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东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现代男性作家的小说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女性形象身上寄托了对于女性的性幻想，这种性幻想或是变态的或是正常的。苏雪林是较早对于男性作家的性幻想给予批评和解构的女性批评家，她不仅是现代著名的女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女性文学批评家。她的文学批评思想带有鲜明的女性特色，虽然不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但是表现在思想、情感、思维和话语方式等方面都与男性作家有很大的不同，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家的典型，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丰富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对男性作家关于女性形象的变态性幻想进行消解

苏雪林文学批评以女性主体性为逻辑起点，努力建构起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话语，重点在于消解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解构其中塑造的不真实的女性形象以及形象中蕴含的性别权力关系，通过解构的阐释来破坏男性写作与批评的权威性。对张资平性爱小说创作的批评是对将女性形象仅仅作为一种性对象的消解；消解男性作家小说创作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变态性幻想。

苏雪林认为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是病态的，而且是模式化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女性，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女性的恋爱生活，这些女性都是都市少女，她们早熟、性感，欲望强烈。喜欢享乐的生活，喜欢壮美的男性，情感丰富，不受理智的控制，从而导致了悲剧的结局。对此，苏雪林评价说：“总是女子性欲比男子强，性的饥渴比男子甚，她们向男子追逐，其热烈竞似一团野火，似乎太不自然，太不真实。”[1](P289)她以张资平的小说《最后的幸福》为例，批评其小说对于女性形象性幻想的缺点。这篇小说模仿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女主角美瑛因为选择丈夫的条件太苛刻，遂致青春蹉跎，精神大受挫折，后与年已四旬、身体被烟酒淘空的表兄士雄结婚，深感性的烦闷。这与包法利夫人嫁人后，感到平凡、猥琐的人生打破了她早年在修道院里得来的美丽神秘的浪漫憧憬，因而郁郁不乐相似。美瑛后来与妹夫广勋，旧情人松卿，士雄前妻之子阿和，少时青梅竹马的伴侣阿根都发生了性爱关系，终被松卿所弃，并因为传染了梅毒而死于医院。这与包法利夫人爱恋书记员莱昂和地主罗多尔夫并借债挥霍，终于因债务服毒自杀相似。福楼拜是外科医生之子，具有擅长于诊断和分析的医生的头脑，所以，他的小说有生理学和病理学上的种种根据。“他写包法利夫人‘性的忧郁’由无而有，由浅入深，有步骤，有层次，她最后自杀的悲剧则是‘必然的’的结果，一毫没有矫揉造作之处。张氏写美瑛‘性的忧郁’则错杂混乱，一开头便似疯狂，收局的悲剧又是‘勉强的’，他想学福氏，真是东施效颦愈增其丑了。”[1](P290)张资平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模式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女性对男性的追逐，三角、四角恋爱的纠葛。如《不平衡的偶力》中的女主角玉兰追逐均衡；《飞絮》中的女主角云姨追逐梅君；《公债委员》中的女主角玉莲追逐陈仲章。这种女性对男性的追逐，在其小说中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张资平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则没有爱，只有性欲，并且残暴。“他的小说中男主角大都是一位家庭的暴君，就是当他在表白忏悔之时，我们也看不出这位作家的可爱处。这位男性过强具有残酷天性的人，无疑是作家自己的影子。”[1](P291)《上帝的儿女们》中的余约瑟与《公债委员》中的陈仲章身世相似；《雪的除夕》与《小兄妹》结构雷同。苏雪林认为“张资平虽然自称为新文学作家，但他专以供给低级的趣味、色情或富于刺激性的题材，娱乐一般中等阶级因而名利双收为宗旨。”[1](P288)苏雪林觉得，作品的风格反映了作家的品格。“作者气量褊狭无容人之量，略受刺激必起反感，亦其品格欠涵养之一端。他自被人揭破了在家里‘秘密开小说商场’的黑幕之后，恼羞成怒，对于那些攻击他的人，动辄报以谩骂。外间谣传他作小说颇赚了些钱，置有洋房产业。他于是写了一部《明珠与黑炭》形容自己如何的潦倒穷困，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这类于人无损于己反失尊严的牢骚，在《糜烂》《天孙之女》《脱了轨道的星球》中也发得不少。郭沫若和郁达夫也有此病。他们说话本粗鄙直率，毫无蕴藉之致，骂人时更如村妇骂街，令人胸中作三日恶。这几个创造社巨头似乎都带有岛国人的器小，凶横，犷野，蠢俗，自私，自大的气质，难道习俗果足以移人么？”[1](P291)张资平的处女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是一篇带有自传性的作品，描写了贫苦学生韦鹤鸣的恋爱经历和性幻想。从长篇小说《飞絮》开始，其小说创作便滑向了多角恋爱的体验和性幻想的深渊，沉溺于性爱和肉欲描写的趣味中。苏雪林认为，张资平的小说从性欲和性幻想的角度表现出了浓厚的反基督教色彩。《冲积期化石》《约伯之泪》《公债委员》《约檀河之水》等小说描写了教会生活的荒淫和性混乱，这在《上帝的儿女们》中表现得极为鲜明。小说中的男主角余约瑟穷苦出身，以善于逢迎美国传教士而得到牧师地位。但他表面虽十分虔诚，暗中却与K夫人私通，并生下一个女儿，后来又娶了已经怀孕的金恩。还有美籍主教爱恋中国女郎并使其怀孕、打胎等等。“基督教徒固未必个个善良，而像这样丑态百出则亦未必。有人批评左拉作品为‘野兽的喜剧’，其实左拉小说人物尚有人性，如张氏之所作，则真是‘野兽的喜剧’了！”[1](P293)苏雪林的文学批评从人道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女性受压抑的状况，并致力于消解男性作家对女性不正常的幻想和欲望，将女性在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中所受到的歧视作为批评的出发点。

