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相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秦继宗（1560—1626），字敬伯，号西汀，湖北黄州府蕲水县人，明万历甲午解元，以饶阳教论登庚戌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著有文集《纲鉴要略》12卷、《书经汇解》46卷、《礼记疏意》23卷等。秦氏“博综力学、湛深经术”[1]，长于治经。其诸作之中，《书经汇解》 （以下简称《汇解》）颇为人称道，如明杨鹤曾言其“积思五经，析理于茧丝牛毛……心好《尚书》，遂成《汇解》”[2]193；明李贺谓“秦公以《礼经》兼治《尚书》，实出专门名家者之上”[2]189。

《汇解》博择诸家《书》说以解《尚书》，其所资者数十家，如官修《书经大全》、朱升《尚书旁注》、陈谟《书经会通》、王樵《尚书日记》 《书帷别记》及其子肯堂《尚书要旨》等，并选其“会文切理”[2]188者，“删润转换”[2]188以用之。该书缘经文之序以训经，逐字逐句释之，“而首或有提掇，中或有过度，末或有总缴”[2]196，即其释文紧闭肯綮，而多有血脉之联络呼应处。相因于所采之博，《汇解》以墨围“小”“时”“秦”三字，以别《书经大全》之小注、时人之说和己见，同时注意文气之关联与否。明代《尚书》在《书集传》 （以下简称《蔡传》）之统治下发展[3]290-291，《汇解》自不例外，秦氏论之谓：“《蔡传》之遵为令甲也，读者安敢別立赤帜？惟是《传》以注经而经反因传而晦，则不得不一效忠焉”[2]196，即秦继宗承认《蔡传》之一尊地位，而认为其传文有反使经文不明之处。故秦氏“或因文于先儒，或折衷于时说”[2]196作解以为驳正，此是该书之用功处。现比勘万历本《汇解》及宋淳祐十年本《蔡传》以作概观，并期从中管窥《蔡传》在晚明之影响。

一、驳正《蔡传》，辩其讹误

《汇解》援引先儒和时人之说，围绕《蔡传》发论解经。秦继宗以《蔡传》传文有使经文晦涩不通之弊，故其经解中对《蔡传》之失多有驳正。其对《蔡传》之批驳立论颇为公允，不乏创获，然纠谬之失亦在所难免。

（一） 《汇解》对《蔡传》之批驳

《汇解》主要从驳其字词训诂之误、辨其有悖于事理和不合文理之处三方面对《蔡传》作了驳正。

1.《蔡传》字词训诂之失

朱子认为人之为学“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则“茫然不知下手处”[4]，即文字训诂为治学之第一要义。《蔡传》虽为蔡沈承师命而作，然书中训诂亦不乏失误之处。《汇解》对《蔡传》之批驳，首先即是对其中某些字词训诂的批驳，如《尧典》篇“幽都”，《蔡传》训之曰：“日行至是则沦于地中，万象幽暗，故曰幽都”[5]3，即蔡氏以日落后天地之暗淡为“幽”，“都”字被泛化为指地方。《汇解》引时说驳蔡说之非，其谓：“北既无日，所以北极之地有名幽都者，《舜典》十二州中之幽都当取义于此也”[2]205，《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6]，可见古代神话中之“幽都”为山名。《舜典》有“流共工于幽洲”[7]88，《庄子·在宥》作“流共工于幽都”[8]。《墨子·节用》曰：“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被际幽都。”[9]《韩非子·十过》亦言尧“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10]“幽都”由山名变为地名，且渐与“幽州”相混为一。此外，《大戴礼》 《淮南子》 《路史·国名记》等亦皆说到尧北之幽都。由此可见，“春秋战国秦汉之世，‘幽都’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极北之地北裔的地名”[11]54，而非如《蔡传》所认为的日落后的幽暗之地，两者有专名和泛指之别。又如《五子之歌》“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之“予”字，蔡氏解之曰：“予，五子自称也。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即愚夫愚妇一能胜我”[5]70，并以下文“万姓仇予”之“予”指太康，其谓：“指太康而谓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5]71。对“一能胜予”之“予”字，秦继宗认为：

