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炜，张白桦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80)

当前，翻译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面貌，以翻译家为研究对象的翻译家研究丰富了翻译学的研究维度。以译者沙博理为例，国内译学界关于其人的研究硕果累累。有的以沙博理的译本为语料，关涉多种理论进行相关研究；也有与沙老直接对话的访谈研究；但从文学性即翻译诗学的途径对沙博理进行系统研究的仅有任东升[1]、刘瑾[2]以及黄勤[3]等。因此，通过分析沙博理“红色”翻译时期的代表译作《新儿女英雄传》，对其“红色”诗学观进行归纳总结，透视其文化文学的翻译观，对于丰富沙博理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范畴

在翻译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过程中，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透过《翻译学的名与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为译学界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研究范畴与思路。在霍姆斯提出的翻译学理论的整体框架基础之上，霍姆斯译学构想的拥护者与实践者以色列翻译学者图里(Gidoen Toury)将静态的译学框架用动态的手法扩展性地描述了出来(见图1)。

图1 霍姆斯翻译学结构图[4]10

霍姆斯认为，纯理论翻译学的目标有二个：一是对已有的翻译现象进行描述；二是确定普遍原则，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4]11。霍姆斯将“理论研究”分支下的普遍理论定义为试图描述或解释各种翻译活动，并且归纳出具有普适性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研究”的另一个分支，霍姆斯认为“专门理论”的适用性主要取决于诸如文本类型、媒介、时期等因素的影响。同属“纯理论翻译学”下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主要考察翻译作品、翻译功能、翻译过程。这与学界探索的翻译家研究范式几近相似。翻译史研究以翻译家为重点研究对象，因而翻译家研究具有翻译的理论和描写意义，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回顾与概述、批评与瞻前的作用[5]，对翻译史研究起到了丰富与补充的意义。对译本的考察不再是某一翻译学研究分支之下的单一理论方法，而是加以评注论述式的研究。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及翻译批评的“译者行为转向”，通过剖析发生在语言层面的语言现象，对特定时期内文化与译者行为层面进行剖析，从而反映特定环境、特定时期的翻译活动的特点。翻译思想作为翻译家研究范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翻译的理论与描写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对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起到了总结与丰富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翻译界存在对自己当代的研究成果不够重视，研究及缺乏承继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只看国外，二是只认我们自己那些已作古的权威[6]，对于中国翻译史上出现的翻译现象、翻译思想缺乏系统的归纳与总结。作为描述性翻译研究的一种，对译者翻译思想、翻译观的研究，一方面能支持理论翻译研究，衍生出普遍理论，或者更有可能衍生出针对各种翻译限制的专门理论[4]11；另一方面，对于如何解决翻译史料丰富而翻译理论却不尽完善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参考。

二、诗学与翻译

“诗学”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384BC-322BC)的《诗学》，这一时期的“诗学”停留在“模仿”与“再现”概念上，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其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这一概念却盘踞欧洲两千余年。“诗学”本是研究诗歌的学问[7]，而当代却把它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文学系统中，因而出现了不同的视角。罗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从语言学与文学角度出发，认为“诗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ehonnic)认为“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并将诗学引入翻译领域研究，同时指出翻译的功能就在于“诗学的、文化的生成转化”；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则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试图建立一种“关于翻译的系统诗学”；安德烈·勒费弗尔(Andre Lefevere)则将诗学置于文学内部体系中加以考察，认为一切“改写”都反映出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在文学内部发生作用的诗学，不仅包括社会的主流诗学，也包括作为翻译主体的个人诗学。勒菲弗尔在论及“诗学”时，分析了与之相关的两个要素：文学手法、对文学职能的看法[4]183-185。文学手法通常包括了：体裁、象征、主题、叙事情节和人物。对文学职能的看法指的是涉及文学与文学所处的社会系统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体系中，文学的角色的塑造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

