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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女学的受阻和破阻
——由1902年《大公报》所见

2019-03-14

黑龙江史志 2019年1期
关键词:大公报学堂发展

刘 冰

(安徽大学 安徽 合肥230031)

清末女学的兴起不是无缘无故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里非常有市场,广大女性变成了男性的附属品,导致占总人口一半的女子,很少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被牢牢的束缚在自己的小家庭上,对社会贡献有限。清末外国的坚船利炮击垮的不仅仅是孱弱的清王朝,也逐渐打开了中国闭塞的世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酝酿,尤其甲午战争、庚子赔款后,变法图强逐渐深入人心,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但是即使再完善的制度、再正确的政策,都需要人的实施,恰恰中国女性长期被束缚着,很难为社会进步提供自己力量,所以发展女学,解放女性成为当时时代的需要。还有一点就是,清末中国以西方国家为借鉴,渴望可以发展起来融入西方国家圈子,得到认可,而“缠足”“以不学无才为荣”等陋习,被已经初步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国家所鄙视。

一、女学发展严重受阻的原因

在国民的翘首企盼下,清末新政拉开了序幕,新式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却认为“所谓教者,教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也。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对女学有了一定的认可,女学得到了初步发展,但是更多的还是对女学的误解,对女学内容的严格限定,以及既要发展女学,又怕发展女学最终失控的矛盾心理。“中国此时情况,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1)在这一系列政策下,中国女学先天不足,后天阻碍重重,无形中已经套上了层层枷锁。此外社会上“现在中国许多人,也都明白学堂是立国的根本,然而到如今并没有立好了一两处,这缘故总是不把这事当做十分紧要,男学堂尚且如此,何况女学堂呢?更是不要紧的事了。”(2)“我想本地绅士们,明白这个道理的也不少,但是没有人肯多这个事,有人说男学堂还是没有头绪,那有功夫更议女学堂呢”(3)可见当时人对教育,尤其新式学堂教育重视有限,更多的停留在口头支持上,男学堂发展尚不充分,女学堂更是几乎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况。

从殷商到清末三千多年间,中国汉字不断增多完善,但是也愈加繁琐,这对于普及教育,尤其对于现存基础基本为零的女学来说,是不小的障碍,“中国之文字其为数四万有余,其间音无定音,音无定义者尤令人不能尽识,今欲驱冥顽之女子,使从事于高等之学业,即单字义已难。”(4)中国汉字数量众多、笔划繁琐,“一字一音,一音一义,文无定法”这导致仅识字这一项,就需要用上十年时间,至于资质平庸的女子,则需要用上更多的时间,反观欧美和日本等国,他们的文字更为通俗易懂,学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掌握文字,进而可以更快的读书学习知识,“泰西妇女皆能识字,其切音字易通也,字易通则无论何书皆可读……字易习则无论何事皆可知,独我中国文字太繁,体太难……欲尽识其音义必经十余年之功而后可。”(5)所以说中国繁琐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女学的发展。

除此之外,当时有人在《大公报》第一百号《就中国现势筹划女学初起办法》一文中,提出“四个病因”解释女学发展的阻碍。这“四个病因”中“守旧与维新各占两个”,认为守旧派总是事事因循守旧,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所以在此情况下,女学作为新生事物,天生受到排斥;加上一直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大行其道,认为女子不需要掌握知识。文中认为维新派阻碍女学发展,则是通过做事浮躁,“一举一动不恃理不审势,就是恃势而乖情,再不然就任情而悖理,总没见有个熟筹审虑,体贴近情的……”此时社会上对维新派存在着误解,维新派总和没有阅历、办事情不牢靠挂钩,所以以维新派为主体所提倡的女学,自然而然的被其弊端所牵扯。除此之外,维新派在当时还有一点被人批判:“过信西学”,西学固然很好,但并不是事事都适合中国,比如女学,当时不少人就认为不合适中国,更多的人认为发展女学需要循序渐进,但是维新派“他开口便说,男女平权,再不然就是教女子妇人都学洋文,都讲格致天文、算法地理,学堂也必得盖洋楼,必得有仪器,必得请每月五百块束的教习。”这些做法成为顽固派的反对理由,也失去了社会上中立的,或者对女学抱有些许同情的人的理解支持。总而言之,顽固派的天生抵制,维新派的过犹不及,这“四个病因”集中在一起,女学发展注定阻碍重重。

