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暌违文坛十年之久的李修文出版了新作《山河袈裟》，不到一年时间，这部仅含33个篇章的散文集就荣膺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不禁让人追问，《山河袈裟》何以获得如此的欢迎与肯定？虽然《山河袈裟》本身的品质已有足够的说服力，但以李修文之前的创作及当代文学的发展背景为参照，更能见得《山河袈裟》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含的价值与意义。

1990年代中期，李修文以气质独特、风格鲜明的戏仿小说登临文坛，引起关注。他的《大闹天宫》《向大哥下手》《心都碎了》《下西洋》《解放》等作品表现出了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对经典名著（如《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木兰辞》）、历史事件（如“郑和下西洋”）、文化名人（如李清照、唐伯虎、徐志摩与朱湘）进行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戏拟，颠覆崇高、放逐英雄、消解宏大叙事与文化传统，在彼时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有其强烈的反叛性与破坏力。新世纪之初，李修文转向言情小说，连续推出《滴泪痣》（2002）与《捆绑上天堂》（2003）两部长篇小说，以纯爱的故事展开“爱与死”的探索，获得了市场的积极反响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从经典戏仿到浪漫言情，李修文表现出不俗的叙事才能与语言功力，个性鲜明而局限也比较明显。李修文的戏仿小说将史籍经典的宏大叙述还原到世俗日常，敞开了被“正史”“官史”所遮蔽的世界，但观念化、趣味化的写作极易趋向狭窄，使人物和故事变成作者解构思维的符号与木偶。随后的青春纯爱小说虽然携有生命探索的创作动机，但作品终是单纯有余而深广度不足，未能达到作者理想中的预期效果，“爱与死亡”三部曲的创作计划或由此搁浅。

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一个葆有困难意识的写作者，需在不断的自省中犹疑、探索，思寻新的突破与变化。无论从外在时序还是内在理路上看，《山河袈裟》都可视为李修文对个人之前创作扬弃后的再出发：他走出书斋、行走大地，迎来更广阔的人群与更真切的生活，以构建的文学书写，完成了一次自我的跃升。如果说李修文是以反叛之姿开启其文学之路的话，《山河袈裟》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建构之态，李修文不但重构了他笔下的人与世界，也重构了散文这种古老的文学体式。

《山河袈裟》中，李修文将大半的篇幅奉献给了一个个漂泊于尘世的受苦人，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他们生活的饥寒窘迫，身体的疾病残缺以及精神上的孤独无助、屈辱恐惧。在李修文笔下，病入膏肓的乡村“牛贩子”只渴望“与人说上哪怕一句话”（《看苹果的那个下午》），白发老母明知徒劳无望却依然执着等待疯儿子的清醒（《一个母亲》），遭遇失业、离婚、幼子夭亡的中年男人“老路”唯有将创痛凝结为墙上的涂鸦（《每次醒来，你都不在》），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被欺骗中”的“表妹”视“远方”为“救命指望”，到头来才明白所谓“远方”不过是“自造的梦幻”（《穷亲戚》）。在《阿哥们是孽障的人》《长安陌上无穷树》《郎对花，姐对花》《旷野上的祭文》等篇章中，人物依然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潦倒落魄的失业者、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病人，在这些被标注为“边缘人”“失败者”的人生际遇里，李修文以体贴的笔墨书写出了这群人身上蕴含的丰富内容，如困顿中的情义与尊严，卑微里的隐忍与坚韧，绝望中有默默的挣扎，沉默里蓄积着的反抗力量。这些散文虽然只是“人物速写”或“故事片段”，却宽广而醇厚，具体而微、血肉丰富，烛照出我们的时代症候与无尽的人世沧桑。

