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武

提 要： 面向自由职业者的统战工作， 是新时期下统战工作的创新。 本文以杭州市为例， 在分析自由职业者的构成及生活现状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价值取向、意识形态、 政治感知与政治参与。 分析发现： 自由职业者的价值取向多元化， 但以自我为中心； 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 法律意识、 助人意识和公德意识； 对政治较为关注并有较强的政治义务感， 但社会信任高低不等并且政治意识缺乏； 政治参与较少且以个人利益为中心。 针对自由职业者的情况， 本研究对如何做好自由职业者统战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自由职业者（self⁃employed）， 即自己雇用自己， 主要从事脑力劳动、 不隶属任何组织、 不向任何雇主作长期承诺而从事某种职业的人［1］。 该群体是近10 年来新产生的社会阶层， 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收入， 且大多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 因此，该群体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战对象［2］。

基于此， 笔者于2016 年6 月至12 月在杭州市的西湖区、 上城区、 下城区、 拱墅区、 江干区、 滨江区进行了社会调查， 样本年龄为20 ～70 周岁的常住人口。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 共抽取样本7500 个。 考虑到自由职业者的职业特性以及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的差异， 在西湖区、 上城区、 下城区各抽取样本1500 个， 在拱墅区、 江干区、 滨江区各抽取样本1000 个。

2016 年杭州市主城区（上城区、 下城区、 江干区、 拱墅区、 西湖区、 滨江区）的常住人口为336.15 万人［3］， 城市化水平为76.2%［4］。 因此， 当前杭州市的城市化水平与美国、 德国等欧美国家相近［5］， 已经具有后工业社会的特征。 依照后工业社会理论， 在此发展阶段， 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特殊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成为阶层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6］。 因此， 专业技术人员的大量产生， 无疑为自由职业者提供了丰富的来源。

一 杭州市区自由职业者调查分析

（一） 自由职业者基本构成

2016 年杭州市主城区的常住人口中， 自由职业者的比例为5.4%， 实际数量约为18.3 万人。 另外， 自由职业者约占杭州市新社会阶层人员总数的21.2%， 在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个体工商户、 私营企业主、 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五个新社会阶层中， 人数位居第二位， 少于数量第一的个体工商户［7］。

在自由职业者的内部， 流动商贩、 乞讨者、 沿街拾捡者、 公园卖艺者［8］等社会底层人员最多（21.2%）， 其次是销售业务人员（19.4%） 和没有底薪的业务人员与寿险顾问（14.9%）， 再次是各种经纪人（9.6%）， 其他依次是电器维修技术人员（6.7%）、 网站站长及网店店长（6.2%）、 注册会计师（4.5%）、 设备安装与管理人员（4.3%）、 自由艺人（4.2%）、 健身教练（3.7%）、 技术管理顾问（3.2%）、自由摄影师（2.1%）。 自由职业者中， 拥有杭州市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者分别占26.5%和12.0%， 而非杭州市户口者高达61.5%。 在地区分布上， 下城区的自由职业者最多（28.1%）， 其次是上城区（23.9%）， 再次是西湖区（20.5%）， 其他依次是拱墅区（12.1%）、 江干区（8.1%） 和滨江区（7.3%）。

自由职业者中， 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分别为81.3%和18.7%， 男性远多于女性。另外， 已婚者占多数， 而未婚者、 离异者较少。 年龄基本集中在20 ～55 周岁， 其比例高达91.0%， 而55 ～70 周岁的比例仅为9.0%。 在20 ～55 周岁年龄层中， 1978 年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人员约占53.2%， 而1978 年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员约占37.8%。在年收入方面， 分别有10.5%和35.5%的自由职业者达30.0 万元及以上和15.0 万～29.9 万元， 分别有28.0%和21.9%的自由职业者为10.0 万～14.9 万元和5.0 万～9.9 万元， 而5.0 万元以下的自由职业者仅占4.3%。 2016 年杭州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185 元［9］。 因此可以说， 杭州市自由职业者的年收入高于甚至远远高于一般人群。 在学历方面， 以硕士研究生学历者、 博士研究生学历者为主。 其中， 前者占29.3%， 而后者占56.6%， 两者合计高达85.9%， 而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占2.5%， 大专和本科学历者占11.6%， 两者合计仅为14.1%。