二、基于女性经验对男性传统的性幻想进行颠覆

20世纪初，即使“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已爆发，但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的男性中心意识的强势态势，这在现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男女两性主体平等，尊重性别与个体的差异性并没有真正做到，大多数男作家对于女性世界的描写往往是从男性视角和男性思维出发的，并且在把女性客体化和对象化的过程中往往忽视或压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女性意识，仅仅把女性形象作为性对象，从而消解了女性的主体性，使得女性在男性作家和读者或同情或赞美，或可怜或鄙视的创作和接受过程中，再一次沦为男性中心文化的附属品，造成了女性主体性建构的缺失。所以，作为作家和批评家的苏雪林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呐喊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苏雪林对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创作的批评是一种新的阐释模式，是根据女性经验对男性传统的性幻想的颠覆，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情感的丰富性。

苏雪林对创造社作家的不满非常明显，她曾说：“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谩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过去十年中创造社成为新文艺运动主要潮流之一；夸大狂和领袖欲发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捧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而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1](P300)郁达夫在1921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引起了文艺界的激烈争论，或认可或批评。当时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写文章为郁达夫的小说进行辩护，说它“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是“一件艺术的作品。”[2]郭沫若也认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这种露骨的率真，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3](P547)苏雪林却对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批判。她的批评是从男人的性欲和传统的性幻想开始的：“郁氏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都是一贯的，那就是所谓的‘性欲’的问题。本来‘性’是人类一切情欲中最基本的一个，像弗洛伊德所说竟是情感的源泉，能力的府库，整个生活力的出发点，抓住这个来做谈话和写作的题材，决不怕听者读者不注意。何况中国民族本如周作人所说多少都患着一点‘山魈风’，最喜谈人闺阃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对于这些蒙着新文艺外衣的肉麻猥亵的小说……哪有不热烈欢迎之理？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1](P300)郁达夫吸收了日本私小说的创作特点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偏重于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和变态的性心理，把它作为向旧道德、旧礼教宣战的艺术手段。《沉沦》中的自渎、偷窥欲，《秋柳》《寒宵》中的嫖娼宿妓，《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同性恋、畸形恋等，都可以看作是郁达夫对社会和时代的一种畸形的反抗。郁达夫强调人的情欲在表达人的内在世界时的重要性，从新的角度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与生俱来的情欲。他受到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的返归自然的思想影响，同时还受到日本佐藤春夫、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等作家的私小说颂欲思想的影响，主张人的一切合理欲求的自然发展，认为情欲作为人的自然天性应该在文学中得到审美观照和审美表现。他大胆地以自身为对象，在小说中通过性、性变态和同性恋叙事来阐释情爱、生死的主题，对虚伪的传统道德观念进行批判。郁达夫的小说具有自叙传的特征，突出地表现了男性传统的性幻想。郁达夫充满民族自尊、性苦闷、性幻想和沉沦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中化为激愤的控诉、大胆的暴露和无所顾忌的伤感，这种宣泄缺少理性的过滤，从而影响了小说的深刻性。《沉沦》中主人公在妓院的情节来自于郁达夫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迷羊》描写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近乎病态的迷恋和幻想；《秋柳》将男性对于妓女的性欲和性幻想当成了故事情节的推动力。苏雪林认为郁达夫小说中的性表现是病态的，对性幻想的表现也是病态的：“不过郁氏虽爱谈性欲问题，而他所表现的性的苦闷，都带着强烈的病态，即所谓‘色情狂’的倾向者，这是郁氏自己写照而不是一般人的相貌。”[1](P301)自我主义、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元素，作者在小说中抒发主人公的苦闷情怀，紧紧抓住青年知识分子的生理、心理的病态，描写由此产生的颓废言行和变态心理，指出青年病态的制造者是病态的社会，从中揭示出社会和时代的病态。在郁达夫的小说中，虽然欲望束缚住了情感，欲望的宣泄和性幻想抒发成为情节的主体，但欲望和性幻想承载的社会文化意蕴构成了小说的主题，这在现代社会人的解放的时代具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意义。而对于这一点，苏雪林却并不认可，她特别对郁达夫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小说中女主人公追逐性欲的满足和疯狂、畸形的同性恋爱，从精神和心理上都表现出颓废的气息；小说对于嫖娼狎妓、性冲动、变态性心理甚至性行为的描写几乎没有节制，感官刺激强烈。郁达夫的欲望叙事令苏雪林非常反感，她说：“有人骂他的作品为‘卖淫文学’，我觉得这句话是不为过甚的。近年他以这类文学销路渐少，而技巧又苦于无法进步，遂明目张胆为兽欲的描写，而有《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出现。”[1](P304)苏雪林认为，小说人物的行动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是郁达夫作品的突出缺点。郁达夫自己则认为小说集《沉沦》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表现了“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4](P1)但苏雪林不同意这种说法，她否认郁达夫小说性欲和性幻想描写的社会历史意义，认为其：“不惟没有心理的过程，更不合病理学的原理。”[1](P306)这也可以看出，苏雪林对于郁达夫小说中性欲和性幻想的批评具有片面的深刻性和情绪化的特点。

