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娜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关于陶渊明，无论其思想人格还是文学作品，多获得历代评论者的重视和赞誉。仅从距离陶渊明时代较近的南朝来看，颜延之与其交好，为其作《陶徵士诔》；钟嵘《诗品》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萧统“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陶渊明集序》）。然而，后人对于笼罩了整个东晋诗坛的玄言诗却历来评价不高甚至持批评态度。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钟嵘《诗品序》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评价这一时期的诗赋时也说：“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到今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甚至批评道：“至如孙绰、许询、桓温、庾亮们的作品，体近偈语，那就更差得远了”[1]；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道：“这种文学在内容上是‘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严重地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则‘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的陶渊明，才给文坛带来了富于现实的内容、具有独特风格的创作”[2]。

后人对于陶渊明和玄言诗的评价呈现出如此不同的立场，仿佛陶渊明身处东晋那个时代，是遗世独立的。然而，陶渊明真是超出了时代而没有受到玄言诗的影响吗？本文拟从陶渊明的生平思想与诗歌作品两方面来探析陶渊明诗歌与东晋玄言诗之间的关系。

一、陶渊明生平思想与魏晋玄学

玄言诗的出现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随着魏晋玄学的发展而发展的。玄言诗是魏晋士人体玄悟道的一种方式[3]，魏晋人所体悟的正是有所发展的老庄玄学思想。处在玄学盛行时代的陶渊明与魏晋玄学的关系，可从其家世生平和玄学思想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陶渊明的家世生平

关于陶渊明的祖辈和父辈，《宋书·陶潜传》和《晋书·隐逸传》都记载其曾祖是晋大司马陶侃，《晋书》还记载陶潜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除此之外，陶渊明在他的《命子》诗中对其祖其父作了几句颂词，内容较为空泛，而其他文字中却更少提及[4]，难以看出他们对陶渊明的影响。而相比来说，他的外祖父孟嘉与陶渊明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陶渊明专门为孟嘉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①本文所引陶渊明诗文均来自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可见，陶渊明对其外祖父是很熟悉的，也不免会受其影响。陶渊明在传文中称赞孟嘉“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早年就受到同郡以“清操”知名的同辈人的推崇，“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庾亮称赞其是“盛德人也”；许询慕其名，与其“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庾亮和许询都是当时玄言诗的代表人物，讲究名士风度，他们推崇交好于孟嘉，可见孟嘉也是当时魏晋风度的践行者。除此之外，传文中还称孟嘉“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他的这些心性行为正与魏晋玄学家们总体上是相通的。我们再联系陶渊明的心性行为，他对自己外祖父的评述和他自己何其相像，这也正可看出孟嘉对陶渊明的影响之深。

关于陶渊明的生平，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在“仕”与“隐”之间徘徊而最终回归于“隐”。因家道中落，家贫的他不得不出来做官，然而在任上又不堪吏治，自己辞去官职，躬耕自资，后又因穷困羸疾而出仕，最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离去，从此回归田园，不再出仕。他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其“归隐”的宣言，在这宣言中，他道出了自己归去的原因——“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吾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不愿违背自己心中本来的意愿，正如此序中所说：“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违己与顺己，乃是两种人生态度，陶渊明之终归田里，顺己而已[5]。正是因为“质性自然”，不愿违己，因而归家“引壶殇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田饮酒，寄托旷放高傲之情怀，在田园中过闲静的生活。玄学家追求人生自然境界，讲究旷放闲适，通过归隐山林、纵酒放诞来体现一己之志。从这一点来说，陶渊明在精神上与玄学家有着共通之处。

（二）陶渊明的玄学思想

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归宿问题，历来争论不休。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专门论述了陶渊明的思想渊源及特征，他认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其为人“实外儒而内道”[6]。这无疑肯定了陶渊明与魏晋玄学之间的关系。朱自清亦在《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中说：“‘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7]这里说的是陶渊明与道家思想间的关系，玄学正是从道家思想而来，此说实亦隐含了陶渊明思想与玄学之间的关系。既然陶渊明思想受到玄学影响，那么从何体现呢？我们拟从他的社会理想观念和生死观念两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陶渊明的社会理想观念在其《桃花源记》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所描绘的“桃花源”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个理想社会和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社会何其相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庄子也有对“至德之世”（《庄子·马蹄篇》）的原始社会理想的描绘。可见，陶渊明的社会理想和道家有着相似的思想底蕴。

