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有两本书，一本是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另一本是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这两本书我都看了好几遍。我很少将一本书看两遍，无论多么好的书，尽管我知道其好，但如果我智力不及，我一遍都不会看。否则，会造成对经典的败坏。如果一本书精彩之甚，而我又能看懂，除非出于功利的目的，比如说写书评之类，我也不会看第二遍。我总是以这种懈怠的方式表达对经典的敬畏。然而，这两本书却让我看了好几遍。一种怪异之感让我欲罢不能。作为对文学本身的叙事，作为个体的文学史抒写，这两本书给予我们的关于文学本身的知识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们随便从手头拿起一本拙劣的文学史教材或文学理论教材都可以获取更多。那么，这两位大师写这两本书究竟想要说什么呢？我们的知识视野、阅读期待与思维方式早已被那种意识形态化与技术主义至上的文学教材钳制。我们很少思考文学的伦理目的是什么，而这两本书所做的就是对文学本体论任务的阐释与清理——一种对文学本质精神的热情弥漫在字里行间。

有一句话很古老了，作为一种常识，他游离于我们的生活之外，使文学成为了一种与生活无关的疏离之物。的确，就我们的文学现状而言，即使就那些最好的部分而言，它们充其量也就是对器官伦理或社会价值的事件演绎，它们远远背离了这一真理性的常识。这句话是：文学是人学，文学必当是为人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昆德拉和卡尔维诺就是通过这两本书在阐明文学作为一种人学的本体论任务，文学是如何为人生的。

关于文学的本体论任务与文学为人生的路径之廓清基于两位大师对人本身的判断。昆德拉认为，人总是热衷于道德判断。对任何事情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不加任何思索地进行信口雌黄的道德判断。糟糕的是，这种判断不是无意义的，而是极其有影响的，这使人类社会为一种审判精神所控制，审判的精神全面社会化，导致人们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生活变成了一种对自我的有罪推定。换一句话说，就是人在这种道德审判的热情中，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寻找罪行迎合道德判断威权的残酷过程。如此过程碾压而过，人的无罪的正常的生活便彻底消失了！于是，人类如此深沉的判断热情之下，现在时的生活异变成了一场寻找有罪记忆的自我审判。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文学承担起了寻找失落生活的重任。在昆德拉看来，文学对这种重任的承担不是勉为其难，为某一个精神病天才或伟大导师强加的。不，它不是特殊与超卓的，亦不是只有少数天赋异禀者才能抵达的，更不是某种流派的所谓文学标志，而是文学本身的功能。当然，只有真正的文学，伟大的文学才能如此。因为真正的文学，伟大的文学中始终贯通着一种幽默的精神，这种精神使道德判断延期，使一切事情都变得模棱两可，无法轻易下结论，于是，人类的道德热情在幽默面前遇到了无可置疑的溃败。

那么，是不是文学不需要道德呢？昆德拉从未这样说过，这也是昆德拉最为遭人诟病的地方。有许多人就认为昆德拉所说的幽默精神实际上就是相对主义，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一切价值的失落，最终世界会为虚无所笼罩。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昆德拉的意思是，文学对道德判断的搁置是最大最好的道德，是一种道德的不讲道德。人类的道德热情从古至今都秉持着一种普遍的神性的形而上的道德观，有时以上帝的名义，有时又冠以理性或非理性等等诸如此类的价值范畴。这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判断在将生活与道德规条的逐一对应中形成了一种对人性对生活的不容任何置疑的审判。而昆德拉则提倡一种不讲道德的道德，实际上是推崇道德价值的多元化。

当然，那些多元化的道德价值始终都要遵守一个基本底线：守卫人格与生活本身的尊严！的确，只有在道德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人类才不至于自以为真理在握，对他人横加指责，生活才能在一种不被意识到的无罪的安全感中自在地流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认为，文学的本体论任务是寻找“生活的散文”，所谓“生活的散文”，这里的“散文”，显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与诗歌戏剧并列的文体意义上的东西，而是一种与神圣性、普遍性、确定性相对的面孔，意味着一般性，特殊性，偶然性，微观性等等。“散文”成为文学的最高美学追求，其目的是寻找并守卫在道德判断的热情笼罩下一度失去了的隐匿的生活。是的，所谓“生活的散文”，正是生活的隐匿性。生命总是在向死亡流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现在使生命永存，那些转瞬即逝的思想、情绪、行为不能不是隐匿的，但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也正是含蕴在这些隐匿的东西里面，而我们的道德热情却从不关心这些隐匿的生命存在，恰恰相反，它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压制她们。

所以，应当说，昆德拉所说的被背叛的遗嘱实际上就是指人类道德热情所背叛了的文学的精神：完成文学的本体论使命，寻找“生活的散文”。当然，与其说昆德拉阐明的是一种文学的美学伦理，不如说他阐明的是一种合理的生活伦理，因为真实生活或者说“生活的散文”在文学中的失落首先是因其在现实人生中已先行失落。所谓真实生活或“生活的散文”已在现实人生中失落，是指那种幽默的精神为专制独断的精神所取代，并以此去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当然，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究竟是先有幽默的现实生活精神才有了伟大的文学艺术历史，还是伟大的文学艺术滋养了这种精神并进而改造了生活。一般的稳妥的看法是，这二者不可能存在一个先后关系，而应当是相互促进互为生存的。然而，昆德拉显然不作此想，在他看来，幽默首先是一种文学的精神，而后才施惠于現实生活。

