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唐代的陕北是指唐代历史上统治过的陕北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榆林、延安两市所辖区域，以及铜川的宜君县。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唐代时这里征战不断，故以陕北边塞为主要内容或背景的唐代陕北边塞诗便蔚为壮观。这些诗篇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大量运用极具地域色彩的意象、好用汉代典故、风格多样化。

关键词：唐代边塞诗 陕北 艺术特色

唐代的陕北是指唐代历史上统治过的陕北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榆林、延安两市所辖区域，以及铜川的宜君县。唐朝时这一区域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冲突融合的地方，也是唐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缓冲区”。陕北在唐代西北边塞独特的战略位置，使得这里征战不断，以陕北边塞风俗人情、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背景的唐代陕北边塞诗便蔚为壮观。纵观这些诗篇，呈现出以下艺术特色。

一.大量运用极具地域色彩的意象

唐代陕北边塞诗多是从军或游宦至此的外地诗人所作，诗人们惊异于这里不同于中原地带的边塞关隘、人文景观和山水自然，于是具有浓烈地域色彩的意象就成为了他们表情达意的常用意象。

1.榆塞

五亿年前的陕北气候湿润、水草丰美，后来随着地壳运动，三百万年前陕北高原基本形成。近代地壳上升，以及长期的水土流失，才使得陕北形成了梁、峁、沟、塬等多种地形。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派蒙恬率兵驻守上郡，北击匈奴。《汉书·韩安国传》载：“后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於河。”[1]榆塞也称榆林塞、榆溪塞、榆关，是陕北地区重要的战略要塞之一，后来人们也借榆塞泛指边塞、边关。唐代陕北边塞诗中或借榆塞凄清的气氛传递征人的边愁乡思：“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李益《听晓角》）、“春风昨夜到榆关，故国烟花想已残”（卢汝弼《答李秀才边庭四时怨》）、“芦洲宿处依沙岸，榆塞飞时度晚云”（卢汝弼《闻雁》）；或用榆塞恶劣的环境暗示战争的残酷：“系从榆塞迥，高点雁山晴”（杨凭《边塞行》）、“将军独乘铁聰马，榆溪战中金仆姑”（杜牧《哭赵纵》）、“晚出榆关逐征北，惊沙飞迸冲貂袍”（温庭筠《塞寒行》）。

2.芦子关

诗中也经常写到陕北的另一锁钥咽喉——芦子关。芦子关位于靖边县天賜湾乡池河村与安塞县接壤处，四围山高坡陡，东西两崖状如门户，狭谷形似葫芦，故称芦子关。杜甫在《塞芦子》中写道：“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指出了守住芦子关对扼制安史乱兵南进的重要性。李昌符的《边行书事》：“莽苍芦关北，孤城帐幕多。”描绘了芦子关边塞要地的雄险英姿。

3.黄帝陵

约五千年前，以黄帝为首的陕北一带的部落联盟统一了中原，从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础，后人尊称其为“人文初祖”。《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黄帝崩，葬桥山。”[2]由此可以看出，陕北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陕北延安市黄陵县桥山上有轩辕黄帝衣冠冢，唐代诗人舒元舆有凭吊之作《桥山怀古》：“轩辕厌代千万秋，渌波浩荡东南流。今来古往无不死，独有天地长悠悠……”描写了他经过此地的所见所闻所感，表达了对黄帝与日月同辉的不朽功业的歌颂。

4.清凉山

延安又名“肤施”，据说与“割肤施鹰”的传说有关。唐代时肤施县是延安州府的驻地县，其辖区相当于今天的延安市主城区，直到1936年才改为延安县。因历史上的延安主城区长达一千三百多年被称为肤施，故民间习惯将延安县叫肤施县。延安市区有清凉山，相传印度尸毗王圣僧在此地修行，曾割取自己肌肤之肉施舍喂救饿病老鹰，钱起作有《题延州圣僧穴》：“定力无涯不可称，未知何代坐禅僧。……昔日舍身缘救鸽，今时出见有飞鹰。”便敷衍了这一故事，体现了延安自古以来极富奉献精神的品格。

5.沙

长期的过度耕恳和战争的破坏使得陕北在唐代时就气候干旱、黄沙漫天，于是在唐代陕北边塞诗中经常出现“沙”意象。如“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冥冥，半没胡儿磨剑石。”（李益《从军夜次六胡州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沙寒无宿雁，虏近少闲兵。”（姚合《送李侍御过夏州》）“红颜岁岁老金微，沙碛年年卧铁衣。”（王烈《塞上曲》）严寒阴森的天气里，狂风肆意的卷着沙砾，更显一种悲烈的战争气氛。

