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 付华军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  生态学  生态位  生命周期  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9）07-0025-07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进一步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的整体制度安排，就全面提升产教协同育人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目前，应用型本科已进入“产教融合为突破、质量提升为根本”的内涵式发展新阶段，在此背景下，聚焦以协同育人能力为核心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进而型塑不同于学术型和职业型教育的应用型本科新生态模式，成为亟待破解的发展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199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首次正式界定“人才培养模式”，并提出深化相关改革。以此为标志，经过20多年的探索，CNKI中库存的相关主题文献现已高达5.5万多篇，涉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文献也有5400多篇。但时至今日，人才供需“两张皮”问题仍是困扰高校人才培养的症结所在，校企合作的系统性政策供给还不到位，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尚未形成。面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新工业革命，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探索和新形态供给尚显不足。

（一）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集合性概念，但探索还处于前科学阶段

大学是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的教育生态系统，“人才培养模式”是这一系统中最核心的要素。截至目前，我国学者对“人才培养模式”做过很多种界定，但一般认为，它是“按照什么样子”、为实现特定培养目标而对人才培养过程的制度设计与操作样式，是认知与实践、结构与建构的集合体，主要由目的性要素（培养理念与目标等）、制度性要素（培养方案与制度等）、操作性要素（培养过程与方式等）有机组成。在国外，多表述为“教育模式”;在我国，这一概念是一个具有集合性、多样性、生态性与可仿效性的特定概念。学术界最早由文育林1983年提出，官方正式表述则见于前述1998年的教育部文件。几十年来，相关实践探索成果不少，理论研究则相对贫乏，基于生态学等理论视角来研究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果更是寥寥，代表性的有杨同毅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生态学解析》、谢凌凌的《新建本科院校“生态位战略”的构建、运行与评价》、张婷婷的《教育生态学视角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实证研究》等，但总体处于经验性探索的前科学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体系。

（二）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多样性的生态，但个性化探索尚不成熟

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的高校，基于培养目标的差异化定位，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核心，主要从目标（为什么培养）、制度（应怎样培养）、过程（怎么样培养）三个层面，推进全方位、全要素、系统性教育教学改革，呈现出目标模式（如通才型模式、专才型模式、复合型模式等）、制度模式（如“双元制”模式、“三明治”模式、产教合作模式、分流制模式、主辅双修制模式、贯通式模式等）、过程模式（如CDIO模式、行动过程模式、三三制模式、3+1/3+2分段式模式等）等多样化生态。但是，基于应用型高校定位和学生发展需求，建构个性化的培养模式尚不成熟。相关研究兴盛于2007年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教育部重点资助一批高等院校开展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南京大学的“三三制模式”、华中师范大学的“博雅计划”等。王晓辉的博士论文《一流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多元智能、个性发展理论等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个性化培养模式的理论框架;邵波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应用型本科教育研究》则基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特征及其个性化培养模式进行了理性阐释。

（三）人才培养模式须契合现代化发展，但前瞻性研究相对滞后

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高度契合社会需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定概念。我国高等教育正加速迈进普及化发展阶段，但人才培养理念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极不适应。2017年，我国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时间节点，开始编制“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2035行动计划”，以期到2035年整体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多样化、供给多元化和辦学协同化，全面建成与普及化阶段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2018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号）出台，提出“应用型本科高校要把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作为评价大学的首要指标;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必须抓住协同育人能力这个核心，加大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改革和创新。目前，应用型本科已进入改革攻坚关键期，关键指向是促进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化，核心要义是聚焦人才培养模式转型，重塑学为中心、智慧教育新形态，根本路径是建立产教融合育人体系，健全协同育人长效机制，根本目的是培养更能对接社会需求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但是，目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系统性变革尚处于起步阶段，前瞻性研究亟待跟进。

