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靖雯

摘 要：社会主义城市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经历了从无到有和一次重大的变革。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各国作为社会组织、结构和城市空间与物质的各种复杂关系的卓越观察场所，一直备受学界关注。Cities After Socialism一书聚焦后社会主义的东欧城市，本文简要评述该书，讨论社会主义城市与资本主义城市有何本质不同，后社会主义城市经历着怎样的变革，在变革中又存在哪些差异和问题等议题。其中，由于住房的私有化在变革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局面，住房和其私有化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关键词：后社会主义城市 变革 住房 新马克思主义

自1917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战后，东欧诸国、朝鲜、中国、古巴、老挝和越南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四十年前，中国开始了国家主导的政策改革，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在近三十年前走向了资本主义，许多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在不到一个世纪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两次经历惊心动魄的变革，还有许多在社会主义时期按照其理想建造起来的城市忽然面临了与其建设初衷大相径庭的道路。

工业化城市与社会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主义城市作为社会主义活动的空间，其必然包含着大量丰富有趣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中的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也会在社会主义城市中得到充分体现。究竟社会主义城市是怎样的？社会主义城市是否存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质？社会主义城市有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城市中存在的问题，又是否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学者们去回应。

本文将主要关注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城市，通过Cities After Socialism： urban and regional change and conflict in post-socialist societies這本论文集简述并探讨在这一领域比较主流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以及其中的一些争论。

Cities After Socialism 由英国的城市研究学者Michael Harloe 和 Gregory Andrusz 以及 Szelenyi 主编。他们原计划在1980年代末出版一部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化研究的论文集，然而还没来得及出版，苏联解体，他们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这本书的内容也因此被再三斟酌、修订，直到1996年正式出版为 Cities After Socialism。如书名所示，这本论文集的重点在于这些原本的社会主义城市走向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巨大转变上，其论文大多撰写于1993年至1995年[1]。

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主义城市的城市的社会空间、它们的政治与管理，住房和产权市场，社会互动模式都直接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形塑着其各自的经济组织、阶级构成和政治结构形式，一方面也被形塑着。这本书所关注的就是确认和分析其中的一些联系以及在当时（90年代）的东欧和前苏联领域，这些改革如何发生着。

Harloe特别指出，对正在发生且极速变化着的现象和进程做出结论是不容易的，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城市及其变革的研究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城市在变革中简单粗暴地拒绝甚或忽视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时期遗留，并过于急切地采纳假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城市制度的特点。前社会主义城市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为一个符合西方想象的资本主义城市。比如这些前社会主义城市中的私有化不一定会导致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一个国有企业的前领导可能在改革中摇身一变成为企业主，形式上是私有化了，然而这个过程并不符合任何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这种遗留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在经济制度上，在阶级的重构、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城市社会空间上同样显著。比如在变革的过程中，前社会主义城市中的住房隔离与住房和土地的私有化中的复杂局面交织在一起，展现并参与形塑了新的社会阶级与阶层秩序。因此这种忽视和急切是危险的。这本论文集所展示的研究成果，正是希望社会科学研究可以贡献于政治辩论与方案，有益于这些城市的发展。另外一个更为宏大的目的是能够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社会形式下的城市和城市化的独特性质。[2]