《传》将“予”字训作五子自称，是矣。然云君失人心，用一“君”字说者，遂谓是借己而暗指太康，则“一人”及“为人上者”四字有何意味哉？不知“予”字实指五子，全无暗指太康意。《传》前训极是，后“君”字却微差也……“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此是《孟子》“民为会”及经“可畏非民”之意。旨尚浑涵未露，不应偏指。失人心则为“独夫”，亦不可说得明显，恐碍下文。[2]335-336

考经文“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前后两“予”字，当为一指。然蔡氏既认为前一“予”字乃是五子自称，后又用“独夫”指失人心之君，而言之曰“独夫，即愚夫愚妇一能胜我”，却是暗指太康，故蔡氏误之。至于“万姓仇予”之“予”，《汇解》认为“予”字乃五子自称，并非蔡氏所言“予”指太康。宋林之奇曰：“‘万姓仇予，予将畴依？’所宜忧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为己事者，盖人之于兄弟亲爱之而已。”[12]五子以己为太康之兄弟，认为万姓所仇，实兼及自己，故“予”指五子非指太康。另详考经文原文，若“予”指太康，文意实难通，故蔡氏训“予”为“太康”为误。再如《洛诰》篇“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7]608，《蔡传》训“鬯”为“郁金香草也”[5]190。《汇解》认为蔡氏此训有误，并引时说曰：“郁金香草煮以和酒者，不和郁谓之秬鬯，和郁始謂之郁鬯。经文但言秬鬯，盖临祭以灌，始和郁”[2]603。伪《孔传》训“鬯，香酒也”[7]608，《孔疏》释云：“秬，黑黍”[7]609，又曰：“以黑黍为酒，煮郁金之草，筑而和之，使芬香调畅，谓之秬鬯”[7]609。《说文》释“鬯”云：“鬯，以秬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13]404，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亦言：“鬯者，釀秬为酒也”[14]，是故“鬯”非“郁金香草”，而是和郁之香酒。

2.《蔡传》有悖于事理之处

此处所谓的“事理”，即是符合自然规律、合乎人之常情或不违历史事实的道理。如《禹贡》“既载壶口”，《孟子》云：“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15]。盖是先从低处下手，下面之水尽杀，则上面之水渐浅，欲方可以下手。蔡说同此，且其认为“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当先”[5]41。《汇解》认为蔡氏“不辨地之高下，止以帝都而即始其工，断无是理”[2]294，又引《大全》曰：“禹治水始于壶口凿龙门，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汹涌，其势迅激，纵使凿下龙门，下面水未有分杀，必且溃决四出，是甚治水如此？”[2]294盖《蔡传》只凭“帝都”，便曰始于此，未合于地势高低之实。又如《蔡传》释《禹贡》篇“嶓冢导漾……东汇泽为彭蠡”，认为鄱阳湖在长江之南，经文当曰“南汇彭蠡”，而不应曰“东汇”。《汇解》引时说认为汉水入江处东行七百余里，正当云“东汇泽为彭蠡”[2]322。考《史记·孝武本纪》，汉武帝曾“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16]。浔阳在今湖北广济东境，枞阳即今之安庆市东北，彭蠡居其间，正乃长江之北。又据《水经·赣水注》，知当时彭蠡主要在江北，而其范围却及于江南。东汉以后，其逐步向南发展。至《汉书·地理志》记彭蠡湖在彭泽县之西[11]626。由此知，蔡沈时所见之彭蠡固在江之南，却不知汉以前彭蠡在江之北，是故蔡氏未能旁考求索、证于史实，仅凭此时之所见，不顾彼日之实际，得出错误见解，固其甚谬。又《吕刑》开篇“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7]770之“耄”“荒”两字，蔡氏训“耄”字为“老而昏乱之称”[5]248，并以“‘耄’亦贬之之辞”[5]248；又以《孟子》“从兽无厌谓之荒”[5]248以解“荒”字。《汇解》引《大全》曰：“《周本纪》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享国百年，盖在位五十年之后也。”[2]740而《无逸》说享国皆乃在位之年，即是从王生年数计。曰八十九为“耄”，则耄荒为年老。年老之时却能广泛谋求制定刑法、禁戒天下，足以见其耄荒而精明仁厚，并非真“老而昏乱”。《蔡传》虽比之于《益稷》“荒度土功”，《汇解》以“何荒度之有”诘问之。另《汇解》又结合《吕刑》全文，认为既述穆王训刑事以垂后世，史录之为篇，则首又用“荒耄”以贬之，不甚合理。故《蔡传》之解不如小注优。此外，如《蔡传》认为经文“分命羲仲，宅嵎夷……厥民隩，鸟兽氄毛”[5]2四节，乃“言历既成，而分职以颁布，且考验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5]2。秦继宗则认为：“《传》说本于朱子矣，然于事理多舛。治历是何等大事，宜于未成之先详审，乃俟其既成、颁布而后考验乎？如或差，岂及改乎？将遂仍其已颁者而止，正其后来之历，岂圣人之政乎？朱子谓‘乃命羲和即是那四子’，岂四子先时共造历而复分方考验乎？何不考验于先乎？历既成，下文‘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将附于历之后乎？抑即前所成之历乎？反复经文，似旧日诸家解为是。”[2]201上古社会无今日之记时工具，作为时间代表之历在当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指挥农时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均有举足轻重之影响。故而，秦氏认为治历当十分谨慎，应多作考验，待其详审之后方可颁之天下以成其政。