其次，关于陶渊明的生死观念，在其诗文中多次能见到他对于生死的描述。陶渊明认为生死是自然现象，在对待死亡时，他能为自己作《自祭文》，说道“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这正是陶渊明对待生死的态度，表现了他达观、乐天知命的思想。但同时陶渊明也表现出了惘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他的这种矛盾正是对生死问题的探索。魏晋玄学的产生也与对生死问题的探索有密切的关系，王羲之在其《兰亭集序》中就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生死叹息。玄学家们处在那个混乱的社会，对生死问题的思索和探讨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陶渊明的生死观与玄学也有联系。

二、陶渊明诗歌与玄言诗

上文已论述了陶渊明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那么在其诗歌创作里也应会有所体现。他的诗歌与玄学和玄言诗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拟从诗歌内容、风格、词汇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诗歌内容

东晋玄言诗的内容，一部分为直接陈述老庄玄理，这是承袭早期玄言诗发展而来；另一部分则表现为通过写山水景物来体悟玄理，表达玄理，即所谓“以玄对山水”来实现畅游精神，物我合一。后者与东晋文人喜好游山历水、集会赋诗有关，如王羲之等人兰亭赋诗，“畅叙幽情”就是“以玄对山水”观念的发扬。

玄言诗的主题由老庄的话头到抽象的玄理，再到玄远幽邃之思，正见出玄学之士体悟和言说方式的层层转进和不断深入。因体悟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可将玄言诗分为直陈玄理和立象尽意两大类型[3]2。直陈玄理如“宁神静泊，损有崇无”（温峤《回文虚言诗》）；立象尽意如“蔼蔼丘园，庭无乱辙”（孙绰《赠谢安诗》）。陶渊明的诗歌中既有直陈玄理的诗句，如“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各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其十一）、“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述酒》）等，又有立象尽意的诗句，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日夕气清，悠然其怀”（《归鸟》）等。陶渊明的诗歌带有玄理这一特征，正是从他或直陈玄理或立象尽意的诗句中体现出来的。

在陶渊明的诗歌中，表现玄理和玄学人生观内容的现象比较突出。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就说陶之《饮酒》其六“本《齐物论》”[8]。葛晓音《八代诗史》认为，陶渊明的“少数篇章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将岁月流逝、虚舟纵棹与人事代谢、世路夷险等变易加以比拟，尚有较浓厚的玄言诗味”[9]。陶渊明诗歌中最能体现玄理的当属其组诗《形影神》。其中《形赠影》中，“形”羡慕“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痛感人生之无常，“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因而欲借酒以取乐自慰，此想法在魏晋士人中颇为普遍。《影答形》中，“影”认为“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主张立善求名以不朽，代表名教之要求。《神释》认为：“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以自然迁化之理破除“形”“影”之惑，应持“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人生态度，而这正是道家老庄顺应自然思想的体现。《形影神》三诗设为形、影、神三者之间的对话，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人生观，亦可视为陶渊明思想中矛盾的三方面。《形影神》三首诗互相配合、映衬，系统阐发了玄学人生观，也正是陶渊明对自己玄学思想的表达。

上文所论东晋玄言诗的内容特点在陶渊明的诗歌中都有体现，陶诗有直陈玄理，也有以山水景物立象尽意，体现一种理趣，一种悠远的生命意趣，如《游斜川》。后者在当时的玄言诗人湛方生的诗歌中就有所体现：“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推迁，兹器独长久”（《帆入南湖》），这就是从观山水中悟出的生命意趣。此外，湛方生《后斋》诗中所言情景正是日常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只是其所体现的玄学精神与田园生活有所割裂。陶渊明以日常田园生活入诗体现生命理趣正是继承玄言诗人湛方生而来，不同的是陶诗富于现实内容，将玄学理趣与田园有机融合且有所发展，开辟了田园诗这一新的诗歌题材，这正是从玄言诗中而来并又有所突破和新的发展。