（四）人才培养模式须走出同质化误区，但新生态格局尚未形成

人才培养走出同质化误区，首要任务是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生态位。人才培养生态位是指，在特定社会环境和高等教育群落中，以自有资源禀赋为条件，形成相对有利的人才培养空间与比较优势，表现为差异化（生态位错位）、集群化（生态位泛化）、特色化（生态位特化）、品牌化（生态位维护）等特征。生态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物种的趋异性进化。应用型本科作为不同于学术型和职业型高等教育的教育类型，必须走出“同质化”发展困境，确立人才培养的独特“生态位”，并不断实现生态位的跃迁，探寻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新生态模式。一是坚持合规律原则，人才培养必须达到本科层次人才培养基本规格;二是坚持差异性原则，人才培养必须具有应用型本科个性特质;三是坚持多元化原则，人才培养必须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和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凸显不同于学术型和职业型教育的新生态模式。但是，目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生态格局尚未形成。

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生态学意蕴

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2017〕3号）出台，提出“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这是我国首次从教育分类体系和制度设计层面，正式确立“应用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的独特类型与合理“生态位”。

“生态位”属生态学理论范畴，是指物种在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独特功能地位及其关系，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翰逊于1910年提出;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克雷明用生态学方法来研究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形成了“教育生态学”。着眼生态位视域，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如图1所示，外部环境（机会与挑战）与内部能力（优势与劣势）构成大学生态位变化的基本维度，大学通常会基于自有禀赋和生命周期的演变规律，选择趋异性生态位战略及相应的发展模式，在与外部环境的物质与能量交换中，不断提升自我生存力、发展力、竞争力和创新力。

（一）生态位错位：生成期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差异化模式

生成期的应用型本科，处于生态位转型探索阶段。面临内部劣势（W）和外部威胁（T）双向叠压，这类学校整体实力偏弱，财政投入不足，资源利用有限，生存空间狭窄，最大动力来自突破传统大学生态圈，寻求错位发展空间，主要症结是难以跳出传统学科化培养模式。这一时期的迫切任务主要有二：一是认清自我，基于生态位错位原理，设计学校使命与愿景，根据“地方性、应用型、教学型”等基本定位，找准人才培养定位，强化通专融合，遵循“基础扎实、口径适中、强化应用、突出个性”原则，实施基于通识教育的应用型专业教育;二是认清面向，在“立地”上下足功夫，坚定服务导向，调整优化结构，通过“产业对接”升级传统专业，建立“产业链主导→专业链对接←学科链支撑”产学研贯通机制，形成产教融合、错位竞争、特色分明的应用型学科专业集群，进而培育差异化的应用型培养模式。

（二）生态位泛化：成长期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集群化模式

成长期的应用型本科，大多处于生态位转型升级阶段。学校内部劣势（W）与外部机会（O）并存，办学条件日益改善，学科专业布局大体形成，治理水平相应提高，但仍面临“缺人才、缺经费、缺资源”三大瓶颈，“依附—边缘”处境尤显突出，人才竞争短板明显，资源获取能力有限，路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容易陷入同位重叠竞争的胶着境地。这一时期的迫切任务主要有二：一是认清方向，提升站位，树立集群化经营理念，主动进行生态位泛化，即坚定应用型办学方向，坚守战略定力，把握服务面向，寻求集群化发展，积极拓展可用资源增量，坚持对接需求谋发展，对接行业创特色，对接服务上水平，促进人才培养理念更新、体系重构、模式创新、高质量发展;二是认清路径，搭好平台，实施生态位共生战略，即搭建产教实质融合平台，创新集群共生、协同育人模式，促进优质资源和核心能力的互补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要素匹配和模式升级能力，努力探索新型应用型大学协同育人之路。

（三）生态位特化：成熟期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特色化模式

历经几十年发展，应用型本科步入成熟期，走向生态位特化阶段，即新型大学建设成型阶段。环顾左右，内部优势（S）与外部机会（O）耦合，学科专业特色逐步形成，培养模式基本成熟并保持稳定，质量文化底蕴变得厚实，学校经营能力与治理水平有了较大提升，逐步占据高等教育更加有利的生态位。但是，千帆竞发，水涨船高，同类院校竞争优势丝毫不减，资源获取能力同步提升。这一时期的迫切任务主要有二：一是认清导向，创新机制，以产教深度融合为重点，在“特色”上下足功夫，促进“平台与学院”整合，形成以行业学院为主体、适应新经济发展的产科教协同育人平台新模式，打造省校共建+校地合作+国际合作大平台，开创合作共建大格局，促进产教融合机制走向成熟;二是认准重点，创建一流，以专业认证和智慧教育为抓手，在“内涵”上下足功夫，加強教育与产业对接、信息与教育融合，促进“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专业认证模式示范性建设，创建智慧教育新生态模式，凝练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特色化模式，全力打造新型大学核心竞争优势。