3.《蔡传》有悖于文理之处

《蔡传》之悖于文理处主要有二：

第一，解经有前后矛盾之处。《禹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7]200，蔡氏传文曰：

田第六等，赋第九等。贞，正也。兖赋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赋为正也……（笔者所加），必作治十有三载，然后赋法同于他州。此为田赋而言，故其文属于“厥赋”之下。先儒以为禹治水所历之年，且谓此州治水在后毕，州为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赋贞”者谓赋亦第九，与州正相当。殊无意义，其说非是。[5]45

此中有两处释义前后矛盾。其一，薄赋为正与赋法同于他州矛盾。《汇解》论之云：

《传》云赋法同于他州，盖谓始得什一而赋，其法同于他州也。如何上文说“君天下者以薄赋为正”？这薄赋若是薄于什一，自相矛盾且无此理。若是比较八州，此州为最薄，则非取民之薄，亦不当云以薄赋为正矣。[2]299

《汇解》纠《蔡传》之误，以“十一而赋”乃万古中正之法，若谓赋以薄为正，又何必治之而期同于他州。陈大猷驳蔡氏亦曰：“以薄为正，岂他州之赋皆非其正乎？孟子言：‘轻于尧舜者为貉道’。故古人以什一为天下中正，岂但取于薄乎？皆失牵强，故缺以待知者。”[17]其二，赋第九与厥赋正（贞）矛盾。蔡氏既云此兖州之“田第六等，赋第九等”，末又谓“先儒以为禹治水所历之年，且谓此州治水在后毕，州为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赋贞’者谓赋亦第九，与州正相当。殊无意义，其说非是”[5]45。若其意在否定此兖州治水之历年与赋第九相当，则“厥赋贞”既指赋第九，与所谓“正”矛盾；若其意在否定赋第九，则此段传文开头已言“赋第九”。伪《孔传》虽亦训“贞”为“正”，而又于其后曰：“贞即下下，为第九也”[7]200；《孔疏》曰：“《周易》‘彖’‘象’皆以贞为正也。诸州之赋无下下，贞即是下下，为第九也”[7]200；《汇解》引《大全》亦云：“其赋比于八州为最下也，赋虽在第九，而尤必至十有三载，然后同于他州也”[2]298。是孔氏、唐孔氏和《大全》均认为贞为第九而非正。再如《高宗肜日》记祖己训王，蔡氏于“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句，认为只言“民”、不言“君”，乃是“不敢斥也”。然其于该篇之末尾处又斥王不当丰昵于祖庙。前言不敢斥王，后又斥王，故蔡氏于此之解，前后矛盾。又《立政》篇两次将“三宅”“三俊”并提，即“亦越成汤陟……克用三宅三俊……”[7]687和“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7]689。于前者，《蔡传》认为“三宅，居常伯、常任、准人之位者。三俊，谓有常伯、常任、准人之才者”[5]218；又言“三俊，说者谓他日次补三宅者，详宅以位言，后以德言，意其储养待用”[5]218。然蔡氏在解后一“三宅三俊”时又直接将“宅”“俊”平对言之，前后不合。且《蔡传》前说“三俊未任以事”，后言及“三俊”说“以是敬事上帝”云云，皆前后矛盾不可通。

