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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人民』与『美』的写作
——读李修文散文集《山河袈裟》

2019-03-15

长江文艺评论 2019年1期
关键词:修文张承志袈裟

在《山河袈裟》中,李修文和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一起,写出他们的跋涉、困顿、高华与庄严,发现人民生活中的真、善、美。这样的写作,满怀感动与赞美,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的伦理、美学和情感意义。

——鲁迅文学奖授奖词

初读李修文的《山河袈裟》时,看一篇觉得好,再看一篇还是觉得好,等全书读完之后,想要写一点什么,却又茫然无头绪,不知从何说起。就像面对一个老朋友,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却很难将之“对象化”,客观理性地进行分析。又像读鲁迅的《野草》,或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那些文字直接来自作者最深刻的生存体验,作者在其中容纳了诸多矛盾冲突,诸多生活的碎片,诸多精神上的痛苦、挣扎与突围的尝试,甚至可以说作者将整个生命及其最内在的隐痛都燃烧在作品中。如果我们对作者不甚了解,就很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此次重读《山河袈裟》,我又看到了李修文作品中的大情怀、大悲悯,以及他在精神痛苦中寻找道路的挣扎与努力,于是,我忍不住要谈谈我的想法。

李修文早期的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在文学界曾引起广泛关注,后来他编剧的《十送红军》,以现代主义的笔法处理革命历史题材,让传统的革命故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与光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山河袈裟》出版之前,他已经有十年没有写作了,就在大家期待他的小说新作时,他带来的却是一本散文集。为什么是散文,而不是小说?这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也是一个让李修文饱受折磨的问题。对于他而言,这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不写小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可以凭借观察生活和运用小说技巧不间断地写出新的作品,但这个进程被李修文打断了。或许在他看来,小说的虚构性以及叙述方法、技巧让他不是更深地进入了世界,而是让他轻巧地远离了世界,而这种远离,对于看到世界真相与本质的他来说,使小说这一文体呈现出一定的虚伪性与游戏性,是在精神痛苦中煎熬的他所难以容忍的。于是,他以散文的笔墨直抒胸臆,撷取生命中的片段与细节,既是记录,也是抒情,既是一种对人生与世界的体验,也是一种自我拯救,这是在无望中寻找希望的长路,也是自我矛盾、挣扎、冲突的精神旅程。

放弃小说创作而改写散文,在文学史上也有先例,如鲁迅先生与张承志。鲁迅先生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本,但他的散文杂文集却有数十种之多。张承志早年也是以小说成名,他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至今被人称颂,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张承志不再创作小说,而将精力放在散文创作上,以散文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世界的关注与思考。对于喜欢鲁迅与张承志的小说的读者来说,难免不会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但是如果我们熟悉他们的思想与精神脉络,就会认识到:因为他们关注的不只是小说与文学,而是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广阔的人生、社会与世界,小说不过是表达他们关注与思考的方式之一。当他们觉得小说这种形式与文体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时,他们便转换文体,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表达。我相信李修文也是这样,他以散文的形式写自己的经验、情感、感悟,这些碎片式的体验很难编织进故事,而一旦编织进故事,也就失去了原初的感觉。既然这样,那就不如原原本本将它们写下来,让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存在,正是在不断的描述过程中,李修文将这些体验与思考赋予了一种形式,那就是散文——他的散文。这是他的散文区别于他的小说的地方,他的散文来自他的独特体验,带着他的体温与气息,这也正是《山河袈裟》的动人之处。

《山河袈裟》让人想到鲁迅先生的《野草》和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除了它们都写于作者思想转型的时期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对生命的激情燃烧,对内在矛盾的充分展示,以及对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在《野草》中,鲁迅深刻认识到“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从而走上了“反抗绝望”的艰难道路。在《荒芜英雄路》中,张承志以“清洁的精神”弃绝世俗生活,独自踏上了“荒芜英雄路”。而在《山河袈裟》中,李修文带着对精英世界的失望,重新发现了底层小人物以及他们身上的美,并试图与这些人融为一体:“他们是谁?他们是门卫和小贩,是修伞的和补锅的,是快递员和清洁工,是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在许多时候,他们也是失败,是穷愁病苦,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在这里,李修文并没有知识分子或英雄的姿态,而是将自己融入他们,以他们的眼光、他们的立场、他们的情感来看待这个世界。正如我们在《山河袈裟》中看到的,他与书中的人物是平等的,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关切的,他不是站在高处写底层,而是置身在底层民众之间,以自己的笔,写下了他们的爱恨情仇与喜怒哀乐。在这里,李修文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人生与写作道路。“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感激写作必将降临在我的一生,只因为,眼前的稻浪,还有稻浪里的劳苦,正是我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祗:人民与美。”鲁迅先生走向了左翼文学,张承志走向了西海固,李修文则走向了“人民与美”。这是他个人的精神选择,是他在经历了诸多生活磨难后所做出的决定,这个选择是艰难的,但唯其艰苦,唯其困难,才是真心的、坚韧的。

新世纪以来,文学中有很多关于底层的书写,他们或出自意识形态的正确,或出自知识分子的姿态,或出自市场经济的卖点,很少有人将自己的生命与底层小人物的生命融为一体,将他们的喜怒哀乐当作自己的喜怒哀乐,在他们身上发现生命的尊严与美感。但是李修文不同,他置身于底层小人物中间,苦他们之所苦,乐他们之所乐,他看到了人间的真情意与生命的大自在,找到了在人世间不白活一场的价值所在。但是真情并不容易找到,只存在于自然朴素的人群之间,只存在于真诚的人们之间。