事实上，李修文对平凡世界的关注其来有自。不同之处在于，李修文的经典戏仿与青春纯爱这两种类型的创作中，普通人生只是借力或挪用，前者意在从凡俗的角度仿拟典籍化了的神祗英雄，制造纷乱的“笑”果，达到解构的目的，后者则以命运多舛、深陷病困者的爱情故事为底本去张扬爱的纯粹与死的绚烂。直到《山河袈裟》，书写平凡世界与卑微人生，这颗文学的种子才真正长成为一片郁郁树林。他不再仅仅为观念、知识或情感而写作，而试图为他人与众人而写作，及至重建关于“人民”的文学书写。在《山河袈裟》的“自序”中，李修文郑重强调：“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李修文虽不回避“人民”这个词汇固有的社会、政治、阶级内涵，但多从个体本位、生命核心、人性基础的角度去使用它，镀亮它。因此，李修文笔下的“人民”指向一切平凡卑微者，一切“穷愁病苦”的人们，作者将自己也纳入其中——“我们”这个共同体。在《山河袈裟》里，如牛贩子、青海阿哥、老路、莲生、小梅、表妹一般的农民、市民、打工者、失业者、失意者，就是今日的“人民”，他们是平凡、卑微、弱势、底层，同时也是情义、友爱、坚韧、反抗。

《山河袈裟》中，李修文反复吟咏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美”。十年间，李修文的足迹不断延伸，从城市到乡野、从故乡到异域，视野的扩大赋予了心灵更丰富的体悟。《山河袈裟》的重点并非河海山川里的奇风异景，而是目之所及、身之所历的物事所触发的灵魂悸动。在李修文的笔下，美蓄藏在他行旅中遭遇的微小事物与微妙时刻，生发于札幌郊外飘落的一场雪、河内街头庄严的一场法事、祁连山下待宰羔羊的哀鸣（《羞于说话之时》），荒漠中的风车、戈壁上的白杨、风沙中的河流（《青见甘见》），吉普赛女郎的弗拉门戈歌舞与前喇嘛多吉顿珠的苍凉情歌（《认命的夜晚》），以及偏僻乡村听到的“零散小戏”（《枪挑紫金冠》）。李修文体悟的美，是一种“大美”，是寻常中隐藏的深意，平凡里乍现的神奇，混融着生命的欣喜与悲恸、死亡的朴素与庄严、命运的酷烈与慈悲。因其阔大又细微、辽远而深邃、微妙而神奇，李修文将这种天地无言、万物不辨的“大美”命名为“山河”之美，与《山河袈裟》的“人民”主旨相得益彰。

“人民”与“大美”构建出了李修文散文辽阔的气质，这种气质也体现在《山河袈裟》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上。《山河袈裟》内容丰赡、形式多样。既有《每次醒来，你都不在》《穷亲戚》《临终记》等纪实性作品，也有《火烧海棠树》《义结金兰记》这样不乏想象与虚构的故事，还有关于诗歌、戏曲、旅行、沉思的随感性文本。从某种意义上看，《山河袈裟》结合了李修文过往丰富的创作经验，熔炼成了一种兼小说、诗歌、戏剧、纪实等各文类之美的开放性体式，打破模式、跨越边界、自由无拘，充分彰显了书写者的审美个性与创作活力。李修文善于将写人、叙事、状物、抒情、议论熔于一炉，诉诸摇曳多姿的丰富笔墨，或含蓄蕴藉、寓意深沉，或丰饶繁复、恣意汪洋，或质朴简洁、情真语直，甚至在一文之中并置对立的元素，将古典与现代、温文与狂野、单纯与丰富、简约与浓郁、激情与深沉进行混搭，在相反相成、相济相生中绘制出一幅独特的文学图画。

如此杂色却不显乖张，得益于《山河袈裟》浓郁而真挚的情感底蕴。在《山河袈裟》中，李修文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谦卑之姿，他不持上帝视角，不作记者之言，让自己全面敞开，融进现实、贴近人群、投入情感，将创作者的灵魂与书写对象深度交融，达到真正的自省与共情。李修文将一切天涯沦落人、穷愁病苦者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同伴亲人”，跟他们休戚与共，“经历他们的命运”。因为有关切、宽谅、悲悯的基调，《山河袈裟》才厚重磅礴、诚挚动人。“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这是《山河袈裟》中饱含情感与力量的一句，也是李修文创作经验、人生经历乃至精神本质升华之后的肺腑之言，凝结为一种可贵的写作道德。

走出书斋，进入现实生活，行走山河大地，由小说而散文、由解构而建构、由狭窄而开阔，十年磨砺与淬炼，终成《山河袈裟》。《山河袈裟》不仅是李修文克服个人困境、进发新的创作之路的标志，对同时代的70后、80后作家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