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燕 段清波

内容提要 公共考古的兴起和热潮、日益消失的文化遗存以及学科的发展迫使我们必须面对公众和社会。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文明，需要全民的参与和支持。传播沟通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存在偏颇，这需要我们在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活动中把传承什么和怎么传播作为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公共考古 文化遗产 价值传承 传播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2-0077-08

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科学、审美或民族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文物、遗址、纪念物等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的交往与互动过程建构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承载着人类的记忆和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遗产本身。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我们全民族的事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公共考古运动的热潮，如何使文化遗产“活起来”，是我们未来的工作之重。本文通过研究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和传播现状，分析当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核心问题和如何激活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公共考古热潮彰显传播沟通的地位

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愿并且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事业中，这种日常式的社会实践日益丰富起来。公共考古学，亦称公众考古学，由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于1972年提出，①在考古学界和文化遗产管理界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和反响。我国学者对公共考古学或公众考古学相关研究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文化遗产与公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学者们开始重视公共考古的研究，介绍了西方公共考古学的起源和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刘文科对国内公共考古学研究的考察指出，公共考古的文章涉及普及型文章和学科理论性文章。②李琴、陈淳认为要实现真正的“以大众为中心”的公共考古必须考虑多方的合作。③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公共考古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探讨本土化的路径。郑媛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建设对文物保护的胁制、公众对考古知识的盲区以及考古工作者的行业的专业壁垒等现状都亟需建立和开展公共考古。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郭立新、魏敏指出公共考古研究与实践要结合我国实情，处理好各种关系，考古专家和文化遗产保护者要做好考古知识普及工作，搭建好公共考古的现实平台。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姚伟钧、张国超探讨了我国目前可以通过考古现场的参观、摸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等四种途径来开展公共考古。姚伟钧、张国超：《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论略》，《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综上，通过学界和业界的探索和研究，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面对以下现实：第一，僅仅对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技术性探讨和保护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消失的文化遗存以及学科的发展迫使我们必须面对公众和社会，传承和保护模式需要在交互的社会系统下重视和提升公众参与度。丛桂芹：《价值建构与阐释》，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3年。第二，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要站在公共考古的视角，重视与公众的沟通与传播，反思文化遗产保护如何与社会联结，如何与公众沟通，从而期许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理解与支持。第三，如何用生动活泼的传播和沟通方式把“精、专、深、涩”的考古内容介绍给公众，让公众知晓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真实面貌，充分共享历史文化遗产和成果，并能自觉自为地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中来，为这项事业赢取更坚固而稳定的历史及现实的生存土壤和更宽松融洽的发展环境。张国超：《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方式及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

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价值危机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论及城市的记忆功能时指出，城市通过它的存储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把它复杂的文化传承下去，[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48页。但是这种传承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网络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德布雷讨论的危机。德布雷指出现代社会“共享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感受共同的历史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可移动的领域越来越大，而历史意识领域却越来越小;技术联结越来越强，象征性的联结却越来越弱”，从而引出真正的危机是人类文明遭遇传承的危机。[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陈卫星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我国文化遗产事业也在经历这样的现状，面临同样的传承危机。

通过对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情况、了解文化遗产的意愿和途径、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满意度、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等方面的调查、访谈和分析，发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存在如下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参与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和传承的利益相关者存在认知“知沟”。学界和业界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记忆与传承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目前形成了三种力量和声音：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国家文物局）和学术界为代表的保护派;以参与并关注考古与文化事业和保护事业的公众为代表的参与派;以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为代表的开发派。“开发派”强势、“保护派”无奈、“参与派”迷惑，三者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合理利用、传承、共享等关键方面各持己见，存在认知“知沟”。在追赶经济效应的当下，出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化遗产事件：曹操墓的真伪辩论、水洗孔庙又或文化遗产商业化过程呈现同质化趋向等现象，揭示了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存在传承的危机，利益相关者们的关注点不一致，争论的元起点（价值）不同，导致他们没有在共同的框架和体系下发声。另一方面，公众对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活动具有较高的热情和兴趣，但是存在关注点错位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认知不足等问题。文化遗产传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们的意识不够，缺乏对于文化遗产知识的获取意识和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考古在很多人概念里，就是寻找宝贝、鉴宝、了解发掘内幕等，更由于电视、书刊、网络对文化遗产和考古的非科学性描述导致了公众关注点的错位。宋建忠：《面向公众的考古学》，《考古学研究》2012年4月30日。