当然传统的儒家旧观念也严重阻碍了女学的发展,“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家识字命苦”这两句流传甚广的古语是其代表性的思想,除此之外,儒家旧观念也影响到女学发展的方向。清末大兴女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为完善男性所服务,几千年的男权社会,儒家思想的惯性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当时人的潜意识里面,依然存在女性就是为男性服务的,所以当时兴起的女学也有这一特色。这一初衷就直接把女学带偏了方向,也注定着中国女学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充满波折。在《大公报》第五十七刊《兴女学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有些人认为,女子需要为男子的发展承担责任,兴办女学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男性,“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而女子居其半,皆不能生利自立,而仰食于男人,其仰食于未读书明理之男人,盖十有七八焉,夫未读书明理之男子谋业不易,习艺难精,谋生之道已苦难矣,而又为无学业之妇女所累难,习艺而不能精,虽向学而不能专,皇皇然以终岁经营之多得,赡其家人而不暇,即少年读书有志者,有室以后,无不志量卑鄙专营衣食故,二万万男子罕有造就艺学堪为世用,是妇女不学无术无业。”把男子发展的失败,归结到女子身上,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在这种办学理念指导下,女学始终处于一种附属地位,也必将会成为女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女学发展的动因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洋人在华获取的特权、得到的利益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门户大开、社会风气逐渐改善,中华民族主动或者被动上的应对也接踵而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万物之灵长,共同承担着天下兴亡的责任。然而这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在自强路上饱受挫折,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放在女性身上,前文在讲述女学障碍时候提过,当时很多人认为女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完善发展男子而服务,这固然是女学发展的障碍,但是在封建的男权社会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女学能够有所发展的原因。当时人期望通过发展女学,完善丈夫,塑造出一批人才,从而实现自强目的,“五伦之中,夫妇其最亲昵矣,虽强悍顽固之徒,父师朋友不能教诲,若内有读书明理之人,时于夙兴夜寐之际开导,久之未有不通悟者,盖凡人之性情惟至亲爱者,乃肯平情虚心以受其言,闺房议论尤易入男子脑筋中,惟女子无学,故男子心灵不开,智识不进,酿成一顽钝无耻、窒塞之中国,此男女极大之关系也”(6)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发展女学的一个动因,就是为了培养出一批读书明理的妻子,用来弥补丈夫的缺点,完善丈夫的性情,而丈夫又是当时中国主要劳动力,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促进社会发展。“王化之原起于闺房,平天下之本始于齐家,育才之道源于胎教。”(7)女子同时也是王化和幼教的主力,发展女学不仅仅对女子有益,而且有利于广开民智,有利于改变整个中国,愚民颇多的局面。发展女学对整个家庭也有很大的意义,可以更好的和丈夫一起经营好自己的家庭,“作女人的大了,自然要出嫁的,所嫁的丈夫,也出不去这四等人,妇人时作内助,就是在家帮助丈夫过日子,丈夫在外头作事,一切家务照顾不过来,全凭着妇人照料,一切米、面、柴、炭、醋、酱、油、盐,看看发帖,记记账目,认得几个字,有多大方便。”(8)当时很多家庭迫于生计,丈夫婚后需要出外经商,妻子如果受过女学教育的话,可以在家更好的打理生活,解除丈夫后顾之忧。“或者是丈夫出外经商,有时候来了一封家信,自家也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还得求一个认字的来念念,自己要回答一封信,也是不能动笔,还得向人低声下气,求人来写,有多大的不方便。”(9)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蒙养家教合一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此时已经重视起女学了,期望女学和蒙学相辅相成。“保姆学堂既不能骤设,蒙养院所教无多,则蒙养所急着仍赖家庭教育,惟有刊布女教科书一法……有子者母自教其子、以为入初等小学之基,有女者母自教其女,以知将来为人妇为人母之道;是为人母者皆自行其教育于家庭之中,母不能教者或雇保姆以教之,是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清廷把幼儿教育的场所设在家庭,把幼儿教育的重任交给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读书明理受过优秀教育的母亲就至关重要,幼童接触最多的就是母亲,受到熏陶最多的也是母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女学刻不容缓,“大有关系的是教养儿女,人的儿女,还没有长成的时候,整天的不离母亲,从小时候,常常听的话,最能记得住,比方他母亲是明白识字的,常常讲今比古给儿女听,得了工夫教儿女认认字,孩子大了入了学房自然是容易的。”(10)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是个人品行,还是读书识字,幼童受到母亲的影响最为深刻,所以提高母亲综合素质,可以非常有效的促进幼童全面发展,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所以这也成为清末女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女学发展破阻

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因为经常和洋人打交道,看到了外国的坚船利炮,意识到了器物和技术的力量,在探索中逐渐开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希望学习洋人的长技挽救落后的清帝国,改变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这个大局下,新式学堂得到迅速发展,女学堂作为新式学堂一种,也得以发展。