三、 沙博理及沙译《新儿女英雄传》

(一)沙博理的生平概述

1915年，沙博理(Sidney Shapiro)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沙博理，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成为了一名律师，但生性爱冒险的他很快厌倦了纽约打着虚假旗号声张正义的律师界。1941年，沙博理应征入伍，在康奈尔大学偶然接触到了中文这一精深而又古老的语言，顿生兴趣。在退伍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又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1947年沙博理只身一人来到中国，之后结识了中国戏剧家凤子，两人互相吸引最终喜结连理，深根他的第二故乡——中国[8]600。沙博理在华翻译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不遗余力地将中国的文化推介“出去”。2010年，两鬓斑白的沙博理被授予“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也是被授予此殊荣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裔翻译家。2014年10月，沙博理于北京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9岁。沙博理在退休后，还编译了三部专著，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翻译事业。其一生翻译、校对、润色过的中国文学不胜枚举，而其中尤以新中国十七年间的贡献最为突出。

(二)沙译《新儿女英雄传》译介的必然性

新中国十七年间的文学以“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为最高标准，一切艺术活动都在这一标准下进行，外译中国文学作为传播和宣传新中国良好形象的媒介，必然受到国家机构的严格把控。由袁静和孔厥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作为反映抗日战争初期白洋淀农民英勇抗战题材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主题正逢时宜地贯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方面，通过对此类以“革命”形式获得合法政权，进而将人们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小说的译介以及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表现出自身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类小说创作的情节模式，即“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9]，鼓舞同一阵营中正处于类似境遇的东欧及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学作品，迎合了战时国家所需要的文学样式，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且不可复制的文学高潮。《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是沙博理完整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当时是以连载的方式，刊载在中国第一份对外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上，1952由美国出版社Liberty Press在北美出版，1958年由外文出版社在国内出版，成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版发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红色”出版物。

四、 沙博理的“红色”翻译诗学观

(一)“红色”翻译策略中的“诗学观”—“忠实性的再创造”

1.“异化”(alienation)为主。《新儿女英雄传》作为一部以中国北方地区为背景创作的反映冀中地区中共共产党员带领群众反抗日军的长篇小说，通篇以通俗易懂带有北方语言特色的风格行文，为了保证这种语言风格在译本中的延续，沙博理大多数情况选择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原文：老爹常想给大水娶个媳妇，可是大水说:“咱们使什么娶呀?”老爹说:“没办法，再跟申耀宗借些钱儿吧。”[10]9

沙译：Tiebwanted Ta-shui to take a bride and was willing to borrow more money from Shen to finance the marriage[11]40.

“爹”，即父亲或者祖父之意。一般在我国北方，旧时代称呼父亲为爹的较多，或者城市工农阶层称呼父亲为爹的也较多(词条来源于百度百科)。《新儿女英雄传》是反映北方农民阶层抗日的小说，称谓语“爹”一词在小说中频频出现，沙博理将其音译处理为“Tieb”，并在全书中用斜体标示，让目标读者很快意识到这种与目标语境不同之处。为了让目标读者不至于一头雾水，沙博理在脚注上注明：Tiebis a familiar term for “father”。在充斥着大量方言的《新儿女英雄传》中，沙博理译作的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原文文本中的方言体系。再如：

原文：马上有好些小伙，奔高阳投八路去了[10]7。

沙译文：Immediately, dozens of young men wanted to enlist in the “Pa Lu,” as the Communist English Route Army was then called[11]44.

“八路”，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之一。在沙译本中，沙博理创造了一个新词，将其音译为“Pa Lu”，并做了脚注进一步解释：In the liberated area the term “Pa Lu”(Eighth Route)was often used synonymously for all Communist-led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这种“创造性”的“音译”，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异质”性，使“八路”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迅速被译语文化读者了解与接受，起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

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已由文化“他者”逐渐向中心文化靠拢。在翻译活动中，对于一些文化异质成分，可以适当采取以异化翻译策略为主，并加以解释说明的翻译技巧，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小说的多样性及创造性，避免一味的趋同，而使原小说失去了在源语文化中的文学功能与地位。《新儿女英雄传》中大量的方言与“红色”术语，使其成为中国“红色”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佳作，这非常考验译者的翻译水平。这一点，沙博理处理的游刃有余，从直译到音译，甚至不惜造词以保证译本的异质性。但为了不让读者的阅读快感大打折扣，沙博理对一些晦涩的词汇做了必要的解释，也保证了读者在阅读时的流畅体验。