（四）生态位维护：蜕变期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品牌化模式

随着生命周期步入蜕变期，应用型本科走向内部优势（S）与外部威胁（T）并存的生态位维护阶段，知识产出能力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开始凸显，新老人才梯队显现断层，学科交叉融合难以跟进，组织权变能力出现退化，优质稀缺资源渐趋流失等，都会使学校面临蜕变期的巨大挑战，迫切需要学校全力打造品牌化模式，主动调整组织结构，重组资源与创新要素，在巩固原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学校特色专长或核心竞争力，提高学校生态位的创新力，实现自身发展新的突破。这一时期的迫切任务主要有二：一是洞察环境，扬长补短，有效把握环境变化走向，注重吸收外部环境新的资源因子，进而化解负面影响阻力，凭借人才培养特色或学科专业专长来获取协同发展优势，在“资源优化”中拓展生态发展空间，夯实可持续竞争力和发展力;二是综合施策，激发活力，注重学校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耦合，实施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创优发展战略，在巩固生态位中全方位提升“产业—科技—人才”一体化创新发展力，并在“资源增值”中彰显学校“最优生态位”的品牌价值。

从生态位视域来审视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能力建设，其实质是从大学生态系统及其生命周期的整体性出发，确立人才培养在学校生命周期中的生态位，通过不断促进环境优化与资源增值，实现学校生态位的跃迁，并最终促进人的发展，这无疑为我们建构应用型人才培养新生态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支撑，使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能力建设更贴近其本质意义——人的生命成长的内在价值与学校生态化发展价值的同步提升。

三、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新生态建构

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形成与发展既是一个理性认知过程，更是一个不断深化实践探索、促进新旧模式转换的建构过程。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交织着理性逻辑与实践逻辑两种力量：一是如上所述，应遵从高校生命周期特定阶段的生态位更迭原理，选择趋异性生態位战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完成人才培养模式科学性建构使命;二是遵从特定类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生态位演化的内在逻辑，从核心理念、制度设计、实施过程等方面，形成人才培养模式新生态体系，完成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性建构使命（见图2）。就应用型本科而言，最终使命是为建立不同于学术型和职业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新生态模式，提供可复制或可借鉴的实践范式。为此，需要把握好如下三个重点领域问题：

（一）新生态理念：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观念的生态化

在人才培养模式的三大要素中（目的性要素、制度性要素、操作性要素），人才培养理念属目的性要素范畴，是学校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居于模式建构的先导地位，对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制导作用。生态位视域中的高校人才培养理念，更加注重对学校生态环境、战略定位、发展使命的认识和把握，以尽可能在生态位错位竞争中去厘定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过程，实现人才培养价值。由培养理念到培养目标和过程实施，既是一个从生态发展需求到价值引导逐渐明晰化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设计体系转为实施体系的生态化达成过程。因此，人才培养理念是培养模式建构的根本出发点，不仅具有理论性品质，同时还具有实践性品格，这是人才培养理念生态化的应有之义。就实践性品格而言，应用型本科要完成人才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就应对接新时代科技与产业革命需求，走出传统培养模式过度学科化、专业化的误区，着重树立“四大核心理念”，即树立通专融合、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双创融合等多元融合教育观，需求导向的个性化培养模式观，学生中心、成果导向的专业认证质量观，“互联网+”智慧教育新生态人才培养观，进而引导和促进人才培养由传统模式向新生态模式的根本转型。下表通过与传统培养模式的分层比较，概要呈现了新生态培养理念制导下的新模式特点与发展走向。