第二，《蔡传》之解经，有使经文不明，或不合经文处。如蔡氏于“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下注云：“窥玑而齐七政之运行”[5]9，《汇解》认为“窥玑”下接“齐”字，是将经文“齐”字混淆了。“在齐”必然出于舜命。“齐”非“窥”而发挥作用，故《汇解》所言甚是。次如《酒诰》篇“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7]549，《蔡传》以“天始令民作酒”[5]171训“天降命”。“时说”及《书经大全》从之。《汇解》驳曰：“‘天降’六字一连‘降命’，即指‘肇民’说。‘酒’字当补于‘祀’字之下，言天降命始初生民之时，惟只元祀而后用酒也。《传》及诸家都以‘降命’作‘降酒之命’说，细玩经文不然。”[2]552-553刘起釪先生亦认为专以酒言降命、降威，显得过于拘泥，并引王国维《观堂学书记》及刘盼遂《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以“降福”释“降命”，天若降命于之君，则是付以天下；天若降命于之民，乃是全其生命[11]1387。其说与《汇解》观点契合。又如《无逸》“不啻不敢含怒”，不止不敢含怒，又从而自咎焉，经文语意甚明。然蔡氏言“岂特止于隐忍含怒不发而已哉？”《蔡传》去之“不敢”二字，代以“含怒不发”。一为不敢含怒，即“无怒”；一为含怒不发，强调隐忍不发，即“有怒”，如此一正一反，是《蔡传》之解与经文语意背道而驰。故《汇解》引“时说”言《蔡传》去其“不敢”二字，失其语意矣。