研究发现调查对象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并不理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同断裂。总体上呈现出理论认知非健全的特征，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准确说出或基本不能说出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以“帝陵”为例，“帝陵”专指中国古代帝王的墓葬，包括地下宫殿、地上建筑以及陪葬墓三个部分，正如公众所能看见的静置在地的遗存物，包括陵墓、地宫、碑刻、石像生等出土的随葬品和地面建筑遗存。但是能看出墓地选址规则、陵墓制度、风水观念和形制理念的人少之又少。而此背后的精神追求、价值意义的意态遗产才是我们传承的本质，然而现实中我们并没有把其文化价值作为传承和传播的核心。只给公众展示文物的特点、材质、制造等表象和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不能联结文物与人的社会关系。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地方是凝聚了人们经验、记忆、愿景、认同等诸多情感因素和精神寄托的场所，“帝陵”即场所，陵墓是体现帝王愿景的场所，在代与代的传承里，帝陵与今人发生什么样的联结，在联结的过程里当下我们如何感受共同的历史记忆，传承怎样的文化价值，是我们必须考虑和探讨的。

随着公共考古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愿并且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事业中，这种日常式的社会实践亦日益丰富起来。但是为什么随着人们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的提升，反倒会出现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考古行业、文化遗产保护者、公众等）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不足和关注点错位现象呢？在我国文化遗产界更是普遍存在这种意识和现象，我们发现此现状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存在传承的危机，利益相关者们的关注点不一致，存在认知“知沟”，源于争论的元起点（价值）不同，导致我们没有在共同的框架和体系下发声。文化遗产的元价值在不同的群体间出现了异同、分裂或者断裂，这种断裂常常显示为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分歧，例如公共决策的分歧，政府号召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经济开发也是要考虑的问题，保护与开发，哪个才是为了实现大众的公共利益？而元价值的分裂带来更深层面的议题需要讨论，比如身份认同、集体记忆、文化传承等都出现了认知和传承危机。

第二，国家层面的价值裂变影响深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变，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定的社会分层、利益分化与价值裂变。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出现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造成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断裂，表现为过去的同质化价值观分离，异质价值观活跃，边缘价值观蔓延，传统的价值理念、道德伦理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以利益和自我为中心的利益表达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态。蒋晓丽、侯雄飞：《舆擎中国：新形势下舆论引导提升策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这种国家层面的价值裂变和多元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深刻影响到国民的价值认知，高小燕：《社会转型中“话语空间”的博弈与网络舆论引导》，《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也影响了文化遗产界对文化遗存的价值认知和传达，从而导致公众的价值认知出现了偏差。

第三，价值认同没有形成共识的基础。所谓价值认同，是指个人或由个体组成的共同体经历彼此交往而在思想、信仰、观念上对某一类价值的认同与共享，其结果是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类行为以事物所含的意义价值为基础，人是具有社会参与的复合体，寻求富有意义的认同，这些认知性的意义价值和符号被用来阐释某一场所的真實性和社会真实性。认同过程需要将自我融入场所，并意识到场所带给自我的空间依附感和身份建构。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文物、遗址、纪念物、博物馆等实体本身是勾连人与社会交流的实体节点，如果没有价值意义认同的基础，人与文化遗产的意义关系将被剥离，导致人们对文化遗产无法产生息息相关的想象力，从而无法激发起公众自觉自发地去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内在驱动力。所以，在当下要建立与公众勾连起来的文化遗产的新价值体系，而其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是搭建的核心和基础所在。

第四，传统定义的文化遗产的价值不能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亟须重构和阐释。国际上越来越重视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和阐释。一方面，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上看，文化遗产保护要突出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强调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共享。赵巍：《中国式“建造”——以国外文化遗产研究理论来审视国内近几年开展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南方建筑》2015年第5期。《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马丘比丘宪章》（1977）、《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1994）、《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1999）等文件都强调和讨论了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和完善，提出了“原真性”的保护原则、“突出普遍价值”的核心理念。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国内法规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要和人联接起来，文化遗产能帮助人们确立身份认同感并创造社会价值，关注价值体系的构建研究。伯纳德·费尔顿和尤嘎·尤基莱托建立了一套世界遗产价值体系，包括世界遗产通过突出普遍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来建构其价值。Feilden B.M. and Jokilehto J.，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2nd ed.， Rome：ICCROM， 1998.德瑞克·吉尔曼指出文化遗产是为了实现个体的利益和发展，但是人们总是出自各自的利益和目的来阐释文化遗产的价值。Gillman D.， The Idea of Cultural Herita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5～10.总之，文化遗产的价值具有被建构的时代特征。