（二） 自由职业者职业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

那么， 自由职业者作为体制外职业者对于现在的职业是否满意呢？ 调查发现：回答“非常满意” 和“比较满意” 的比例分别为23.4%和32.9%， “一般满意” 的比例为31.1%， “非常不满意” 和“比较不满意” 的比例分别为2.6%和10.0%。另外， 自由职业者中， 有42.8%的人员有创办经济实体、 谋求更大发展的打算。

大多数自由职业者认为政府部门和社区居民对于他们的职业活动表示支持、 认可甚至尊重。 具体比例是： 认为政府各级部门（行政区、 街道办事处、 居民委员会） 对于他们的职业活动“非常支持” 和“比较支持” 的比例分别为13.1%和32.5%， “一般支持” 的比例为46.3%， “很不支持” 和“不太支持” 的比例分别仅为3.2%和4.9%。 另外， 认为社区居民对其“非常尊重” 和“比较尊重” 的比例分别为10.4%和23.8%， “一般尊重” 的比例为38.4%， “很不尊重” 和“不太尊重” 的比例为8.5%和18.9%。

那么现阶段， 自由职业者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 本文以多选题的形式做了调查，调查发现： 在资金不足、 社会关系缺乏、 相关信息不足、 技术支持不足、 专业知识不足、 自信心不足和家庭与工作的平衡七个问题中， 资金不足（55.8%） 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 其次是专业知识不足（49.3%）， 再次是相关信息不足（36.3%），其他依次是社会关系缺乏 （29.8%）、 技术支持不足 （22.4%）、 自信心不足（17.1%） 以及家庭与工作的平衡（15.3%）。

在从事的行业领域是否有行业性团体的问题上， 回答“有” 的人员比例为18.2%， 回答“没有” 的人员比例高达55.2%， 而回答“不知道” 的人员比例为26.6%。 在回答“有” 的人员中， 表示已经加入行业团体的比例仅为10.1%， 而没有加入行业团体的比例高达89.9%。 但是， 调查发现： 即使加入了行业团体的自由职业者， 表示“经常参加” 和“比较经常参加” 团体活动的人员仅分别为9.6%和11.5%， 而表示“基本不参加” 和“完全不参加” 团体活动的人员却分别高达52.2%和26.7%。 行业团体是自由职业者与政府交流沟通、 表达意见、 培育职业道德以及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渠道。 虽然有的基层机关或组织（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 也建立了以自由职业者为对象的行业团体， 并定期举办团体活动， 但自由职业者参加交流、 交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为缺乏。 上述发现说明： 针对自由职业者，固然应该大力建设行业团体， 但是更应该引导、 促使其积极主动地参加团体活动。因此， 如何使自由职业者积极主动地参与行业团体， 表达自己的需求， 使其始终处于政府管理的范围内， 是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在希望党政部门帮助实现哪些愿望方面， 回答“提高社会地位” 的人员最多，比例高达43.2%； 其次是回答希望 “提供养老、 医疗保障” 的人员， 比例为23.6%； 再次是回答希望“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的人员， 比例为16.0%；其他依次是回答希望“与户籍居民平等， 可以享受廉价住房” 和“子女入学教育”的人员， 比例分别为8.8%和8.4%。

尽管自由职业者选择从事其工作的目的是避免“朝九晚五” 的舟车劳顿， 享受工作时间的自主性， 但是调查发现： 当前自由职业者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 仅有34.4%的人每天工作8 小时， 有3.5%的人每天工作4 小时以下， 另外竟然有37.6%的人每天工作9 ～13 个小时， 甚至有24.5%的人每天工作达14 个小时及以上。

在生活方式方面， 工作以外的时间， 有82.3%的自由职业者与家里人或者朋友一起度过， 说明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的业余生活以家庭或者朋友为中心。 利用业余时间， 参加与工作有关的技能培训的自由职业者仅为5.4%， 另外有12.3%的自由职业者以钓鱼、 健身、 旅游的方式度过业余时间。 另外， 工作以外的时间， 与其他人相处时的主要话题是谈论“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如何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 获得更高收入”， “如何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 兴办企业”， 这部分人员的比例多达42.7%； 而谈论社会风气、 社会政策、 社会发展的人员比例分别为10.2%、 11.7%和13.5%， 另外谈论有关家庭和子女教育的人员比例高达21.9%。 访谈调查发现：自由职业者与小区居民的沟通交流比较少， 基本不参加社区居委会举行的活动。 就这一点来说， 自由职业者在社区居民中是一个边缘群体。 另外， 在消费倾向方面，虽然自由职业者的经济收入高于一般人群， 但并不轻易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生活用品， 更不轻易到名贵商店购买高档生活品。 另外， 在节假日， 经常约朋友举办家庭派对或者组织野外聚餐， 而每当生日或者事业顺利时， 经常与家里人、 朋友到比较高档的饭店聚餐、 去KTV 唱歌。 这说明， 自由职业者的生活， 虽然平时比较节俭， 但是也比较追求时尚。