（二） 《汇解》纠谬之失

《汇解》引用时说和小注并参以己见以对《蔡传》进行批驳，其论所涉极广，难免有不得其要者，即秦氏之批驳中亦不乏谬误。如蔡氏于“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后有云：“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5]14。《汇解》以“贤俊”二字过于宽泛，不若易之以“诸侯”，诸侯必是贤俊。而《尚书大传》早已有云：“辟四门，来仁贤。”[18]可见，《蔡传》之说实乃有据。此外，古之诸侯皆因分封而得其诸侯之位，未必皆为俊贤，故《汇解》所谓“诸侯必是贤俊者”有待商榷。《汇解》论帝尧“允恭克让”，《蔡传》解之云：“允，信。克，能……有强为恭而不实、欲为让而不能者。惟尧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让也。”[5]2秦以为此解是把“允克”二字落在尧身上，是重了“允克”而轻看了“恭让”，且“这恭让自是帝尧之恭让，与贤人君子不同，岂可轻乎”[2]198，有强斥《蔡传》之嫌。又言“允克”与“安安”对应，“恭让”与“钦明文思”对应，然考《传》文，似无此意。秦继宗于“分命羲仲”节下云：“《传》云‘朝方出之日’，下文又云‘祠日’，又云‘夕方纳之日’，将‘寅宾’‘敬致’‘寅饯’都主祭说，则‘和叔’节何独缺一祭？即小注于理为长。”[2]202“敬致”与“寅饯”之处经文或有讹误，自来就有争议，姑且不论。然考许慎《说文解字》，“寅”是“夤”的假借字，其义为“敬”。在西周金文中，“宾”为侯伯郊劳天子使者或国宾奉敬礼物之词，含有恭谨的敬意。“寅宾出日”是对“出日”之宾礼之祭[11]38-39。可见，《蔡传》或有强解之嫌，但对“寅宾出日”之解合于古解。《汇解》之怀疑虽有可取之处，但其认为小注解“寅宾出日”乃“推测日出时候，如土圭之法”优于蔡氏之解，乃是强泥经文而不可从。又如《舜典》“象以典刑”，秦继宗认为《蔡传》训“象”为“示”，是把“象”字看得太空，不若训为“象者，像也。谓像其罪而施之以常刑也”[2]223。又言《蔡传》“如天垂象以示人”之“天”字不确，即无确指。然“垂象”之义，《孔疏》已明：“《易·系辞》又曰：‘天垂象，圣人则之’”[7]90。刘起釪先生引林之奇之说而有言：“此说比先儒为长。盖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难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所避……《周官·司寇》……乃悬象刑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象挟日而敛之，此则唐虞之‘象以典型’之意也。”[11]169《汇解》于此尚缺考索，以致一叶障目。又如《甘誓》“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7]259。蔡氏训：“孥，子也”，并曰：“‘孥戮’与上‘戮’字同义，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5]68。秦继宗认为《蔡传》前训“孥”为“子”为确，而于“孥戮”处增一“妻”字则非，并引《诗》“乐尔妻孥”认为妻是妻、孥是孥。所以，“孥戮”者即是父子同犯罪而连坐，“皆指在军前之人，非其家属也”。然《小尔雅·广言》云：“孥，妻和子。”又《孔疏》引郑玄之解：“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孙。”刘起釪先生赞同此说，并引证史实，认为“把全家族的人都作为奴隶，正是商代奴隶主政权实行种族奴隶制所必有的办法”[11]886。如此见之，秦继宗对《传》之批驳确有囿于己见之处，不可尽取。

二、申述《蔡传》，发其未明

《汇解》于《尧典》篇云：“《传》注经也，于《传》不明，于经何有？故先训《传》，而后训经于左。”[2]206蔡氏之传文，其本或有未明或不确之处，故经义有所不明。《汇解》择他书之要并参以己见，或申说《蔡传》之未明，或附他解以明经义，于细微之处对经及《蔡传》有所发明，以足其未备。

（一）申《蔡传》未明之处

《蔡传》之解经“摒弃了汉学烦琐的考据训诂，语言十分简明精炼”[19]45，加之蔡沈作为理学家偏重义理而对经义不甚重视，故往往使传文有未澈之处。鉴于此，《汇解》缀补蔡氏传文未明之处，并作经义疏通。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朞”字，蔡氏释曰“朞，犹周也”[5]4，《汇解》以“周”未明，故申之曰：“这‘周’是周岁之周，非下文周围之周”[2]205。 《说文》“朞”字从“禾”，引为“稘”，并云：“复其时也”[13]594。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谷物一年一收，“稘”字从禾与甲骨文“年”字从禾相类，后来皆引申为年岁之意。又《伪孔》“匝四时曰朞”（匝，即周）。秦氏以“周岁”申说《蔡传》之“周”字，得之。《说命中》“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7]368-369，《蔡传》释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立天子诸侯，承以大夫师长，制为君臣之礼”[5]110。《汇解》以此句“未详”，谓如若将“建邦”以下尽作“奉若天道”之实，则“建”“设”“树”“承”皆指明王，然若作此看，“明王树后王”之说终不通明，故“建”“设”“树”“承”都不指“明王”言。秦继宗解作：“‘明王’句提头是矣。‘建邦’至‘乱民’且言天道，未及明王。”“邦都、后王、君公、大夫、师长”尽是理势使然，所以“建”“设”“树”“承”归之于天。《汇解》从文势之通顺与否，论“明王”字不该下“建”“设”“树”“承”等句，以详《蔡传》之未明。又《泰誓上》“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7]404，《蔡传》解之有“百神”字，《汇解》引时说言“百神”非指经文“神”字言，是总解“神祗”二字也。再如《蔡传》解《康诰》有言“迪言德而政言刑也。”《汇解》赞同此说，并言“不迪本是不德”，即为政罔刑，正可见能迪者刑即为德。《酒诰》“勿辩乃司民湎于酒”，《蔡传》训“辩”为“治”，时说训作“别”，秦继宗以为“别则必治，治则必先有以别之矣”[2]563。故“二说相兼，其义始备。”《禹贡》“厥篚纤纩”之“纤”字，蔡氏未作训，《汇解》引时说言“《传》‘纤’字无训，盖仍为‘玄纤’之‘纤’也”[2]311；又《蔡传》解“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之“外方”时引《地志》而有“崈”字，秦氏注曰“《传》‘崈’字，音虫”[2]319。《蔡传》以朱子《书》学之传，饱含朱门理学之思索，故而读之解之均有一定难度，后世多有为之注音者，如元儒邹季友《书集传音释》便一直随其传文刊行。《汇解》对《蔡传》漏解或略解处之补充完备，细微如斯，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读者理解《蔡传》，有助于该书之流传。