Peter Marcuse对住房和土地的私有化做了详尽的分析。他提出社会主义城市住房和土地的私有化是极为复杂矛盾的重新分配过程。私有化说起来很简单，是指所有权由国家转移到个人或私有企业的过程，然而所有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给人一种国家垄断所有权的印象，然而实际上，一些土地和住房的产权还是保留在了个人手里，但又同时受到国家强力的管控，所有权与实际使用权的长期分离也使得产权的私有化更为复杂。在住房和土地私有化中，有一些可总结的利益矛盾：1）现有居住者和之前的拥有者之间的矛盾，他们都声称自己的所有权；2）国有住房和企业租房的承租者与地方当局和其他地主间的矛盾，一方想要维持现有的稳定居住和低房租，而另一方想要增加房租且降低租房保证。同时，在社会主义城市，由于住房与土地的产权由政府政策控制，有关产权的法律是非常缺失的。并且，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中，住房所有权的分配情况是各异的。这都造成了改革中的私有化过程矛盾重重。Marcuse据此认为产权转化中，社会主义城市的遗留影响重大，所谓“传统智慧”，即按照资本主义已有的模式进行私有化是行不通的。[3]而同样研究住房私有化的Raymond J. Struyk则支持迅速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房地产市场。尽管他也承认私有化带来的不平等后果和种种问题，然而他认为解决之道就是快速建立西欧式的私有住房市场制度。他建议实行房产选择性私有化，只将好地段的、租户兴旺的好质量的房产私有化。[4]然而Struyk似乎忽略了资本主义城市中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

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利用列斐伏尔的“资本的第二循环”[5]的概念，通过在巴尔的摩的对城市房地产的研究，他提出房地产赚钱的过程十分复杂，是既涉及金融制度又涉及政府补贴的多因素的一个结合情况，从区位到区位之间不相同。 这样，他通过房地产市场的结构以及对利润的寻求解释了人口区位的差异。哈维将巴尔的摩分成了八个房地产次级市场，这些次级市场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投资和销售动态。他通过1970年的数据仔细地考察了资本家阶级在城市空间内如何赚钱，并且提出资本的第二循环由许多安排构成，在每一次投资中，都有其自己的一套社会因素、冲突和可能；资本的第二循环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企业情形，而是直接牵涉到政府，是私人经融机构、社区银行和配合的政府计划的结合。他还观察到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对非洲裔美国人和穷人的歧视，银行不愿意给他们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并且，资本的第二循环也加强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因为第二循环的资本总是拒绝投资在较为贫困的地区而寻求较高租金的城市地区。[6]尽管Struyk认为支持的是西欧式的而不是私有化程度更高的美国式私有住房市场制度，然而无论是哪种房产私有制度，其带来的更严重的不平等后果都是注定且不应该被选择性忽视的。虽然在某些西欧国家，比如荷兰和英国，有相当比例的国家津贴支持的社会住房，但是这并没有阻止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集体运动，如同在美国的情况，集体消费危机[7]在西欧同样存在。因此，快速建立西欧式私有住房市场制度大概很难成为一剂速效灵药。

David M. Smith和Gyorgy Enyedi都描述和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中的一些原则性特征。Smith描绘了一个社会主义城市的理想模型：经济高效；对于城市供应和服务应该讲求社会公正；城市人口有着很高的生活质量。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社会主义城市的理想在新的小城镇中较容易获得，在有历史的大城市中，资源很难平等地分配。他特别提到住房成为了精英与受偏好群体的奖励结构的一部分。然而，Smith认为社会主义城市存在的不平等相对于资本主义城市是很有限的。[8]而Enyedi认为社会主义城市的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城市化并没有本质不同，只是一个普遍的工业化城市进程的一点弯路。[9]

本书其他的学者都对Enyedi的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其中，Szelenyi在本书的总结性文章中直面这个争议，提出社会主义城市和资本主义城市存在本质的不同。

Szelenyi认为社会主义城市的差异是由于其制度设计本身的矛盾，而并不是西方式市场进程的显现。在早期的社会主义改革中，社会主义国家意在平等的住房政策依据需求原则分配住房给无房可住或房屋濒临垮塌的人群，是提升了住房平等的。但房屋作为私人生活消费品，在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必须为工业化进程让路；其作为必需品的特性又使得房屋脱离于市场。房屋既不是市场商品，又不能作为生产性投资，所以政府在住房上的投资普遍低于住房需求增长所需，住房建设缓慢，房屋短缺。在这样的整体需求的失衡中，国家无力完全依照需求原则分配住房，便引入了价值/功绩成了另一个分配标准。而正是这个标准，造成了住房差异，并促使了进一步的实际收入差异。他总结性提出三个社会主义城市相较于社会主义城市的区别性特征：1）“城市化不足”，在相似的工业化程度阶段，相比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主义城市的人口较少且人口的空间集中程度较低；2）较少的城市性，也就是多样性较低的市中心密度以及較少的城市边缘性；3）这些城市拥有独特的城市生态结构。同时，他也指出，在变革中，这三个社会主义城市的特征都在消解：“过度城市化”出现，城市性增加，城市生态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但是，他认为并不能因此认定这些社会主义城市都必然成为位于世界体系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相反，有些城市可能成为第三世界那种边缘化的资本主义城市甚或成为一种混合型城市。Szelenyi同样强调变革中的自然路径原则，并认为产权转换在其核心。[10]