（三） 自由职业者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

本调查设计了“您辛勤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①实现自我价值； ②为社会做贡献； ③为子女创造幸福； ④提高生活质量” 的提问方式， 考察了自由职业者的价值取向。 调查发现： 有41.3%的人选择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有34.0%的人选择为了“为子女创造幸福”， 有6.8%的人选择为了“为社会做贡献”， 有17.9%的人选择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由此可见， 自由职业者既有传统性价值观（为子女创造幸福）， 也有鲜明的现代性价值观（实现自我价值）， 但是主导性的价值取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高达93.2%的自由职业者为了子女或者个人辛勤工作， 即说明这一点。

在是否知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方面， 有64.2%的自由职业者回答“知晓”，而有35.8%的自由职业者回答“不知晓”。 另外，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回答“非常赞成” 和“比较赞成” 的人员比例分别为28.1%和42.4%， 两者合计高达70.5%， 回答“说不清” 的比例为27.8%； 而回答“非常反对” 和“比较反对”的人员比例分别仅为0.3%和1.4%， 两者合计仅为1.7%。 因此， 虽然自由职业者不隶属任何组织单位， 但比较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方面， 当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 有63.5%的人选择“向有关部门反映， 并请求调解”； 22.4%的人选择“通过非正规渠道（通过亲戚、 朋友等出面处理）”； 有14.1%的人会选择“忍气吞声， 自认倒霉”。 这说明： 自由职业者基本树立了权利意识、 法律意识、 平等意识等现代观念， 而这些意识正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文化基础。

另外， 本文通过“有受灾地区需要捐款或者捐物” 和“乘坐公共汽车主动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两个问题考察了自由职业者的助人取向。 在第一个问题上， “主动捐款或者捐物” 的人员比例为61.5%， “看到别人捐就捐” 的人员比例为29.3%，“不愿意捐款” 的人员比例仅为9.2%。 在第二个问题上， “经常” 和“比较经常” 让座的人员比例分别为42.1%和44.1%， 两者合计高达86.2%； 而“不太经常” 和“没有” 的人员比例分别为5.4%和8.4%， 两者合计仅为13.8%。 因此， 尽管自由职业者属于社会边缘群体， 但是该群体具有浓厚的慈善意识、 助人意识以及爱心意识。

最后， 本文通过“外出旅游或者在公共场合拿走自己剩下的垃圾” 和“乘坐地铁或者公共汽车时将手机调整为静音” 两个问题考察了自由职业者的公德意识。 在第一个问题上， 回答“一直会” 和“有时会” 的人员比例分别为50.7%和39.1%，两者合计高达89.8%， 而回答“有人提醒会” 和“不会” 的人员比例分别仅为6.7%和3.5%， 两者合计仅为10.2%。 而在第二个问题上， 回答“是” 的人员比例为72.7%， 而回答“否” 的人员比例为27.3%。 由此可见， 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具有较强的公德意识。

二 杭州市区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参与及存在的问题

自由职业者是新社会阶层中一个数量庞大而又十分特殊的群体。 他们职业分布广， 来源复杂， 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组织， 流动性强， 但是作为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和统战工作对象， 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 政治素质、 政治参与行为的特点如何？ 他们的民主权利是否在现实中得到了实现？ 考察这些问题， 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 政治态度积极正面， 但参与意识与行为存在偏差

1. 对政治表示关注

自由职业者中， 有40.7%的人平时喜欢收看新闻时政类的电视节目， 有68.1%的人对于当前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等理念比较了解。 另外， 有相当多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参与主观意识较强， 在“您对本市的发展建设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关心程度如何？” 的问题上， “非常关心” 和“比较关心” 的人员比例分别为44.1%和50.3%，两者合计高达94.4%， 而“比较不关心” 和“不关心” 的人员比例分别仅为2.3%和3.3%， 两者比例合计仅为5.6%。