（二）姑存他说，以备参稽

《汇解》解“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时，曾云：“此节《传》有可疑处，并存驳《传》者于左”[2]299，即对《蔡传》不确之处，《汇解》不以臆苟同或妄加驳斥，而是兼存他说，以为参稽，秦氏此书中不乏类此论经义者。如《禹贡》“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7]238，《蔡传》之解有“先言山而后言水”“先言水而后言山”[5]64之说。时说引《孔疏》言漾、江先山后水；淮、渭、洛先水后山，都是史文，详略无义例，则《孔疏》可一言断《传》之非。《汇解》不同此说，认为“经于淮、渭、洛顾变文而不同漾、江者，岂无义例？”[2]325时说乃有抵牾之处，《孔疏》恐未能足断《蔡传》之非，故《汇解》“姑存两说以俟博识”[2]325。对于《舜典》“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7]111，《汇解》引《大全》曰：“陟方犹云升天一方。虞舜在倦勤，荐禹为天子，岂有复南巡迢迢渡湘水？”[2]240又引时说：“陟方若以为升遐，则与‘乃死’重复。《史记》必有所受。而卒‘鸣条’又出《孟子》。以愚决之，苍梧难信而鸣条不当疑，崩于行为实，而其出为何事，则不可定。”[2]240秦氏认为“小注与《蔡传》合，时说与《蔡传》异”，不能遽断之，故存两说以待识其大者。又如《大禹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7]126，《蔡传》解之甚简，其云：“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于是者，则戒喻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则督责而惩戒之”[5]22。秦氏认为“戒之用休”以下皆有实事，故其引《书经大全》云：“戒用休，若《周官》大比兴贤能，明其有功者，属其治地者之类。董用威，如《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谷粟与乡人，刑纠万民之类是也’”[2]249-250，又引时说曰“戒者，戒其失也，宜用威而反用休。董者，督其成也，宜用休而反用威。盖戒则善心生，董则惧心生。戒之而用休，圣人固以儆惕为美事矣；董之而用威，圣人固以率作为危机矣”[2]250。秦继宗以时说比蔡氏之解精深，故存之以便互作参照。

综观上文，《汇解》对《蔡传》之批驳和补备，虽限于秦继宗之学力等因素而不乏谬误，然总体上持论较为严谨公允。秦氏之驳正和补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和更细致地理解《蔡传》，客观上有助于其传播。秦氏在择取前儒和时人之说作论时，其“两之所未备，则附一得以与有识相正，非敢必其为是也”[2]196，即两边说解不充分，或者秦氏不能遽断优劣和正误时，并不逞臆妄论之，而是别附己说或并存诸说以待来者之见，从中亦可见其治经态度之审慎，且其论亦不乏可取之处。