国内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一直受文物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往往停留在价值的外在表现上，更多的是对具体的文化遗址对象的具体科学、艺术、历史、经济、教育等价值的阐述，而且昔日奉科学、艺术、历史三大价值为圭臬的价值保护原则，仅仅向人们传播和阐释文化遗产的基础性价值，没有将文化遗产和人类联接起来，不能让公众自觉认知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别提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民族的伟大事业。吕舟认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要历经历史价值转变为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过程。吕舟：《基于价值认识的世界遗产事业发展趋势》，《中国文物报》2012年2月13日，第5版。甘代军指出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化石，其凝聚的社会价值和原生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价值重构。甘代军：《文化遗产与保护：意义消解与价值重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傅斌指出应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重拾文化遗产本体与价值，建构文化遗产学。傅斌：《重识文化遗产本体与价值——兼谈文化人类学视角与文化遗产学建构》，《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12日，第3版。段清波指出考古和文化遗产行业内外现有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并没有对社会现实和发展起到应有的引导和启发作用，认识和发现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突破过去仅从“合理利用”技术路径和层面思考文化遗产的认知局限，形成长时期对文化、文明的认知和研究的思想观念，构建传播和阐释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框架和范式。段清波：《考古学要发掘遗产的文化价值》，《光明日报》2015年7月22日，第10版。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遗产价值的定义和阐释并不是固若金汤的。不同的时代对价值有不同解读，这就需要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解构和重构展开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技术体系彰显了每个社会时代的配置内部的协调性，而文化体系保证了在特定的社会内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结。矫雅楠：《跨越媒介，回归人文——雷吉斯·德布雷媒介研究思想及其学科价值》，《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在哲学范畴上，文化遗产的价值超越外显的科学、艺术、历史或是经济价值，是发端于人对自身生命存在意义的追寻，以物为载体，体现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人们可以借助文化遗产的实体存在，感受过去时代的生活气息、文化场域和价值内涵。通过我们对文化遗产价值在当代的再读与重释，探寻在当代文化遗产与人、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

所以，在公众考古的新时代，应该从文化遗产的价值本质出发，建构具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遗产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文化遗产实践体系，要从公众的视角出发，又回到公众当中去，让民众理解其核心文化价值，践行核心文化价值，从而更好地培养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三、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不足

在对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文化遗产传播存在内涵建构不足和传播方式老旧等严峻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大众传媒以及新媒体是了解文化遗产信息的重要渠道。通过大众传媒对文化遗产传播会使更多的人关注相关信息。这种结果也符合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大众传播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但是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改变了传统认可的传播途径和范式，這也将对文化遗产的传播途径、内容、方式等形成诸多挑战。目前我国许多文博单位也意识到了新媒体、自媒体的重要作用，运用了许多较为先进的技术，比如VR的使用、APP的共享等，但是具体实施和传播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另外，满意度调查发现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高，初次旅游意愿强，但是重游率低和推荐意愿不高，影响了其满意度，反过来满意度又会影响重游和推荐意愿。这种低口碑效应严重影响了文化遗产的品牌推广和文化共享。文化遗产传播效果不足、阐释不足、营销手段有限，影响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深刻认知和重游意愿。我们以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汉阳陵、唐昭陵等帝陵为研究对象，发现关于帝陵这样的文化遗产地，人们的重游率非常低，也几乎说不清楚其文化价值。现有的传播和展示是较为简单粗暴的方式，没有达到阐释清晰且打动人心的效果。大多数普通公众对考古专业知识和历史知识具有认识困难的状况，导致对文化遗址进行简单的讲解和以往质朴的传播方式无法让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静置的考古遗存和尘封的历史需要生动鲜活的传播和阐释方式才能让受众产生联想和共鸣。

究其原因如下：首先，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行业未能摆脱传统研究思想和模式的桎梏。以前，人们认知中的考古是神秘的事情，考古的圈子很小，从业人员少，专家更少。考古的过程，外界不知情，考古的成果发表在专业的期刊上，与公众隔膜。目前在公共考古出现热潮的情境下，我们大多数考古学者和工作者未能摆脱传统研究思想和模式的桎梏，那就是“考古学是以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学界也存在这样的理念，认为考古学是高深专业，致力于学理上、基础性、理论性的研究工作，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文化遗产保护是少数人奋斗的事业，那么文化遗产的价值又如何让世人认知认同呢？丛桂芹：《价值建构与阐释》，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3年，第25页。所以，当务之急是改变考古学者和文化遗产保护者传统的保护和传承观念，跳出自己的圈子，促进社会各领域各学科的人士来讨论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加强文化遗产的跨学科合作和传播。