李修文在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中发现了人间的真情意,并用自己的笔将之记录下来,以此来拯救世界,拯救自我。那是《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中父亲的深情,是《一个母亲》中母亲的希望,是《阿哥们是孽障的人》的江湖义气,是《义结金兰记》的金兰之交,是《长安陌上无穷树》陌生人之间的爱,李修文在这些萍水相逢的人身上看到了人间真情,也看到了希望。正如鲁迅先生寻找“别样的人们”或张承志寻找“受苦的人”一样,李修文也在底层、在边缘、在人生的漂泊路上,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人群,那就是“有情之人”——重情重义的人,深情痴情的人,对他人抱有善意的人。正是这些人撑起了山河岁月,润泽着世人的心灵,这是李修文的发现,也是他的自我拯救。可以说,经由与这些人的遭遇,李修文才能成为李修文,他才能从生命的危机与碎片中重新建构自我,重新建构生活与信仰。

而在《山河袈裟》中,我们就见证了李修文重新建构自我的过程,他为每一个细小的发现而感慨,为生命中的每一个感动而念念不忘,“看着他们离去,我的身体里突然涌起一阵哽咽之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两个在今夜之前并不亲切的人共同捆绑在了此时此地,并且亲若母子?由此及远,夜幕下,还有多少条穷街陋巷里,清洁工认了母子,发廊女认了姐妹,装卸工认了兄弟?还有更多的洗衣工、小裁缝、看门人;厨师、泥瓦匠、快递员;容我狂想:不管多么不堪多么贫贱,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迎来如此一场福分?”——类似这样的感动在书中多有,每每读到便会令人怦然心动,但是也会带给人疑问,如此平凡的情感,为什么在作者眼中竟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应?——是作者的心灵更为敏感脆弱,还是作者本已不对社会人心抱有希望,因而一点偶然的光亮就让他感叹不已?或许兼而有之吧,人生在世要经历诸多苦境,贫苦、失败、生老病死,只有在尝尽人生的苦味之后,我们才能对人性的偶一闪光倍加珍惜,倍加感动,并能由己及人,珍惜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人与事,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山河、大地、宇宙,因而便具有了大情怀、大悲悯、大庄重。李修文具有极为敏感的心灵和极为敏锐的观察力,所以他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能从常人习焉不察的细节中体味到生之欢欣。只有出自真心的,才能打动真心,李修文在《山河袈裟》中的挣扎与突围,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这一点,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尼采所谓的“血书”,卡夫卡感到的“震惊”。

“人民与美”是问题的两个方面。葛兰西在运用马克思的方法阐释文化领导权理论时,曾在高级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的关系上区分政治和知识的不同意义。他认为,在政治上思考领导权,其“起点”或说“立场”当是人民,但是在知识上重新思考领导权,其“起点”应该是高级文化。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斗争,资产阶级最终建立了自己的高级文化,以德国古典哲学这种高级文化所代表的理性知识“批判和取代”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信仰知识。而新的人民大众文化要想建立文化领导权,必须对资产阶级的“高级文化”进行批判与扬弃,真正建立起属于人民大众的“高级文化”,只有这样,才会让人民大众文化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山河袈裟》既是“人民”的,也是“美”的,是一种人民立场的“高级文化”。正是在这里,《山河袈裟》创造了一种新的人民美学,它是高度人民性的,也是高度艺术性的,它将人民性与艺术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以美的创造重新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美”的价值与标准。

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是美的?在《山河袈裟》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美是底层小人物身上的人性闪光,美是人间真情的自然流露,美是随物赋形能力的展现。《山河袈裟》中的每一篇作品看似都很随意,似乎是作者即兴写下来的,但却自有一种魔力与魅惑,可以让人进入这个艺术世界并沉浸其中,但当你想要将这篇文章拆解开,看看作者运用了什么技巧时,你一定会失望。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技巧,或者说作者将高超的技巧融入了写作的全过程而无丝毫外在的痕迹,这无疑是更高超的技巧——如果这也可以说是技巧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技巧,也断然写不出《山河袈裟》中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难度是极高的。如若不信,你可以将《山河袈裟》中的某一篇讲给别人听,在你费尽心力遣词造句时你便能体会到作者的匠心与苦心。

对于作者来说,这似乎并非一件难事。他有亲身经历的事件,有文学造诣,有真情实感,他所要做的就是从纷乱的记忆中剪裁、构思,然后写出来,但恰恰在这里最能见出一个作者的功力。一个优秀的作家可以随心所欲、随物赋形,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形式,《山河袈裟》就是如此,它虽然是散文的形式,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的诗意、戏剧化的场景,以及小说家的笔法,也正是这些,构成了《山河袈裟》独特的文体感觉与形式感。可以说这是作者的创造,他的笔触随意写去,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尽得文章之妙。但作者的写作并非为了表现文章之妙,而是为了一浇心中之块垒。

在当代中国,像李修文这样的作家是对人民、对底层小人物有着真挚的情感,对文学的内在规律有着深刻的体会,故而《山河袈裟》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在《山河袈裟》中我们看到,李修文已经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人生道路,相信假以时日,对“人民与美”的尊崇与追随必将会为他带来更多收获。就像鲁迅先生一样,就像张承志一样,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虽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成为他们,但是有他们在,中国文学就有了高度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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