（二）新生态设计：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生态化

培养模式设计是一个基于培养理念、优化培养过程和达成培养目标的系统化设计蓝图，完整的设计过程由目的性设计、制度性设计、操作性设计等要素组成。应用型本科培养模式设计，从价值取向看，应从学科中心设计转向学生中心设计，从学校教育转向与社会教育结合，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着眼社会需求和学习者需求，构建学为本位、成果导向的应用型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从培养目标看，应立足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体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应用性与学术性、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四个融合。从制度设计看，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主体，但同时不排除基于人才类型非本质扩展特征的多样化培养制度安排，搭建学术类、复合类、创业类等多种人才成长通道，为学生自由发展拓展更加合理的空间;同时，推进学分制改革和配套制度建设，实施双学位制、主辅修制和分级教学体系，扩展学生自主选择专业、选择课程和教师的权利，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从体系建构看，主要以课程建设为重心，健全通识教育基础平台课程、专业教育项目化主干课程、个性发展模块化拓展课程、智慧教育在线开放精品课程等应用型课程体系，构建需求导向的通专融合培养体系、以生为本的个性化培养体系、成果导向的质量认证体系、深度学习的智慧教育体系、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等应用型人才培养新生态体系。

（三）新生态模式：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过程的生态化

目前，大多数应用型本科尚处于转型升级的成长期，传统学科化单一模式依然统领天下，人才供需结构矛盾依旧突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尤其需要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强教育与科技、产业、社会的紧密联系，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改革，建立“产业行业链→学科专业链→人才培养链”环环相扣的新机制，促进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接、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对接、培养过程与实践过程对接，着力增强人才供需结构的耦合度，形成紧密对接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新生态模式。

一是针对供需脱节问题，建构成果导向的专业认证生态化模式。注重融入专业认证标准，加强课程模式、专业培养模式与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运行模式的有效融合，构建以“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为核心理念的专业认证体系，按照“反向设计—正向实施”原则，反向设计课程体系，正向组织教学活动，持续改进目标达成质量，促进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学科本位转向学生本位、静态课程转向境域课程、封闭模式转向开放融合，真正走出学术型主导的传统教育模式，培养更能对接社会需求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是针对同质培养问题，建构具有应用型教育特质的个性化模式。相对普适性培养而言，应用型个性化培养模式重在把握产教融合教育特质与新的质量内涵，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和多样化发展需求，主动靠前布局新工科专业，共建行业学院实体机制，校企共同制订培养方案，统筹自主培养与协同培养过程，不断完善协同育人个性化培养机制，对接需求重构课程体系，贴近职场优化培养过程，推进学业评价方式改革，健全学分银行认定制度，超前培养社会急需的多样化人才，促进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与新工科教育范式的有效融合，建立更具个性化的通专融合应用型培养模式，为学生适应社会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针对模式固化问题，建构“互联网+”智慧教育新生态模式。智慧教育是以培养学生智慧为目的、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新生态教育形态和教育模式，具有未來教育的泛在化、情境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等鲜明特征。智慧教育用互联网思维改造教育方式，用数字化技术再造教育流程，用智能化方式优化教育内容，重构人才培养新型生态链，提供优质灵活的新型个性化教育服务模式，促进学习者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个体学习为协作学习，变机械学习为智慧学习，变固化学习为泛在学习，最终提升学习者学习和生活智慧，实现学习者面向未来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目前，应用型本科重在重构智慧课程体系和新型培养模式。一是破解模式单一问题，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慧学习环境，深化线上线下学习融合（OTO），促进学科化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推进教学形态与学习方式根本性变革，使自主学习、交互学习、深度学习、项目化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成为常态;二是破解模式固化难题，面向未来社会“互联网+”融合发展需求，构建“互联网+产教融合”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互联网+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模式、“互联网+项目驱动+系统集成”双学位制培养模式等，探索“互联网+”跨界融合的复合型智能化人才培养路径，创立面向未来的多元化智慧教育新生态模式。

从生态位视角来审视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能力建设，就是要站在生命主体的立场，把人才培养过程看作大学生命周期生态位的整体性提升过程，不断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进人的内在发展价值与学校生态化发展价值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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