其次，价值体系的传播和解释缺乏有效性和感染力。价值是抽象的理论概括，缺乏大众化的解读，缺乏接受和认同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就难以唤起社会成员的情感共鸣。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播也是如此，局限于专业知识的介绍、专家的专业性的解读、媒体的宣传式报道（传播以自上而下的宣传和灌输为主），这样的文化遗产价值传播事实上没有起到凝聚社会共识、建构价值认同的作用，以致在舆论多元生态中出现混淆是非、偏离价值原则的乱象与怪相，导致公众产生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偏差。

再次，受众的素质教育任重道远。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效果和公众的文化素质有关。公众素质的参差不齐、文化遗产管理和传播的素养缺乏都会影响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承。当我们为文化遗产遭到破坏而惋惜、文物被劫掠而痛心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高素质的公民才是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根基和基础力量。柳森：《陈淳观点·手拉手现代考古，如何跨越与公众之间的鸿沟》，《解放日报》2009年6月20日，第5版。布尔迪厄在其著作《区隔：一种品味的社会批判》中指出，品味不是一种天生的禀赋，是教育出来的性情倾向，是培养出来的文化消费素养。对艺术的感知与领悟能力成为进行文化消费实践的重要因素。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 Preface， pp.1～3.是否参观博物馆、看懂文物背后的价值意义是需要对公众开展文化素质培养的。我国目前缺乏更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遗产素养方面的教育，这是有效提升文化遗产价值认同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之一。高素质的公众教育不是单纯地组织参观展览、聆听讲解、观看几部纪录片就可以完成的，需要我们从国民教育体系的建构和社会教育的开展来考虑，由政府、媒体、文博单位、学校等多方面共同完成。

最后，文化遗产传播方式老套，传播内容单一，传播渠道老化，没有跟上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根据调查发现：公众对文化遗产信息的接收方式渐趋多元化，网络媒体已成为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介之一。互联网+时代下，几乎所有受访公众每天都有接触新媒体的习惯，并且时间超过半小时。传播技术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媒介把人类、文化遗产、社会紧密地联系和构架成可通达的网络。但是在文化遗产传播方式上我们还是偏重于传统媒体的传播，借助于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传播做得不到位。

四、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可沟通的文化遗产——实现人的存在价值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美]约翰·麦克尼尔、[美]威廉·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人类历史的长河正是由这些事物、发明、信息的交流与传递，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塑造而成的。[美]约翰·麦克尼尔、[美]威廉·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人类的记忆具有传承的含义，而在现代社会，人类的记忆却在不断消解而非累积。德布雷指出传承首先必须有传播，[美]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陈卫星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而传播是编织文化遗产与人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按照孙玮的观点：传播可以呈现人类在宇宙中的“共在”关系，具有连接、沟通和共享三方面意涵，孙玮：《传播：编织关系网络——基于城市研究的分析》，《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我们的当下和未来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重建人类的记忆，联结文化遗产和人类的关系，传承和共享文化遗产的价值，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我们需要在社会转型和话语变迁的时代背景下重构、阐释和传播文化遗产的价值，使得文化遗产成为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以及连接人与社会的可沟通的媒介。

第一，在当前文化遗产保護实践中，价值问题应该成为核心议题。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40页。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更好的生活和满足精神层次的需求，自然成为群众的新期望。日益满足我国人民的精神需求，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进步。历史悠久的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少蕴含在我国丰富浩瀚的历史遗存中。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中的超功利或者超“感觉”的性能、文化和价值，人性的心理本体才能真正生成。围绕文化价值这个核心基础的讨论可以促进各领域各学科的相关人士沟通对话，可以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道德和科技等目标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第二，发展公众文化遗产保护力量，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民族的共襄盛举。一方面，政府要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事业，鼓励公众走进考古、走进文化遗产保护、视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为己任;允许在国家法律规定下的合法合理的公众考古活动，为公众考古搭建平台，使更多的公众有时间且主动地融入到对文化遗产知识的求索和体验的活动中，增强公众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和认同，进而提升自豪感和自信心。另一方面，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在新的时代首先要做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领头羊，做好自己的工作，要重视公众的力量，摒弃原有的封闭式的思想观念，积极主动联系群众，发展公众文化遗产研究力量和保护力量。可以开展丰富多彩、互动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如考古进社区、博物馆进社区、模拟考古、建立公众志愿者队伍等活动来搭建公众考古的交互平台，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力量，从而提升公众参与的兴趣和活动的有效性。

