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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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灭土地，不可逆转。土地，又埋葬城市，且更为彻底——所谓的终极记忆。记忆每一次开拓，又都“在旧的地方向纵深层挖掘”，灵魂也便有了寄托，人也不再只剩下稻草做的皮囊。

梭罗和陶渊明，分别从两个不同文化的极出发，将土地崇拜，演绎为不同版本的“田园诗意”。陶渊明傍南山种豆，依东篱采菊。受不了市声喧嚣，就把平生托付给豆菊、烟露、墟烟、月色。那些名词啊，生长在“土地”之上。

大约在三十岁前后，杜甫开始关注陶渊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秋冬来临之前，诗人回到洛阳东北偃师故地首阳山下，凿土造房。“小子筑室，首阳之下”。这是有文献支持的杜甫第一次造屋。诗人说：“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诗人自说自话，即便真住的是一孔“窑洞”，不过换了面具的“茅屋”。

杜甫在首阳造山居，“家”第一次被抽象并固定——“茅屋”，及其衍生的诗意由此一发不可收拾：离家——漂流——回家——造茅屋——再离——再漂——再回——再造——以致反复。仿佛陷入某个宿命的怪圈，满溢审美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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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下杜有了名义上的家，是天宝十一年（752年）左右的事情。

杜甫和李白，在天寶三年（744年）的夏天相遇，在秋天稍晚的时候，携手畅游梁宋，在下一个春天再遇于鲁，然后分手。重逢又等秋至。之后的寒意，暗示了诀别。

告别李白，杜甫再次赶往京兆，从此迈上漫漫功名路：天宝六年（747年）参加制举，天宝九年（750年）敬献《雕赋》，天宝十年（751年）敬献《三大礼赋》，天宝十三年（754年）敬献《封西岳赋》。再次的科举，仍然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