（二）诗歌风格

“清虚恬淡”是玄言诗的总体风格。钟嵘《诗品》：“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10]“清虚”为道家的风格，钟嵘所谓的“恬淡之词”显然指玄言，“清虚”“恬淡”连称即是玄言诗风格的概括。

陶渊明诗歌风格总的表现为“平淡自然”。从审美风格来看，陶诗的“平淡自然”可理解为“淡泊闲远”。这种风格多体现在他的田园诗中，如《归园田居》其一：“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描写了闲静的农村生活，给人以淡泊闲远、物我合一的审美感受。他的田园诗总不离花鸟草木，其中“菊”和“青松”等审美意象寄托着诗人的理趣。陶渊明偏爱菊，菊在群芳中高洁孤傲，正是“花之隐逸者也”，这也是他归隐后喜爱菊的原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饮酒》其七）等都是以采菊带出诗情画意，足见其悠然自得之情趣。关于“青松”，在陶诗中有三处描写：“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其八）、“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其二）、“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拟古》其五）。从这些诗句中可看出诗人对“青松”这一意象的兴寄，以“青松”寄托其不与世俗“杂草”相纠缠的孤高品质，展现其恬淡之心境。“菊”和“青松”意象在东晋玄言诗代表作家许询现存很少的诗中也有出现——“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诗》）。这是首残诗，难以窥见其全貌，但从其仅存的两句诗也可看出许询与陶渊明在诗歌意象选取上的相似性。

从语言风格来看，陶诗的“平淡自然”亦可理解为“简洁省净”。钟嵘《诗品》谓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实际是指陶诗语言简洁明净的风格[11]。陶诗写景的语言简洁省净，在其《停云》《荣木》 《游斜川》等诗中，他的景物描写不精雕细琢，也不渲染藻饰，而是多用白描手法，以写意为主，信手拈来却浑然天成。陶诗的语言描写简约但不简单，不是理屈词穷，而是高度凝练后的“省净”。如《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的语言读来似如大白话，但却不是没有营养的粗话。诗人投身到农事中去亲自躬耕，这口语化的诗句凝结的是诗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汗水和辛劳，倾注的是他的理想和纯净的情感，因而语约意丰，语俗而愈显雅，起到了物我一体，自然而成，这正是陶诗“简约省净”的魅力所在。朱自清在为萧望卿《陶渊明批评》一书所作的序中说：“陶诗显然接受了玄言诗的影响。玄言诗虽然抄袭老庄，落了套头，但用的似乎正是‘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因为只有‘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才能比较的尽意而入玄；骈俪的词句是不能如此直截了当的，那时固然是骈俪时代，然而未尝不重‘接近说话的语言’。”从这段话可知，玄言诗的“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正是玄学家们在日常谈玄中要求以简洁的语言来阐释玄理的体现。这样看来，陶诗简约省净的语言风格正是符合玄言诗中语言简约精妙的特点，陶诗正是承袭玄言诗而来。

玄言诗“清虚恬淡”的风格与陶渊明“平淡自然”的风格有着一致性但又有所不同。就审美风格而言，同是体道澹泊，玄言诗更多的是抽象的说理，理过于情；陶渊明则是于理中融入了自己“躬耕”得来的真情，情理相一，因而更有审美情趣。就语言风格而言，同是语言简妙，玄言诗日常谈玄推崇“言约旨远”，体道的语言不断趋于简约以至于“无言”，多数玄言诗篇就会“淡乎寡味”而缺少韵味；陶渊明则是在简约省净的语言中将平淡之词与精微之理有机融合，“质而实绮”，更有韵味。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受到玄言诗风格的影响并对其有所突破和发展。