当时有识之士在《大公报》上提出五个办法,企图突破女学的发展的障碍,第一个办法就是制定专门的女学课本,之前几千年传统社会中,专门为女子准备的书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也是如同《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这般,不是为了发展、完善女子考虑的,而是为“三从四德”旧观念所服务,所以此时社会急需一批新书,改变这一状况,女学才可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第一层办法是先订女蒙学的课本,课本的宗旨不外乎妇德、妇言、妇工,先识带图的实字,如尺、剪、熨斗、刀、勺、杯、盏……再订女小学的课本,也是带图为妙,一篇时事图,一段浅白小说,一篇古今女中人物图,一段白话赞,生机活泼引人入胜,总以不招阻力为要,这是第一层办法。”(1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学发展困难重重,虽然女学课本依然以妇德之类为宗旨,但是也添加了一些新的事物,相比较《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之类旧书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夹缝中循序渐进的提升女性能力,这对发展女学向前迈进了一步。第二个办法就是奏请慈禧太后,在宫中创立一所女学堂,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以开女学风气。“第二层办法是由管学大臣把此事奏明了,请皇太后先在宫里立一所女学堂,考选几位中国女教习,也不必炫异矜奇,只要通文识字举止安详的就算合格,皇太后、皇后也不必言定入学,就求随时振作鼓励着点,那风气自然就开的快了。”(12)慈禧太后德高望重,如果以身作则开办一所女学堂,那么可以给天下臣民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天下子民了解到,朝廷发展女学的决心,这对女学发展自然是非常有利的。第三个办法则是皇帝下诏,命令京城的王公大臣和各地的文武百官,在家自办一所女学堂,这样一来全国至少两万所女学堂,三五年后全国便有十万读书明理的女子,到时候风气自然大开,女学也自然而然的兴盛起来。“第三层办法是明降谕旨,令京里的王公大臣与各省的文武官员,每家宅里要立一座女学,按照颁行的课本,专教训本宅的妇女、本宅的至亲,有愿意附入的听其自便,外人家的妇女一概不招,若有通文识字的就作为教习,若在亲戚邻里中请一个合格的也可……”(13)继皇太后、皇后之后,再由王公大臣和各省文武百官,带头在家开设女学堂,继续给百姓做个榜样。等宫里和各官宅内,女学堂创建好后,便可以实施第四个办法,让各地富豪自创女学堂,每县以一百座计算,全国二十一省,共计一千四百八十多州县,一共将有十四万八千余座女学堂,每个女学堂哪怕只招收十名女学生,不出三五年全国将有一百十四多万知书明理的女子,女学也自然而然的发展起来了。“第四层办法是明降谕旨,令各省富商巨贾随便立学,男孩的蒙养学堂也得赶紧立,女学也得赶紧开,各随自便官不逼迫,若是有愿意立的,就凑几家亲朋邻居共立一座,也是立在宅内,教授的规矩也不许改国家颁行的宗旨……就是找夙通往来的亲友家,和睦的邻居家,约数家就可以立一座,一半学针业、学烹调、学礼饰,一半听讲书学认字,教书字的教习……”(14)等到各地富商也创办女学堂,社会上女学风潮势必大起。第五个办法也呼之欲出,那就是让身份尊贵的女性总管女学,并且随时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女学生,三年一次,由慈禧太后正式隆重表彰,表现优异的全国各地女学生,不出几年风气进一步大开,不仅女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蒙小学堂也会受益匪浅,因为全国有一百多万女学生,可供挑选为幼童老师。“第五层是统属奖励,宫内既有了女学,各省又一齐兴办,不可不郑重其事,把这总管女学的职任或请皇太后、皇后自认,或派王公福晋,或派大员的夫人,或归管学大臣,总节制各省女学……还有出众的学生或贞静淑贤的就随时表扬,按季造册详省,省里把总册聚齐三年送京,到三年的时候,大员家的妇女请由皇太后奖励奖励……”(15)

大公报用了四篇文章,按部就班的提出了五个方法,用来发展女学。这些办法大都结合当时实际,具有一定的可实行性,加上清末《大公报》较为畅销,所以为当时女学破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这五个办法更多的是把发展女学的重任寄托在人上,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上,加之其他原因,清末女学发展道路依旧困难重重,由下表可知: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三年之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女学堂数和女学生数依旧很少,六年之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和三年前相比女学堂数和女学生数有了明显增长,但是不管是女学堂的数量还是女学生的人数总量,仍旧微不足道,由此可见,女学的发展并未真正做到女学堂报中所预测的“三五年后风气大开”,女学兴盛场面并没有出现,女学发展的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注释:

(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中、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381页。

(2)《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天津《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3)《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续前稿,天津《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4)《兴女学宜用音标字说》,天津《大公报》,1902年9月21日。

(5)《兴女学宜用音标字说》,天津《大公报》,1902年9月21日。

(6)《兴女学议》,天津《大公报》,1902年8月12日。

(7)《兴女学议》,天津《大公报》,1902年8月12日。

(8)《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天津《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9)《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天津《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10)《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天津《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11)《就中国现势筹划女学初起之办法》,天津《大公报》,1902年10月12日。

(12)《就中国现势筹划女学初起之办法》续前稿,天津《大公报》,1902年10月14日。

(13)《就中国现势筹划女学初起之办法》续前稿,天津《大公报》,1902年10月14日。

(14)《就中国现势筹划女学初起之办法》再续前稿,天津《大公报》,1902年10月16日。

(15)《就中国现势筹划女学初起之办法》三续前稿,天津《大公报》,190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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