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鹏

“新时代”对于每个无神论学者而言，都具有两重意义。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无神论历史遗产的国家，过去的无神论学者虽然在天人关系、形神关系上与有神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有神论总能寻求到科学、哲学未涉及的领域自我庇护。随着人们对科学的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最为科学、彻底的理论体系，揭示出宗教的本质：只要阶级仍旧存在，宗教包括有神论就不可能消亡。与旧时代的激烈抗争相比，新时代的无神论更多侧重在总结过去和清算残留的层面上。至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100多年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宗教工作自然也在与时俱进：“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许多宗教文化已经融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宗教概念进行现代化诠释，祛除其中封建落后的文化糟粕，积极主动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对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因果报应论的现代化诠释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其文化符号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这些文化符号中，无论是从其在佛教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来看，还是就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言，缘起论可以说是佛教乃至中国宗教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的产生正是基于佛教的缘起论，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产生出《了凡四训》《菜根谭》等本土伦理著作；即便在当今社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仍根植于大部分国民心中。现在流行的因果报应观，已经不再局限于佛教的缘起论，它既有佛教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也有儒家为善去恶的伦理要求。这要求人们在清算其宗教色彩的同时，应该辩证认识到它的伦理价值和社会作用，正确地从无神论视角对其进行诠释，贯彻新时代条件下的无神论精神。

(一)从因果思想到因果报应论的嬗变。因果思想并非是佛教的专利，它是人们观察经验世界，对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理性分析后所得到的一对范畴——原因与结果。严谨地说，“因果报应论”并不等同为“因果论”。因果论是广义的，常常指一个现象和某些因素存在一种关联性；因果报应论则更为狭义和具体，往往描述善恶行为都会造成与之相对应的结果。虽然都是指联系，但与因果论不同，因果报应论在善恶问题上引导着社会的伦理价值判断，从因果受报中可以推导出人的前世和来世(引申出形神问题)，而深入到因果的分析上，又可以指向人的命运到底是天定还是自决。

东西方文化自古就有丰富的因果报应论思想。在古希腊时期，《理想国》中就记叙了厄洛斯的故事：“一个人生前对别人做过的坏事，死后每一件都要受十倍的报应”；在吠陀时期，《奥义书》中同样描写到：“依照人的行为，决定那个人将来要成什么样，行善的成善，行恶的成恶”；而在佛教传进中国前，儒家经典《周易》一样提到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可以看出，因果报应论是在人的理性思维发展到一定层次，能够认识到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并推及到人的行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从而得出的一种观念。不过，早期的报应思想十分单薄，只是单纯地留下了这样的观念，所以无论是儒家的“天道观”，还是道家的“承负说”，都未能成为今天因果报应论的主流。毫无疑问，当今的因果报应论是基于佛教的缘起论，因为它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学说，用来论证因果关系的客观存在。

早期儒道报应思想并未流行的原因，与其说是未深入进行解释，不如说其对报应论的理论支持不足以让人信服。佛教在这一方面引入的“三世观”，大大提升了报应结构的完整性，这使得善恶行为招致的结果不会因为生命的终结而停止，未发挥作用的业力将累计到下一世，这便引申出现报、生报、后报的概念。不过其说服力仍旧有限，因为不少人仍会质疑，并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前世和来世的存在，无神论者对佛教报应论的诘难往往落于此处。不过佛教在这一基础上加入了“六道”，尤其是“地狱”的观念，许多描绘地狱情形的佛经在中国盛行起来，如《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此外还诞生了不少本土作品，如南北朝刘义庆所作《幽明录》与王琰的《冥祥记》以及民间数不胜数的地狱画卷以及入冥故事。这些故事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多变地利用地狱传说来宣传教义，将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内容生动地表现出来，来达到传播佛教思想的目的。至此，因果报应论已经脱离了因果思想的经验性与科学性，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思想在民间流行起来，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

(二)三教观念融合下的报应思想。因果报应观流行之后，侧重点很快便转向为，如何通过行善来获得好报，同时避免作恶得到恶报，善恶的伦理判断便成了首要问题。初期佛教思想在传播时，人们常用儒、道两家的观念进行比附，来使复杂的教义变得容易理解。这自然造成了佛教概念的混淆与误用，如人们经常将“成佛”类比于“得道成仙”，将“空”理解为“无为”等，虽然六家七宗随后被一一否定，更多的佛教经典也被翻译进来，但这只局限在知识分子对佛教认识的改观上，成型的观念在民间留下的影响仍非常深远。从早期《牟子理惑论》一直到明清的《三教论》《拔儒僧文》，民间观念中普遍认为佛教和儒家不过是殊途同归，这是三教合一的趋势与潮流，也是对佛教义理的简化与本土化。在《佛说十善业经》中，佛教用十种善行来定义善，但在《了凡四训》中，袁了凡“弃医从文”的入世举业思想，并不属于“十善业”；这在于其儒学家庭所留下的祖风，在他身上体现出浓厚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信仰，既有佛教为善去恶的道德观，也有道家趋福避祸的处世观，更有儒家齐家治国的事业观。