为什么他如此理解呢？因为昆德拉认为自笛卡尔以降，由于科学理性主义独大导致了欧洲全面的精神危机与文化危机，人类的生活已全面失落，唯有在真正的文学艺术中还保留着那种不为一种道德理性所支配的多元丰富的生活。话说到这里，昆德拉写作《被背叛的遗嘱》的苦心就很明显了：他企图通过对欧洲伟大文学艺术中的美学伦理的提纯与抽象，为人类危机四伏的生活提供一种正常合理的生存伦理。也正是基于此，昆德拉才说，欧洲是小说的产儿，但这个小说的产儿现在正在背叛小说的精神。这个结论是殊为惊人的，他的意思是说欧洲作为小说的产儿，一度产生了人类最辉煌最伟大的文明成果：民主自由社会的产生;人类在欧洲，享受着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甘甜，人类的生活一度是其所是地任情蝶舞。可见，民主与自由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对隐匿性的生命存在，转瞬即逝的思想、情绪、行为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在她们民主自由的根基上，一种制度化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化的民主与自由才是可能的。

但，昆德拉说，现在，欧洲正在背离小说的精神，欧洲人的生活百年来一直遭受着无止境的审判与删刈。昆德拉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自卡夫卡以降，一系列伟大的艺术十字路口和其他伟大人物，如斯特拉文斯基、雅那切克、高尔基、萧伯纳、布菜希特……等所遭受的审判。而且，这些人遭受的还总是双重审判。在因价值观念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每一个时代，他们都被无情地批判。很明显，这些人被时代所批判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难以为时代所接受的美学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美学实践中所内含的生活伦理。不能不说，昆德拉的确说得有道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是伟大小说的产儿，但我们为人类的道德所苦更甚于欧洲。我们甚至于热衷于将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一切大而无当的狂热言语作为判断一切的最高律令，我们没有现在，只有诚惶诚恐地寻找有罪记忆的自我審判，我们的生活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自我审判中固化为无时间向度的干瘪存在。这种审判用昆德拉的话说，“总是绝对的，它所涉及的不是一件孤立的行为，一个确指的罪行，而是被告者人格的全部。”（《被背叛的遗嘱》第210页）也正是因此，我们对小说精神的需要一如欧洲人。

无独有偶，卡尔维诺在他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也通过对伟大文学的梳理，为未来文学推荐了五种文化遗产。实际上，应当是五种文学伦理，不，应该是十种。对于卡尔维诺来说，每一种还意味着其对立面。十种？显然，卡尔维诺也有一种道德多元化的信念。

具体说说吧，他给未来文学推荐的第一种美学原则是“轻逸”，这显然不是一种方法，甚至也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或者说是一种生存伦理。卡尔维诺认为，生活过于沉重，文学不得不如柏修斯一样既要承担现实，但又要于承担中寻求快乐，这就是轻逸。这很显然是一种生命行为，是如何承担生活并为生活寻求幸福的路径。在他的文学备忘录里，卡尔维诺说：“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应该像柏修斯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5页）有谁能说，这仅仅是在谈论文学呢？或者，我们应当修正自己关于文学的观念，要充分意识到，真正的文学，是对生活可能性的探讨。

从轻逸开始，卡尔维诺专题阐述的另外四种美学原则无不是为了让人如何实实在在地生活，如何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寻求快乐与丰富，充盈与繁美。比如说，他在阐述“易见”这一美学价值时这样说道，“如果说我把可见性列入了应予挽救的价值清单之中，那么，这不外是对我们正在陷入的一种危险境地的警告，即丧失人类基本能力的危险;这基本能力是：闭目而令景象集中、化白纸上的行行黑字为形体和色彩、事实上用形象来思维的能力。”（《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65页）在我们这个思维日益平面化，将模仿当做创造，将广告当成艺术，将重复当成唯一的时代，卡尔维诺所强调的易见的价值显然是针对我们越来越丧失了想像趣味与感官体验的生活，谁又能说他仅仅是在谈文学呢？于此可见，与其说两位大师是在为未来总结过去伟大文学的美学规律，不如说是在阐明自己的文学伦理学，或者说是文学化的生命伦理学。

很显然，两位大师尽管没有高调言说文学是一种人学，文学是为人生的，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我们文学在形成一种伦理精神并在此精神的引领下去实践一种伦理追求的情况下，文学是可以开拓存在之可能性，捍卫生活世界之尊严的。当然，二位大师所说的文学的历史是那些与他们一般有着独立的人格追求的人们一同创造的。没有对个体人格的持守与发展，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们两人又是遗嘱又是备忘录，而且，昆德拉还痛心疾首地在“遗嘱”之前特意标明“被背叛”，卡尔维诺则干脆指明要为未来人类立此存照，可见当下之生活与文学是多么深刻地丧失了可能性与尊严——两位大师忧心如焚地敲响了生活与文学之双重现实的丧钟，这种警告固然是指那种由文学的精神所滋育的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有成明日黄花之危，却也于此深切殷勤之拨乱反正整理发明中昭示了其希望之所在，因为在欧洲（文学意义上的欧洲），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伟大文学的历史，也的确拥有由此文学精神所参与创造的人类伟大的生活历史，他们有理由对文学一如既往地寄予期望。

梁卫星，作家、学者，现居湖北仙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