三、对男性作家正常性幻想的认可及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苏雪林从女性文学批评家的立场出发，基于女性作家的生活和生命体验，注重文本的分析，揭露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的性别歧视，并致力于建立女性自己的文学批评原则。苏雪林对于鲁迅小说中建构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幻想是认可的，因为这种性幻想是正常的，具有含蓄性、细腻性和深刻性，是对女性主体性的真正建构。

苏雪林是较早评论鲁迅小说创作的文学批评家，并深刻阐述了鲁迅小说性幻想的特点及其在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她对鲁迅小说创作中的性幻想的解读、评价是非常客观和理性的，与对张资平、郁达夫小说创作的评价不同，并没有表现出情绪化的特点，而是在研究鲁迅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对其特点给予了精细的分析和评价。鲁迅通过阿Q形象的塑造揭示男性对于女性形象的性幻想，对这点苏雪林是肯定的，因为阿Q对女性的情感态度渗透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想象。在小说《阿Q正传》中，通过阿Q对小尼姑的调戏，表现了阿Q对于女性的性幻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Q走进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为了满足他自己以及看热闹的男人们的淫荡的变态心理，阿Q又用力地在小尼姑的脸上拧了一把。尼姑与和尚睡觉的情景刺激和推动着阿Q的性幻想：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三十而立的阿Q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想到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只可惜隔着一层裤子。可以看出来，阿Q对女性的性幻想浸透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将阿Q的所谓革命与性幻想结合在一起，具有开阔的社会历史视野，显示了鲁迅对社会认识的深刻性和对男性认识的深度。小说描写了阿Q当时的心理活动：“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可见，阿Q对于革命的目标是模糊的，而对于女性的性幻想是清晰的。

细腻和含蓄是苏雪林对于现代女作家创作特色的赞美，而她认为这一特色同样也体现在鲁迅创作的人物形象的性幻想中。鲁迅的小说《肥皂》里的主人公四铭先生，看到街上一个因侍奉祖母而讨饭的十八九岁的女乞儿，就对她产生同情，称赞她是孝女，想写诗文表扬她。但是，他的这些举动最早被含有醋意的太太识破，继而被一丘之貉的卫道朋友耻笑，暴露了他封建卫道者灵魂中对于年轻女性的占有欲望和性幻想：“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这是小说中的两个光棍的想法，也是四铭这个封建卫道者的想法，甚至可以说是男人们的真实想法，小说通过对年轻女性身体的窥视来撕破四铭道貌岸然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假面具。苏雪林认为：“《肥皂》用嘲笑的态度，喜剧的写法，刻画道学先生的变态性欲。”[1](P319)而在鲁迅的另一篇小说《祝福》中，男人们的态度完全变了，鲁四老爷表面上憎恶祥林嫂是个寡妇，尤其是憎恶她的再嫁，其实深层的原因是面对年老色衰且嫁过两个男人的祥林嫂，鲁四老爷对于女性的性幻想被这个丑陋的老女人完全抑制了。和两个男人睡过觉，嫁过两个男人的祥林嫂毁灭了男人们对于处女情结的向往。苏雪林对于鲁迅含蓄描写男性对女性的性幻想是非常认可的。她说：“以《肥皂》为例。他描写道学先生的变态性欲，旁敲侧击，笔笔生恣，所谓如参曹洞禅，不犯正位，钝根人学渠不得。……鲁迅从不肯将自己所要说的话，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只教你自己去想，想不透就怪你们自己太浅薄，他不负责。他文字的异常冷隽，他文字的富于幽默，好像谏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寻常作家所能及。”[1](P321)

苏雪林对于现代男性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批评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微观的实用批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细腻的分析，女性角度的文学批评有力地冲击了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使其成为对现代男性作家及其作品最具批判力的理论家之一。她对鲁迅小说创作中性幻想的客观、理性的批评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后人的批评并没有明显的超越；她对张资平的性爱小说和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中的性欲和性幻想的批评具有情绪化的特征，深刻性和片面性同时并存，表现了一个女性批评家天生的好恶和独特的气质。总之，苏雪林的女性批评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且也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来改变这个世界，消解和颠覆了在文学创作中男性作家对于女性形象的变态的性幻想，实现了对于女性主体性的真正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