在三教融合的背景下，常常是用佛教的因果理论来为儒家的伦理观正名。善恶之外还引申出一个特殊的概念——功德。《宗教词典》中这样解释：“功”指作善事，“德”指得福报，一般指诵经、念佛、布施等。它是善行的附属品，佛教的因果理论具备一定的客观性的，这体现在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即做了什么样的行为，一定会获得与之相应的结果。但佛教并不支持宿命论，它认为自由意志是在必然性限制之内的自由，是不能逾越因果性而运动的自由。这体现在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以后获得的结果，即便现在的行为也是受过去的因所制约，因果束缚下仍有一定的自由可言。佛教无疑指出了这条自由之路，即宣说佛经、供养僧人、援建佛寺佛像等行为，其传教布道的实质昭然若揭，这便是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的原因。即便民间普遍以儒家的伦理观作为善恶的导向，恭敬三宝的习惯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三)因果报应论的现实价值与改造。因果报应论的伦理作用值得肯定，如果善与福、恶与祸之间的因果链不能有效联接，或者是善恶赏罚错位，人们就会对善举或恶行无动于衷，这将直接导致道德水平的下降，造成社会道德生活的紊乱。过去借由“地狱”、“灵魂”的观念，使人们在畏惧中对因果报应十分信服；但在现代视角下，一切关于死后世界的学说无疑都是过去科学认知的局限，为人们的想象和杜撰留下了空间。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揭开自然的面纱，宗教的合理性和非实证性再次被推到台前，脱去了宗教外衣的因果报应论，应当将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自觉，来发挥它的作用。

佛教在过去一直作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因果报应论首当其冲，它将人民束缚在沉重的阶级压迫下；同时，它以因果的能动性肯定人的作用与价值，表明人才是世界的创造主，用人驱逐了神。它的缺陷在于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达到了无中生有的程度，从而把人及其思想行为神秘主义化，形成特殊的宗教。因果思想无疑具有无神论的特征，只要修正其中的错误，便能将它从“封建阶级的工具”转化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文化”。它在有神论语境下是“因果报应论”，在科学无神论语境下便转化为“为善去恶的道德自觉”。

虽然尚未有科学可以论证善事与善报之间存在客观联系，但是行善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在面对道德选择的时候，不应该让人在神秘主义的压迫下做出善行，这并非是“人本主义”的精神；相反，通过思想品德教育，积极弘扬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在道德面前能够凭借自由意志做出正确的选择，才是真正遵循“人的精神”；此时，它应被称为“道德自觉”，与过去有神论语境下的概念相区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制度，落实惩恶扬善的奖惩制度，逐渐以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的精神，取代因果报应论的观念，这便是改造宗教、发展文化的未来趋势。

二、对新时代无神论建设的启示

在今天,无神论工作受到一定的冲击，而有神论却耀武扬威。无神论学者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自己，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回应挑战。前述可见，在诠释因果报应论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宗教思想的逻辑严密，通过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双重掩饰与包装，使受众不得不委身于它的理论之下。我们在研究宗教的同时，要避免唯心主义的诱惑，这就要求坚持科学无神论的根本立场。

(一)发展具体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有神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础科学的缺乏，历史的事实证明，利用自然科学批判神学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不管现在还是将来，要发展无神论就必须总结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从80年代到现在，科学成果日新月异，但宗教神学总能找到科学所不能涉及的领域为其庇护，历史的经验预示着科学与有神论的斗争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外国敌对势力通过宗教活动进行政治渗透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在被策反的和信仰邪教的人群中，不乏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储备的不够，而是缺乏正确哲学理论的指导，从而误入歧途。科学教育的普及只能减缓有神论的发展与渗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旧时代每一次无神论的反击都是伴随着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但在新时代，我们不能夸大科学在有神论斗争上的作用，因为具体科学只是在某个领域上的认知，并不能完全摆脱有神论的影响；唯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才能使有神论没有立足之地。通过对因果报应论的分析发现，科学并不需要完全否定它，而是要从事实基础出发，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把有神论剥离开来。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立场，它的核心是科学无神论，是每一位学者都该秉持的基本观点。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便是脱离了“学术化”的宗教研究，而转变成宗教附庸下的“神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同时也是研究宗教的方法论，指导我们从唯物史观来分析宗教史、以辩证法来透析宗教哲学，这也是众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吕大吉先生曾指出：“1949～1976年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宗教研究，文化学术的党性原则，使得他们呈现出两种特点：一是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二是学术研究的政治化。”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自然会烙上时代的印记，而吕先生的言下之意，实际上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教条化，对文化学说矫枉过正，强行附庸地作政治化解读。