第三，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教育为先。开展公众文化遗产教育，促进文化遗产与公众的沟通与联结，亟需把文化遗产教育纳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中。社会公众是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主体，而对公众开展的文化遗产教育不足，将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国民教育体系是主权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对本国所有享有公民权利的人所提供的一种不同层次、不同方位和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系统。章玳：《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把文化遗产教育纳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继续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我们要在阐释和传播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之上落实文化遗产素质教育目标，秉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教育发展观，以传播和保护中华遗产为切入点和目标，把文化遗产的理论知识与文化教育活动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里面，并且把文化遗产教育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及建设和谐社会结合在一起，让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理论改变过去“润物细无声”的静置，走到公众面前，还要与公众展开多元互动式“对话”，从而推动科学、完整、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成与落实。一方面，让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进入到中小学的课堂，成为普及教育的规定动作。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可以将优秀文化遗产列入到教材之中，尤其是本地区的优秀文化遗产加入到日常教育内容和活动中。可以在语文、常识、地理、历史等课中引入文化遗产知识和保护理论;还可以开设必修课或是选修课，专门学习文化遗产知识和保护理论;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组织学生进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的体验式教学活动。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可以将文化遗产列入教学计划，对大学生进行文化遗产教育。让更多大学生主动地走出校门和家庭，融入到对文化遗产知识的求索和体验的活动中，实现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目的。高校可以依照本地区实际状况将本地文化遗产设计成课程内容，开设知识普及、理论教育的公选课、选修课或实践课;将国内或国外的文化遗产设计成鉴赏课程;也可在校内建立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宗旨的各类学生社团，开展和参与文化遗产教育和保护活动。杨颉慧：《论我国实施文化遗产教育的必要性与途径》，《人民论坛》2015年第17期。由考古机构和教师组织，以学生自主活动、观察学习和体验学习为基本方式，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为基础，让大学生可以真切感受本区域、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进而产生民族自豪感;通过对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价值的学习，学生可以认识到文化是多样化的，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终身教育体系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一生的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把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事业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和完成的事业，不仅仅要在学校开展文化遗产教育，还要面向社会开展文化遗产教育，提升全民族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和文化遗产素养，自觉自为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第四，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将承载着价值的相关行为和信息通过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推动文化遗产再增值。在社会与话语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所隐含的价值与意义需要新的沟通方式来释放。传统的阐释和传播方式不能很好地展现和传递文化遗产的价值，必须寻求新的表达机制和传播方式。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传播者应充分利用多种媒介传播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开展：首先，传播时要抓住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和内容精髓，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并且要针对公众的特点，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和认同，把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行为提升为自觉的意识和行为，使公众由自为的参与主体转变成自觉的参与主体。其次，价值传播和创新必须共行。一方面，文化遗产的价值要做到流传千古，在传播过程中必须尊重历史、客观真实，把握好文化遗产的客观性和传播的主观性之间的冲突，保护文化遗产的丰厚文化底蕴不在信息的洪流中受到冲刷。另一方面，也要不断结合时代背景，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需要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最后，正如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要讲好中国故事一样，我们应该针对公众的特点，在互联网+时代，利用多元互动的传播方式和生动有趣的传播内容来讲好文化遗产价值，静置的遗存和尘封的历史需要采用更为生动鲜活的方式进行阐释和传播，提升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公众产生联想、价值认同和价值共鸣。

结语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是文化进步的程度。”段清波：《秦始皇陵所见帝国文明宇宙观》，《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思想史，当我们重返文化遗产遗址时，看到的不仅仅是古人留下的遗物、痕迹，更是古人留下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是人类文明的记录与再现。2016年3月4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文物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統文化的历史根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2016年3月4日。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传承是本质，认同是核心，感动是目标，而交流与传播是途径。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以价值为沟通对话的平台基础来联结文化遗产和人类，可以唤起公众的尊重、感动和共鸣，破译、解码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而文化遗产价值的认同、传承与传播，将会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我们全民族信心十足的共襄盛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的演讲》，新华社，2014年3月27日。

作者单位：高小燕，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清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