2. 具有较强的政治义务感

在“收入达到了纳税标准， 就应该积极主动地交纳个人所得税” 的问题上， 回答“非常应该” 和“比较应该” 的人员比例分别为45.4%和33.2%， 两者合计为78.6%； 回答“说不清” 的人员比例为18.5%； 而回答“比较反对” 和“非常反对” 的人员比例分别仅为2.3%和0.6%。 同样， 在“您对当前党和国家有关创业的方针政策， 是否支持？” 的问题上， 回答“非常支持” 和“比较支持” 的人员比例分别为43.4%和30.8%， 两者合计为74.2%； 回答“说不清” 的人员比例为14.1%； 而回答“比较反对” 和“非常反对” 的人员比例分别仅为4.9%和6.8%。

3. 组织信任与人际信任高低不等

自由职业者对于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较高。 比如， 对中央政府表示“非常信任” 和“比较信任” 的人员比例合计高达82.8%， 而对于省级政府、 市级政府等地方政府表示“非常信任” 和“比较信任” 的人员比例合计也达75.7%。 但是， 对于人际信任的程度却不高， 尤其对于网友、 销售商这样的特殊人群甚至一般朋友、社会上多数人， 更是缺乏社会信任。 本文设计“您对一般朋友、 社会上多数人、 网友、 销售商的信任水平如何？” 这一问题， 选项分为“非常信任、 比较信任、 说不清、 不太信任、 完全不信任” 五个层次， 并依次赋值5、 4、 3、 2、 1。 统计发现：对上述四种社会成员的信任度的平均值仅为2.23， 信任度虽然介于“不太信任和说不清” 之间， 但更偏向于“不太信任”。 这说明， 当今人们的社会信任比较缺乏，自由职业人员对于政府部门的信任， 大大超过对于一般社会关系的信任。

4. 政治参与意识缺乏

相当多的自由职业者表现出政治参与意识缺乏， 这主要表现在加入党派方面。其中， 在“您是否想成为中国共产党、 民主党派、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的问题上， 80.7%的人表示“不想成为” 和“不太想成为”。 而在“您是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主党派、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的问题上， 竟有高达97.2%的人表示“没有加入”。

（二） 组织内政治参与行为缺乏， 参与方式多样化、 机会不均衡

尽管自由职业者对于政治比较关心， 具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信任， 但是当前组织内的政治参与异常缺乏。 81%的自由职业者为政治上无党、 无派的群众，只有7.2% 的中共党员、 11.5% 的共青团员、 0.3% 的各民主党派成员。 另外，96.4%的自由职业者没有任何社会职务。

当前， 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参与， 还停留在个体参与阶段， 参与活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化， 处于一种分散、 失衡和单独行动状态。 具体来说， 大多数自由职业者以个人身份、 就个人的利益利用私人关系或直接与个别政府官员接触， 而不是代表群体或者阶层的整体利益， 不会提出整体性的、 关涉整个群体利益的问题。

另外， 政治参与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公平参与是应有之义。 但是， 由于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参与还处于个体参与阶段， 并且不同的自由职业者在学历、 收入、职业地位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加上其他一些原因， 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参与机会的不均衡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

（三） 目标层次以谋求个体利益为重心

一个人的行为， 无疑受其价值取向的支配。 如前所述， 当前自由职业者辛勤工作的目的， 还大多停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需求满足方面。 因此， 这样的价值取向，就决定了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参与仅仅是为了获得自身的利益， 还难以为整个自由职业者的社会群体， 向政府部门表达意愿， 进行利益诉求。

三 做好自由职业者统战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 着力拓展发挥妇女组织、 街道社区组织、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作用

在杭州市自由职业者中， 女性还只是少数， 并且大多数为已婚人员， 妇联组织在做好妇女、 家庭、 婚姻等工作中有其独特优势， 这是做好自由职业者统战工作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 另外， 在自由职业者中， 没有杭州户籍的外来人口占一半以上，街道社区组织工作者对此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切不可将其视作一般的“外来人口”进行管理。 这进一步说明， 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展新社会阶层统战工作要“以社区为依托” 工作方针方法的正确性。

在自由职业者的社会保障方面，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是直接相关的职能部门。统战工作部门应该主动积极地联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 针对自由职业人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 开展深入的专题性调研， 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消除自由职业者的后顾之忧。

（二） 认识总体特征， 拓展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探索教育引导方式

统战部门要充分认识自由职业者这一社会群体的“群众性” 和实际政治参与“低度积极性” 的总体特征， 有效培育该群体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并科学拓展该群体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积极探索以文化活动、 行业协会为主要载体的教育引导方式， 使其在制度许可的框架内且为了实现群体的正当利益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