今天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这一概念时，不少学者仍有些敏感。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建设成果有目共睹。就宗教学科发展而言，有修订宗教经典、依法保护宗教活动、科普宗教文化等，但也出现了过度重视学术自由而忽视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宗教学科的设立让学者们经由这个途径有了宗教情怀，逐渐导向了宗教，甚至为宗教说话，那么宗教学的建设必定陷入失败，失去根本立场是其主要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无论任何学科和教育，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缺少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无疑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二)对当前宗教学科建设的反思。

1.强化公共学科科学无神论的建立。高校中虽尚未开展过这样一门课程，但就其重要性而言，每一位当代大学生都应树立以科学无神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每个中国公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是既定国策，但目前的状况是，有不少大学生在不知情、或是一时冲动的情况下加入了教会，皈依了佛陀。先不论这是否遵循了自身的意愿，自由并不代表随便选择。没有责任地完全凭借自己意愿行事，这反而是无知、愚昧的体现。所谓的自由，在于正确了解“何为宗教”后，不受一时情绪的混淆，凭借自己的理性做出信教或是不信教的选择，而不是受到环境、家庭、情绪等一系列情况影响所做出的选择。

普通人对于佛教的理解，无非停留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但一旦深入，蒙昧便会暴露出来。即便“因果报应论”早已不再具有宗教色彩，但其中有神论的思想仍有残留，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很容易出现新的信仰代替旧的信仰。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宗教学，因为马克思对宗教的研究将宗教问题归纳到阶级问题、社会问题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念确实不如宗教那般吸引人，但它揭示出存在决定意识的客观规律是被科学理论所证实的，只是仍有部分民众愿意相信有更高的精神实体作为寄托，寻求宗教作为避难所。从社会存在上来看，只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仍旧存在，这种寻求寄托就永远不会根除。科学无神论将有信教基础的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正因为宗教现象在当前阶段无法完全消灭，科学无神论才能持续发挥出它的作用。

2.建设宗教学专业学科。吕大吉先生在《宗教学纲要》中强调：“既要在尊重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理性地研究他们的信仰，同时又要避免盲目迷信的信仰主义。”由于宗教知识的获得往往是靠主观体验，这要求宗教学者将自己暂时假想成为宗教徒，或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与宗教仪式，以求理解特殊的宗教情感，实际上就是一种换位思考，宗教情怀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共同的基础上。这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同情宗教徒，而不是同情宗教，宗教正是这一切幻象的缔造和维持者，它是社会异化的具体体现。因此，宗教学研究的对象是宗教，而非消灭宗教徒。秉持科学无神论立场的关键，在于它要求我们能够在研究过程中随时退出宗教徒身份的幻想，而非真正地将自己认同为一名宗教徒；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而投身于宗教，便是因为这一基本立场的动摇所带来的结果。

在换位思考下，我们不难理解宗教徒自身的渺小与孤独，毫无保留地揭示真相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正是因为宗教情怀能让人设身处地，所以在面对不同态度的宗教信徒时能够正确处理，从而将不同群众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只要对个人、社会、国家没有损害，那么对这类信教群众可以采取循序渐进、温和委婉的对待方式；但如果危害到社会稳定、国家治安，或是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传教活动，那么强硬的、战斗的无神论自然不可避免。作为专业的宗教学科，不仅是要研究宗教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规律，还要能够理解宗教徒，协助正确处理宗教事务，这是宗教学专业所需履行的社会职责。

三、结语

宗教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理论学说趋于完善，宗教思想中参杂融入了大量哲学性内容，在研究的过程中，理解和相信常常被混淆起来，部分学者把握不好这个度，动摇了基本立场，便会陷入泥沼之中，因此宗教思想研究成了最复杂，也是最危险的领域。在宗教研究中，既要能进得去，也要出得来。在佛教研究中，进得去，就是深入佛教理论内容，对它的经典、教义、教派要熟悉；出得来，就得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更高的立脚点来剖析佛教。宗教本身就具有煽动性，对其现代化诠释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宗教”的本来面目。的确宗教具有文化的成分，对宗教抽丝剥茧，不难发现其中有值得研究、甚至是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当它置身于宗教这一思想体系之下时，就会从根本上对自身进行否定。正因为忽视了这一点，才造成了个别科学家以科学论证宗教，甚至提出了“量子佛教”等新兴宗教，这是本末倒置、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曲解。新时代宗教学家、科学家为了共同目标需要联起手来，一是对宗教学说的祛魅，将人们从蒙昧的信仰中启发出来；二是对宗教文化的修正，将传统的思想文化从宗教语境中置换出来。这才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法，也是对宗教思想进行现代化诠释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