2. “归化”(domestication)为辅。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取舍往往体现出其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和对译入语文化读者接受的考量，也就是其“个人诗学观”的一种体现。由于“红色”文学题材的“异质”性，“红色”术语往往无法传达目标读者其深层涵义，而必要的“归化”与适当的“增加”翻译技巧对译文进行补充说明，可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快感，提高译文本的可阅读性。一部文学翻译作品，如果内容中充斥着大量晦涩难懂的“异质性”成分，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读者阅读体验，甚至会使读者对类似文本产生抗拒。美国语言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认为：语言存在共性且相互之间可译，虽然存在不同类型的语言外壳，但人类普遍经验的传达是可能的；翻译过程包括分析、转换、重组的步骤。沙博理在处理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陌生、生硬的词汇时，选择了以“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在源语文化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词汇，并对其做了一定说明，使读者能更好理解。如：

原文：想来想去还得坚持找同志，找组织[10]104。

沙译：She would find her comrades, find the Party[11]21.

“组织”是极具“红色”文学色彩的词汇，若将其直译为“organization”，不能将其深层的意指传递出来；且英文“organization”一词指代的是因为实现某个目标而组成的一个团体、机构，容易使目标读者产生困惑。而沙博理采用“归化”的策略将其处理为“party”，很好的传递了“组织”一次的深层含义，让目标语读者能一眼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沙博理以异化的翻译策略为主，很大程度地保留了源语文化中的“红色”文化；在保证“忠实性”的情况下，又对译入语文化进行了“再创造”，通过“归化”的翻译策略加以“增加”注解方式的翻译技巧，保证了译入语文化读者的阅读快感与流畅性，是一种“忠实性的再创造”翻译思想。

(二)多种翻译技巧并用

考虑到目标读者对中国抗战时期文化缺乏相应的了解，大量的“红色”术语可能会给目标读者造成极大的阅读障碍，沙博理在翻译时采取了多种翻译技巧。例如采取省略法，将一些晦涩难懂且不影响上下文整体连贯性的“红色”词汇做了一定程度的删减，以保证译文整体的流畅感。

例如 “延安学习”“整风”“大生产运动”这类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容易理解这些词背后的故事；但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不仅需要查阅相关文献，还需要了解相应的历史，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目标读者的阅读体验。而沙博理所做的必要省略，既不影响上下文的连贯，对故事的主线也无影响。

原文：瞧见李六子提着一把“耧子”，等上台阶说：“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念叨念叨，眼下哪儿都成立‘锅伙’，各村保护各村。”[10]4

译文：His pistol struck in his belt, Li got up on the steps and addresses the gathering. He used new terms he had recently heard but about whose meaning he was more than a little vague.

“It’ s like this”, he said. “Every village has a protection group, and we’ve got to have one too-paid for by the village.”[11]5

“锅伙”原指旧社会混混儿们盘踞的房子、据点，也是出现在中国抗战时期颇具政治色彩的词汇。要使目标语读者理解这类词，就需要译者详细的解说这类词，但这种冗长繁复的补充性内容，必然会打断文章的连贯性。沙博理采取了省略的翻译技巧，处理为“It’ s like this”, he said. “Every village has a protection group, and we’ve got to have one too-paid for by the village.”在保证上下文的连贯性上，对“锅伙”进行了省略，既不影响目标读者的阅读体验，也不影响上下文情结，是一种适当且必要的翻译技巧。

作为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每一章的开头都有阐释篇章故事主旨、感情基调的楔子。《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楔子多以民谚、民歌为主，考虑到大多数读者的接受程度，沙博理选择了删减，这一译者主观行为虽然是为读者的最大化考量，但其也破坏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的结构(见表1)。