自由职业者无疑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践者和原动力， 其思想观念特别是参与政治的意识尤其重要。 如果任他们长期一味保持政治冷漠， 或者仅仅对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感兴趣的话， 势必导致该群体逐渐丧失社会责任感、 政治责任感， 进而难以提升其政治关心度与社会建设的热情。

但是， 如前所述， 自由职业者实际的政治参与行为很少。 这说明： 他们既对社会问题给予高度关注， 又摆出旁观者姿态， 消极地参与； 他们关注本市的发展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却不积极地献计献策。 这种价值取向的两重性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直接影响到自由职业者群体政治参与的实际水平和成效。 自由职业者政治参与的价值两重性， 只能表明当前的主导政治价值观念还未在这一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中真正内化， 这也正是目前统战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自由职业者游离于正规的单位组织之外， 这种工作及生活方式的自由性质， 不仅改变了自由职业者的政治认知、 政治态度等政治特征， 也使其利益诉求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必然会在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参与动机、 目标指向上得到体现。因此， 如何正确地进行以自由职业者为对象的利益诉求、 政治参与意愿的引导教育，通过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及丰富多样文化活动的传播途径， 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制度化熏陶， 是统战工作部门和文化宣传部门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否则， 势必导致自由职业者通过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发表并传播不当言论、 煽动群众非法集会等） 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 适当提高自由职业者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

具体方法有两个。 其一， 可以在自由职业者比较集中的行业领域建立自由职业者的自治性组织。 这样既有利于自由职业者通过该组织合理、 有序地表达权益诉求，又方便党和政府与自由职业者的沟通交流， 及时掌握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发展动态。其二， 由党委统战部门牵头在区级或者街道先行试点成立“自由职业者协会”， 由街道党工委或区委统战部主管。 这样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相关部门对于自由职业者的综合管理与政策教育、 引导工作， 又有利于自由职业者及时掌握党委相关部门统战工作的政策， 及时保障自由职业者自身的合法权益。

当前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参与政治， 不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 也不是为了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 主要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 或者寻求利益“保护伞”， 为自己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这说明当前的自由职业者还比较缺乏应有的政治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 这种个体性的政治参与容易滋生权钱交易、 利益共享或者为自由职业者的非法行为提供“保护伞” 等腐败现象。 这种基于分散的个人利益的垂直参与容易造成原子化的个人， 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 也容易破坏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提高社会管理成本， 甚至助长自由职业者之间的恶性竞争之风。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 缺乏党委正确引导的非组织化政治参与， 如果受到特殊的重大事件的刺激和催化， 容易迅速形成非理性的集体行动， 而对政治体系产生强烈冲击。 因为未经协调、 过滤、 净化的利益诉求， 在特定的情景下， 往往产生激进、 盲目、 非理性、 仅为追求个人利益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

注释

［1］ 〔美〕 韦伯斯特： 《韦氏大学英语词典》， 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 2014。

［2］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 华文出版社， 2006。

［3］ 杭州市主城区的常住人口中， 上城区为35.32 万人、 下城区为53.6 万人、 江干区为74.1 万人、 拱墅区为58.2 万人、 西湖区为81.37 万人、 滨江区为33.56 万人。 数据出自《2016 杭州人口数据统计分析： 常住人口增加17 万》， 中商情报网， http：／／www. askci. com／news／finance／20170313／11595993184＿2. shtml。

［4］ 杭州市统计局： 《杭州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5］ 2015 年美国、 德国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81.6%、 75.3%。 国家统计局： 《国际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第99 页。

［6］ 〔美〕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高铦、 王宏周、 魏章玲译， 商务印书馆， 1984， 第20 ～21、 174 ～179 页。

［7］ 其他五个新社会阶层在杭州市主城区常住总人口中的比例约占26.6%， 总人数约为89.43 万人。 其中， 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比例为4.2%， 总人数约为14.12 万人；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比例为5.0%， 总人数约为16.81 万人； 个体工商户的比例为12.8%， 总人数约为43.04 万人；私营企业主的比例为2.6%， 总人数约为8.74 万人； 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比例为2.0%， 总人数约为6.72 万人。

［8］ 就职业特征而言， 流动商贩、 乞讨者、 沿街拾捡者、 公园卖艺者也属于自由职业者， 但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对象。

［9］ 杭州市统计局： 《杭州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