（三）诗歌词汇

直接引述或间接化用道家《老子》 《庄子》等的语词是玄言诗的一个最基本的词汇特征。如“妙化”“元化”“造化”“守朴”“抱真”“造真”“自然”“大象”“天道”“玄根”等，这种手法不仅使玄言诗有了高深幽微的玄意，而且也使其表现出古雅淹博的艺术效果。

陶诗中常常带有“化”“真”“自然”等字词。

关于“化”的诗句有：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之《神释》）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

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

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于王抚军座送客》）

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一首》）

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

各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其十一）

灵化已无穷，馆宇非一山。（《读山海经》其二）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经》其十）

以上这些诗句中的“化”，指的就是自然物质的变化，无论是宇宙事物变化的迁徙过程，还是万物自身变化规律，以及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客观世界变化的自然现象。在陶渊明看来，世界处在不断变化中，这变化是无所不在的，即他所说的“万化”；而“乘化”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化”是一种不可抗的规律，对于死亡亦是如此。“大化”“幻化”都是指人由生到死的变化过程。“化”“万化”的思想和用语来源于庄子，《庄子·大宗师》曰：“万化而未始终有极”。“大化”“幻化”是《列子》中的用语，《列子·天瑞》曰：“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列子·周穆王》曰：“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物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陶渊明的“顺化”思想正是体现了道家玄学思潮，与玄言诗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真”的诗句有：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宇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

“真”是老庄哲学独有的概念。《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老子》第二十一章）；又曰：“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第五十四章）。他把“真”作为道的精髓看待，又把道作为修身的极致。在《庄子》中，“真”是一个突出的范畴，他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陶渊明的“抱朴含真”是指上古生民保有人类的朴素与纯真，是最理想的人，这与《老子》描绘的“小国寡民”中的生民如出一辙。“此中有真意”的“真”是自然不可易的规律，正是《庄子》对于“真”的解释。可见，陶诗中的“真”是和老庄哲学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发展的，也与玄学和玄言诗一样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

关于“自然”的诗句有：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故极陈形影之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形影神序》）

陶渊明诗歌中所谓的“自然”不是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12]6。陶诗用到“自然”一词虽不多，但应注意的是陶诗中的“天”“天道”“天运”，都是与“自然”相通的意思[12]9，如“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陶渊明认为“天”有种左右人的自然力量，而人必须顺应它。《庄子·秋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此所谓“天”和“命”都指的是人力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自然力量。在顺应自然这一点上，陶渊明与老庄是相似的。

陶渊明诗句中这些“化”“真”“自然”等词汇在玄言诗中也有出现，如“浩浩元化，五运迭送”（孙绰《与虞冰诗十三章》）、“大朴无像，钻之者鲜”（孙绰《赠温峤》）、“全由抱朴，灾生发窍”（孙绰《赠谢安》）、“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造真探玄根，涉世若过客”（王羲之《兰亭诗》）等。可见，在诗句词汇的使用上，陶诗与玄言诗同是承袭老庄玄学用语发展而来。

三、结语

综上，陶诗与玄言诗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其生平思想来说，一方面陶渊明受其外祖父孟嘉及其那个时代魏晋风度的影响，这在其一生的行迹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陶渊明的思想受玄学的影响，表现在他的“桃花源”社会理想和“委任运化”地看待生死问题上。从陶诗与玄言诗的关系来说，陶渊明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在其诗歌中主要表现为：其一，陶诗在内容上表现玄理和玄学人生观的现象比较突出，既有玄言诗直陈玄理的诗句，又有玄言诗立象尽意的诗句，从这一层意义上说，陶诗就是玄言诗的一种发展；其二，陶诗风格平淡自然，无论从审美风格的淡泊闲远还是从语言风格的简洁省净，都与玄言诗阐述、体现玄理所要求的清虚恬淡和简约风尚相一致；其三，陶诗中所使用的词汇如“化”“真”“自然”等在玄言诗中出现频率较高，陶诗与玄言诗同是承袭老庄玄学用语发展而来。因此，陶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从玄言诗中化出的。陶渊明受那个时代玄风的影响，他的诗歌从玄言诗而来并对其有所超越和发展，因而陶渊明也是“时代的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