表1 原文被删减的楔子

(三)“红色”文学题材为主—为“展现一个真实、进行中的中国”的诗学观

沙译《新儿女英雄传》时，正处新中国成立，全国各项事业亟待“重振旗鼓”，中国的翻译事业也亟待规范化，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是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政府机构直接介入、大政方针的指导，成为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特点[12]31。作为中外文学交流出版的主要阵地，外文局下属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成为这时期译作传播的唯一官方载体。这时期的“赞助行为”决定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而作为内部的“专业人士”—主流诗学的形成，离不开外部意识形态的影响。沙博理作为“专业人士”中的译者身份，其个人诗学观必定受到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过来，译者群体(专业人士)的诗学观，又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诗学”。既然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那么译者在选择译本、进行翻译活动时，其题材、主题的选择，也就透露出其个人的“诗学观”。自1951年到1966年，沙博理以署名或匿名的方式，在《中国文学》上刊登的译著达124篇，涉及111部文学作品，按照题材与主题，可大致划分为：1.以抗日战争为题材，歌颂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小说，如《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andSons,1956)、《铜墙铁壁》(WallofBronze,1954)、《平原烈火》(ThePlainsareAblaze,1955)、《保卫延安》(ThePlainsareAblaze, 1955)、《小城春秋》(AnnalsofaProvincialTwon,1959)、《林海雪原》(TracksintheSnowyForest,1962)等；2. 以批判封建官僚主义为题材，反映解放战争后阶级斗争的小说，如《李有才板话及其他》(RhymesofLiYu-tsaiandOtherStories,1951)、《柳堡的故事》(IthappenedatWillowCastle,1951)、《活人塘》(LivingHell,1955)、《春蚕集》(SpringSilkwormsandOtherStories,1956)、《家》(TheFamily,1958)等；3. 以展现新中国建设为题材，赞扬劳动人民的小说，如《农村散记》(VillageSketches,1957)、《创业史》(BuildersofaNewLife,1964)、评剧《夫妻之间》(Betweenhusbandandwife:APlayinOneAct,1953)、连环画册《巧媳妇》(MistressClever,1954)、政治讽刺诗《酱油和对虾》(SoySauceandPrawns,1963)等。从翻译题材的数量分布来看，沙博理似乎对“展现一个真实、进行中的中国”为主题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的译介用力最著。避谈这一时期国家机构以及政治等因素对译本选择的影响，沙博理在其回忆录《我的中国》(MyChina)中表露出个人强烈的诗学观：我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学，因为它敢于对落后的、不好的东西，该反抗的就反抗……我自然而然的就喜欢这些革命文学[13]63。

四、结束语

作为沙博理在华翻译生涯初期第一部完整翻译的中国小说，同时也是成功译介到美国市场的第一部中国“红色”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译文在篇章结构上虽与原文保持了一致，但对原文进行了大量删减，一方面也凸显了初期沙博理语言功底的不足。但作为一部成功译介海外的作品，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借鉴价值，对其翻译策略的初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当下中国文化外译泛“红色”题材的文学作品以借鉴与参考的价值。外文局沙博理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译学界对于沙博理的研究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而作为翻译家研究中的重心，译者的翻译诗学观、翻译思想的总结势必会引起译学界的足够重视。

近年来，学界对于在翻译中采取异化翻译策略的呼声日益高涨，虽然异化的翻译策略保证了文学外译的重点着眼于多样性及创造性上，但外译文学的实质最终需要依靠传播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中国典籍外译鲜有借阅量的现象已然成为当下从事外译的译者需要面对的事实。异化翻译策略固然有挑战霸权文化、消除文化“他者”的现实意义，但目的论与方法论孰前孰后，不应该本末倒置。归化翻译使译本更容易在读者群体中产生共鸣，达到文化外译目的的方法论才是当下应该着眼的重点。当下中国文学外译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沙博理为代表、同时拥有源语与目标语成长背景的外国汉学家作为译者或审校人员，对外译的中国文学进行翻译、校对、润色，不失为一剂良方。这是一种对目标读者最大化的考量，以保证译本在目标语环境中能够有最大程度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