果海瑞的家庭和老百姓一样，只有5口人，那么，淳安县令的工资已经足够养家，日子过得不错，根本不存在买不起两斤肉的问题。海瑞能够免俗，少纳一个小妾，日子也会过得好一些，不至于死的时候，才留下十几两银子。

从官员的家庭生活看，我们发现帝国存在重大的危机：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已经超过老百姓一家5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工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直系亲属有10个人，奴仆人数按清代限制奴仆的法令中的最低标准40人来计算，实际需要养活的是50个人。以5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50个人的生活，意味着他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此可知，想让官员不贪，有多困难。

当然，有些人家境特别好，或者家庭结构特别简单，生活极其简朴，他可以不贪，但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