三、从《汇解》管窥《蔡传》在晚明之影响

《蔡传》源出朱子之学，自成书以来便流传甚广，颇受重视。元延祐间和明洪武间分别与古注疏、夏僎《尚书详解》并立学官，但人皆多以《蔡传》为主，正如四库馆臣谓：“元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而人置注疏肄此书。明与夏僎解并立学官，而人亦置僎解肄此书”[20]，即《蔡传》从一开始便影响深远，最终在明代完成经典化。元明两代《尚书》学在宋学统治下发展[3]290，“在《尚书》方面，以《蔡传》为中心展开探讨与研究，是元、明两代《尚书》学的主流”[19]143，《汇解》自不例外。从《汇解》对《蔡传》之批驳和补备之中，我们可反向察知《蔡传》对该书之影响。首先，在注经体例上，《汇解》虽名为“汇解”，而实承《蔡传》之“集注体”[21]，不仅仅是汇集前人和时人之经解，而是对他人经解有所择选和改编，正如书之《凡例》所云：“或因文于先儒，或折衷于时说”[2]196，“因文”“折衷”之意即此。观之其书，《汇解》之《小注》和“时说”两部分均引他人说法，但皆不标明原作者，而是对经说剪裁损益，连贯成文。其次，在内容上，据笔者统计，《汇解》言及《蔡传》者（称“传”“书传”等，同一语意下重复出现者不计）凡475次，可见该书之讨论多围绕《蔡传》展开。又经笔者比对，《汇解》之经文文序和分段皆同于《蔡传》而未做改动。该书篇首有李贺《序》云：“《尚书》自经始皇，而今文为伏生所口授，多讹谬难解，而秦说则缘经据《传》，类中会要，抑何卓也”[2]188，其凡例亦称此书之作解乃“缘经文以为序”[2]196。所谓“缘经据《传》”，当是指秦氏此书沿《蔡传》之经序作解，并以其传文为讨论之据点，正与笔者统计和比对结果相合。同时，《蔡传》之经文文序和分段与其他诸家有异，其承朱子疑经思想，对《武成》 《康诰》等篇之经文顺序等有所考辨，如《蔡传》认为《武成》存在简牍错乱，故而于书中先以现存之经文顺序解经，后附以其考订的《武成》；又于《康诰》篇首“惟三月哉生魄……乃洪大告治”下引苏轼语曰“此《洛诰》之文，当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等。《汇解》对《蔡传》经序之尊用中，包含其对朱学疑辨思想之继承。

刘起釪先生认为：“明代《尚书》著作可归结为二大类：一是遵用《蔡传》、专为科举而作的、坊肆所盛行的称为‘时义’的《书传大全》 （笔者按：《书传大全》即《书经大全》）一系；一是兼寻《蔡传》以前的《尚书》古文籍旧说、称为‘古义’的《书传会选》一系。”[3]298《书经大全》和《书传会选》二系，分别代表拥护和违异《蔡传》者，此同时又是《蔡传》在明代得以完成经典化之两大重要路径。《汇解》之于《蔡传》，既有尊其体例和文序之同，又有反驳和补备之异，可谓集《蔡传》经典化之两途于一体。此外，从《汇解》对《蔡传》之用功中，我们亦可略窥《蔡传》在明代晚期之简况。如其书中“时说”涉及时之多家，表明时人论及《蔡传》者仍然不少，如梁寅《书纂义》、王樵《尚书日记》、徐善述《尚书直指》等，因此秦氏方有多家之说可做参考。《汇解》之“小注”部分取自《书经大全》中，是胡广等附于《蔡传》传文之下以缀补其缺略之文。张溥谓：“《注疏》 《大全》二书，久悬学官，庋而不观”[22]，张尔歧云：“《大全》 《性理》诸书束之高阁，或至不蓄其本”[23]，即明代晚期，《书经大全》似被士子置之不用，但从秦继宗引用并有裁剪来看，官修《大全》之影响仍在，这也与秦氏作为科场考生之身份相符。观之上文，从《汇解》对《蔡传》之驳正和补充完善中，可见秦继宗对《蔡传》有其自身看法，“秦说”中已有体现。但其引官修《大全》和时人之解，或作旁辅，或直以为论，更可见其治经态度之严肃。秦氏之论断虽未尽得其要，然其材料详实、持论公允，不失为后世治学之一门径，此中亦可见其与一般科举经生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