另外如陕北最大的河流——漂流不定的无定河，以及陕北重要的植物——耐旱的白草，也常常出现在唐代陕北边塞诗中。榆塞、芦子关、黄沙、白草、无定河等意象在诗中的使用，体现了陕北独特的风光与历史，展现了陕北浓厚的地域文化。

二.好用汉代典故

唐代陕北边塞诗中喜用汉代典故，一方面，有史实显得厚重，另一方面，以典故来述志显得含蓄蕴藉。这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汉唐两代都定都长安，疆域也大致相同，在北方都有强敌——汉代是匈奴，唐代是突厥。所不同的是较之汉代，唐代的边疆形势更为严峻，还受到日益崛起的吐蕃的威胁。时代相近、疆域相似而边塞问题更为复杂的客观现实触发着唐代诗人的汉代情结。诗人们追忆汉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诸如与士兵同甘共苦的李广、英勇善战的卫青、“匈奴不死，无以为家”的霍去病、马革裹尸的马援、投笔从戎的班超、刻石纪功的窦宪等等。唐代陕北边塞诗中涉及汉代典故的诗句如：“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高适《送浑将军出塞》）、“边城贵者李将军，战鼓遥凝天上闻”（卢纶《送饯从叔辞丰州幕归嵩阳旧居》）、“人知窦车骑，计日勒铭还”（皇甫冉《送节度赴朔方》）、“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李益《塞下曲二首》其一）、“近喜扶阳系戎相，从来卫霍笑长缨”（杨凝《送客往鄜州》）、“故史来辞辛属国，精兵愿逐李轻车”（刘禹锡《送浑大夫赴丰州》）、“李陵一战无归日，望断胡天哭塞尘”（裴羽仙《边将二首》其一）。

诗人们在对汉代历史人物的怀念和追慕中暗示了对当时边将的不满，畅想着在唐代能出现更多的汉代名将式的英雄人物。在抒发思古幽情的同时，也可见国家的命运、边塞的安危在诗人们心中的分量，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呼唤英雄的理想色彩都给人以鼓舞，呈现出昂扬豪迈的精神风貌。

三.多样化的风格

“社会的发展与文学的变化息息相关，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引起文学内容的变化与风格的转型。”[3]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影响到了唐代诗歌的发展风貌。唐代陕北边塞诗在安史之乱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的风格特点：安史之乱前诗多雄壮豪放、格调高昂；安史之乱后诗多凄凉感伤、格调低沉。

安史之乱前，受盛唐时代精神和诗歌整体风貌的感召，唐代陕北边塞诗大多情感慷慨雄壮，格调昂扬壮大。或寄托安边定远的豪情壮志，“方销塞北祲，还靖漠南尘”（李峤《奉和送朔方军大总管张仁愿》）；或描写边关作战的激烈场面，“鼓角雄师野，龙蛇入战场。流膏润沙漠，浅血染锋芒”（李隆基《平胡》）；或赞颂不畏艰难、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动作一年行”（高适《送浑将军出塞》）。

安史之乱后，盛世气象不再，破碎的山河、流离的百姓无不成为诗人们创作的全新着眼点，诗歌中那种浑厚沉雄的英风豪气减弱了，风格也变得衰飒低沉。明·胡应麟《诗薮·内编》云：“神情未远，气骨顿衰”。[4]杜甫《羌村三首》（其三）中：“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借父老之口说明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男丁尽被征发，田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北征》中“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直接描写了战争造成的百姓和士卒伤亡惨重的情形。郎士元《塞下曲》中有“白草山头日初没，黄沙戍下悲笳发。萧条夜静边风吹，独倚营门望秋月”，荒凉的景和哀怨的胡笳曲流溢出凄婉的情调。李益《从军北征》：“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则抒写了戍边将士思归的心声，惆怅悲凄。

唐代陕北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研究陕北地域文化和文学的重要切入点。大量极具地域性色彩的意象的运用，丰富的汉代典故的使用，以及安史之乱影响下形成的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都是唐代陕北边塞诗之所以具有独特艺术感染力的原因所在。

參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韩安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40.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8.

[3]李雄慧.唐代陕北地区诗歌研究[D].安徽大学文学院，2013：59.

[4]（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50.

基金项目：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2017年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唐代陕北边塞诗研究》（项目编号：17JK0851）的研究成果。

（作者介绍：王小艳，延安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