尽管这本论文集包括的不同文章在具体的观点上存在一些争论，但是大体上，通过丰富的资料和详尽的分析，大部分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城市存在本质不同，而后社会主义城市的改革必然受到社会主义时期遗留的影响。在改革中，如果忽视这些遗留，机械地复制已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十分危险的。这本论文对许多具体的问题，尤其是住房和土地私有化做出了细致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其中的结论、观点和材料对于想要从事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都是十分有益的，值得重点阅读。但是这些分析与建议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资本主义城市所存在的本质问题，没有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进行充分对话。这些不足之处则有待读者思考。

注 释

[1] Harloe M， Andrusz G & Szelenyi I. Cities After Socialism： Urban and Regional Change and Conflict in Post-Socialist Societies， Preface

[2] Harloe M， “Cities in the Transition”， In Harloe M， Andrusz G & Szelenyi I.（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1-29.

[3] Peter Marcuse，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Property Rights in Land and Housing in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Harloe M， Andrusz G & Szelenyi I.（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119-191.

[4] Raymond J. Struyk， “Housing Privatiz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Bloc to 1995”， In Harloe M， Andrusz G & Szelenyi I.（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192-213.

[5] 马克·戈特迪纳：《新城市社会学》，第69-71页：“资本的第二循环”是列斐伏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引入了资本循环的思想，认为房地产业是一个独立的资本循环，是“资本的第二循环”。资本在生产领域（如制造业）的流通，对商品生产的投资是“资本的第一循环”，例如汽车生产；而房地产投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是指剩余价值从财产所有权投入中的产出。

[6] 马克·戈特迪纳：《新城市社会学》，第73-74页Saunders P.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M]. Routledge， 2003，pp180-195

[7]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 a Marxist approach， MIT Press， 1977：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提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政府负责维持工人的生活质量以维持社会关系再生产，从而为资本主义提供“扩大条件。然而，由于提供像失业保险和住房补贴之类的社会保障福利的是政府，因此，城市居民斗争目标常常是针对城市政府，而非资本家。这种特殊冲突，没有汇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争端。集体消费危机频繁出现在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中，例如住房供给短缺、医保不足、社会设施缺乏。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进行干预，也就是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性消费由国家来负担。然而实质上，政府对集体消费的干预本质上是服务于私人资本的。也就是说，政府支付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成本，而这些劳动力创造的利润却被私人资本获取了。城市政府在集体消费中负担的责任越来越重，最终导致收支不平衡和城市的财政危机。城市政府在当今的资本全球化情况下，无法通过向资本提高征税来补充财政，只有削减开支、减少对工人集体消费的支持。这就导致集体消费危机最终还是会出现。为了通过对集体消费的现有模式来进行抗议斗争以改善城市生活条件的城市社会运动是由福利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现代形式）产生的一个新的冲突。

[8] David M. Smith， “The Socialist City”， In Harloe M， Andrusz G & Szelenyi I.（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70-99.

[9] Gyorgy Enyedi， “Urbanization under Socialism”， In Harloe M， Andrusz G & Szelenyi I.（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100-118.

[10] Ivan Szelenyi， “Cities under Socialism - and After”， In Harloe M， Andrusz G & Szelenyi I.（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28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